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试论王船山对传统道器观的价值开新

无其道则无其器,据器而道存、器道相须不离的道器关系三层次,是船山在物兼道器与一体两面的前提之下的道器关系。船山实现了对传统道器关系阐释的价值开新。     

中体西用：功利主义与中国近代道器观

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影响并支配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不仅找到了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相互融汇的突破口.而且在这交流融汇的过程中,既冲破了传统夷夏现的围栏,也突破了传统道义论的束缚,使中国近代道器观具有了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中国哲学之"道"的内在诠释理路

哲学既是哲学史,也是诠释史.与"外在诠释"的理路不同,在对"道"的"内在诠释"中完成对"道"的思想内涵的无限追寻和对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不断提升,既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路,也是以"道"为本原、本体和境界的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内在诠释"理路,而本原、本体和境界之"道"本身所具有的无限性、流动性和生成性构成了"内在诠释"之所以可能的前提和条件.     

是玄文化还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论战双方的一个共同点被众多的研究者忽略了,这就是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可以代表中华文化.笔者认为,正如一个"科"字不能代表西方文化一样,一个"玄"字无论如何也代表不了完整的中华文化.道生万物,道玄物不玄.形上之道对应形下之器,道玄器不玄.玄妙之道,一是体现万物之中,二是体现在道器转化之中.在天地起源问题,中华先贤没有造神,而是创建了一个阴阳之道.在如何生活问题上,中华先贤没有依赖神的恩赐,而是用发明创造先进的器具来创造幸福.在中华民族开端之处,贤屯哲们的丰功伟绩大都体现在他们创造的器具之中.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器具之"器"可以与"道"字相并列,从源头上说,中华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先进的文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应该是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遗憾的是,科玄论战的双方均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正如大树不能没有根一样,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为了中华民族的重新辉煌,对中华文化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范式转换视野下的道器之辨

从程朱理学到明清之际的王船山,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道器之辨实现了一次范式转换,即从程朱理学本体论范式下的"道体器用"说转换为明清之际王船山生存论范式下的"治器显道"说,而生存论范式开启了不同于伦文主义的人文主义新视野.     

“易之器”论纲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周易》之中,道器并列对应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道与器在元文化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道为宇宙与人生发生与演化的道理,“尚象制器”为发明创造的哲理。《周易》在理论上把“尚象制器”列为“圣人四道”之一,要求圣人必须有所发明创造;在认识评价上,“尚象制器”的功劳可以与天地日月相并列;在实际生活中,把圣人“尚象制器”的业绩看做是头等大事。但是,秦汉以后,器在理论与实际中均失去了与道相对应的同等地位,最终造成了中华民族的两种状态:一、发明创造长期领先于世界;二、被西方的发明创造所击败。     

王船山“尽器贯道”的实践哲学取向

王船山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化且没有人的理解与实践参与的物性,物性一定是在人的合用性指引中向人显现。'道'乃人应事接物之道,不能等同为'理'或自然物性。'器'是在人的世界中向人显现的物,随着人生存方式的变化,才有相应之器被纳入人的视域,由此而有当然之则与器之道。天之道必待人而成之,此之谓'尽器',人接事应物合宜,道器方能会通于至诚而极尽其变化。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原器

人类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器的世界。器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而发明与制作了各种器,作为"形而下之物"的器受现象界的因果律与必然律的支配,此谓之器性;但另一方面,人类发明与制作器不仅仅为了满足物质性生存的需要,而且试图体现其超越动物式存活与工具式生存的超越本性,此即所谓"制器尚其象"。从这种意义上说,器其实是道的开显与解蔽方式。真正的制器过程应当"技进于道",即通过制器来实现自然的合目的性与自然律的合一以及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然的客观规定性的统一。     

