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视野中环境的重新阐释——评析劳伦斯·布依尔的生态批评话语

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在美国正式确立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劳伦斯·布依尔是美国生态批评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布依尔的生态批评思考致力于探索文学文本中环境的想象与西方思想中自然的位置,并在生态批评视网中探讨环境的想象对文学研究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布依尔将环境文学批评与面临生态恶化危险的自然世界结合起来思考,尝试重新阐释文学文本中的自然与环境,并将其与当代生态文化构建相结合,希望这种生态批评构想能够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发挥一种有益的环境影响力.     

赵树理"问题小说"结构形态溯源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由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部分构成。现实世界是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想象世界则是为了解决问题,并突出主流意识形态预示的光明前景。现在探讨形成这种结构形态的根源,就成为一个新的话题。通过深入探讨深受史官叙述影响的讲史话本等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可以发现,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形态与中国古代讲史话本等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有着类似之处,共有的清官情结和道德关怀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形成了这种“现实——想象”的结构形态。     

《京报副刊》青年题材小说研究

考察文艺副刊对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作用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民国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有关青年题材的小说来历史地考察文化、文学生态相对于“五四”文化的延续性和异质性,尤其是借助于小说文本的细读来认识发展变化中的青年题材的创作倾向和思想新变。     

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中国视野

本文在考察近20多年来中国台湾、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对紧随美国批评动向的“台湾视角”和中国大陆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中国”情结进行了评析,指出要深入华裔美国文学研究,必须摒弃地域上的偏见和政治、文化上的歧见,以华裔族群的历史遭遇、心理积淀、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及文学想象等因素综合铸就的文学母题为切入口,以建构华裔美国文学的“文本联盟”,突破研究者内部的歧见和纷争,使华裔美国文学的界定和认同更加明晰化。     

“空间”视域下的晚清成都想象——以李劼人“大河”三部曲为考察对象

“文学中的城市”既是一种城市经验的记录，同时也是把城市作为一个文本来重构与想象。李劼人的“大河”三部曲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关于中国西南内陆城市成都的文学想象。在小说文本构建的晚清内陆都市空间“成都”，不仅生产出了新的城市地理、社会关系、空间权力与身份认同，而且“成都”作为地域空间、内陆城市文本等也与晚清中国的历史境遇、空间政治、民族国家想象等构成了复杂的对话关系，丰富了晚清中国的城市书写与城市想象。     

王立纯小说中的石油文化书写研究

通过研究王立纯的文学创作轨迹以及对其小说中石油文化的整理和剖析,发现石油文化对王立纯的文学创作具有质的影响。对王立纯文学创作中的石油文化因子进行文学阐释,进一步理解其作品的文化内涵,剖析石油文化对王立纯文学的滋养,以及揭示其作品背后深层的精神意蕴,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莫言小说世界的空间性价值

莫言在自己30多年的小说创作中,构筑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地理空间。在充满想象的话语叙事中,展示了特殊年代人生存的自然、社会和文化时空。小说描述了民间话语中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冲突中,莫言以历史文本的阐释者,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民族文化和自然生命之间的张力,从而建构起小说时空的辩证法。     

“牺牲”观念与近代救国思潮

19世纪末,借助翻译,“牺牲”的现代意义自日本传入中国。“牺牲”及其负载的文化内涵经过晚清知识分子的激活与再造,成为诠释和想象未来国家与社会的“元语言”。无限增殖的“牺牲”,预示着国家认同的出现,为救国提供了思想动力和评判依据,并影响到晚清小说对为国牺牲的言说。“牺牲”的外衣下纷繁的救国叙事,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的价值体系尚不完善,而且表明“为君王”规约的“牺牲”崩塌后,文学自身被开启了无限可能。立足跨国、跨文化的视野,追溯“牺牲”观念的源头,并深入分析其生成初期对晚清文学产生的影响,能为反思文学史的知识生产提供窗口,对国民文化建设亦具有重要意义。     

走向多元文化整合的当代美国华裔写作——以美国华裔作家李健孙小说《老虎尾巴》为例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华裔文学在题材、主题、体裁等方面都比以往的作品更为复杂多元。美国华裔作家开始超越族裔写作的界限,趋向更为普世性的思考。李健孙的小说《老虎尾巴》对康拉德《黑暗的心》的戏仿,其目的在于解构原作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并通过上校“拉布朗克”这一人物形象,揭示美国霸权主义行径。小说所表达的,即在不同文化及族群之间平等和谐的多元文化整合观念,正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主题叙述之一。     

哲理与文学——论卢梭《爱弥儿》中的小说书写策略

《爱弥儿》是法国启蒙哲人卢梭的代表性哲理作品,被誉为一部“教育小说”,它融合了理论论述与小说叙事两种书写策略,在文本中呈现出一种论述拖出叙事,叙事承载论述的动态互动模式。在此模式中,小说叙事始终服务于哲理的阐发与接受,实现了修辞意义上“劝说”的功能性运用。一方面,小说叙事通过演绎抽象的理论论述,用故事对理论观点进行论证。另一方面,小说叙事将文学想象与虚构内嵌在文本的整体性中,从整体上提升了哲理作品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并借此在读者接受上发挥优势。由此,通过分析《爱弥儿》中独特的小说叙事,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启蒙时代哲理与文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重估文学在启蒙中的重要价值提供一个新视角。     

向死而生：论王小波小说的生死观

王小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在主体建构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以对死亡景观和死刑想象独特的文学呈现、贯穿其间的爱欲与死欲的纠结、对死亡的凝视和深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等,建立起以主体建构为目标和目的的死亡叙事,“向死而生”的生死观成为其小说文本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支点。     

凝视“背影”——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

“父亲”形象在文化层面上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文化符码化的“父亲”转化为潜在想象 ,对文学中“父亲”的形象塑造产生影响 ;而文学塑造一方面突出、强化了关于“父亲”的文化想象 ,另一方面又不断将时代语境中的新文化因子注入“父亲”想象 ,衍生不同的意义元素。文学文本于此参与着文化符码的演化、积淀过程。启蒙语境下的创作为“老国愚民”式的父亲形象在原有的文化内涵上增添了“非现代”的、“反进化”的否定性元素 ;革命文学中“父”“子”形象的对应或“父子兵”的模式 ,同样具有特定的文化符码意味 ;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中对父亲形象或神圣化或颠覆、解构等 ,也无不映现着历史流动中文学塑造与文化想象的互动过程     

在游戏中追慕崇高——《离骚：挽歌》的互文性解读

美国著名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华人》是一个充分体现后现代小说叙述特征的文本,其中经典被复述与改写,原创与模仿被消解;事实与想象,现实与神话趋于融合;文学体裁与类别的界限被打破,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本文通过对《离骚：挽歌》这一章的互文性解读,联结文本与文本、文本与历史,重建文本的意义空间。     

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从“文化诗学”到“文学阐释学”——对一种本土化的文学研究路向之省思

中国的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次重大转型：从以作者、文本、审美为中心向以接受者、语境、文化为中心转移。在这次转型过程中,本土化了的“文化诗学”和“文学阐释学”起到了关键作用。“文化诗学”的核心是“文化”而非“审美”,旨在拓展文学研究的范围;“文学阐释学”的目标是文本所蕴含的社会政治、文化诸因素而不是文本本