事功学派的道器之辨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在宋代学术语境中,与道相对应的概念有器、气、理、心等,理学家大都将道与理、器与气视为一回事,不能离道言器。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南宋事功学派也主张道器相即不离,不过他们并不赞成朱熹所谓器赖道以存的观点,而是将道寓于有形事物之间,力图消解理学形上之"道"的神秘性。在道与人的关系上,认为道既不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也不违背人的合理情感和欲望,提出了缘物求道、以人行道的践行途径,从而为其变革现实社会的诉求奠定了理论基础。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上)

船山关于"气"与"太极"、"诚"关系的论述,往往涉及"道"与"器"、"理"与"气"等关系问题.由于船山在语言文字表述中存在着诸如"盈天地之间皆器",或"盈两间皆道也"等命题,需要加以梳理,以明船山哲学逻辑结构.     

争于庙堂的道器与中西——同治五、六年间的天文算学馆之争

同治五、六年间,朝廷同意总理衙门的奏议,在同文馆设立天文算学馆,令科甲正途学习西方天文算学。此议受到许多士人反对,但这不仅是士大夫中“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派”别之争,更是朝廷凭借自身权力改革登进之途、以求使士人接受“西器”而引起的冲突。士人抵制朝廷旨意的现象,反映的不仅是近代“西”对“中”的冲击,也是“器”对“道”的挑战。所谓西潮的冲击,除了需要从中西的维度进行理解外,道器的维度同样不可忽视。     

道与器的曲折历程

先进有先进的道理 ,落后有落后的道理。一种原因 ,不可能会造就出先进与落后两种状态。同理 ,一种文化也不会造就出辉煌与挨打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研究中华民族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 ,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 :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包含了两方面的道理 :一、形而上的道理 ;二、形而下的道理。形而上的道理集中在一个道字上 ,形而下的道理集中在一个器字上。道囊括了“宇宙人生”的哲理 ,器囊括了发明创造的哲理。道用来指导理性地做人———理性地认识外部世界 ,理性地认识人类自身 ,理性地认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 ;器用来指导智慧地做事———智慧地研究理论、智慧地发展生产与智慧地发明创造。一个器字 ,失传了 ;一个道字 ,变质了。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应该是中华民族后期落后的真正原因。为了民族的复兴 ,一应该认清变质的文化 ,二应该找回真正的中华文化 ,这是文化研究者的基本责任。     

《老子》《周易》"道""器"观管窥

《周易》、《老子》都是儒道文化的元典,二书有关“道”、“器”关系的论析更是儒道文化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易》、《老》二书都是将宇宙三分的:无形之道、有形之物、人为之器。它们一个对“器”是肯定的,一个对“器”是否定的;一个主张与自然并列,另外创造一个与自然同等辉煌的世界,一个主张向自然归依,实现与自然的兀然同化。     

孔子德论与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孔子的“德”直接来源于“道”。如果说在孔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人生的外在之理,那么,“德”就是人把握了外在之理以后所形成的内在之性,“行”则是把人的内在之性实现出来的路径。从外在之理(“道”),到内在之性(“德”、“仁”),再到内在之性的对象化(“行”),是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理路。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章学诚的"文衷于道"论——"六经皆史"与文道论的新变

章学诚提出"文衷于道"论,从"六经皆史"出发,强调从人事角度理解道义,揭示了道与众人的关系、道是渐形渐著的、道蕴含在"小史"中,可从即器明道、言公为道、随时撰述、道贵通方等四个方面加以把握.章学诚把道义历史化、众人化、现实化,更加贴近社会人生实际,指向了道义的现代理解.     

公民资格视域下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与逻辑

公民资格的法理确认是公民教育的现实基础.公民资格的理想践行是公民教育的内在诉求.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公民资格概念体系中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一国公民教育的重心必然要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本文在对近代以来中国公民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以公民资格中内外、权责、统分三种内在张力对我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现实予以分析,以期阐明近代以来中国公民教育的总体特征以及公民教育发展的逻辑理路,进而为明确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体系的价值定位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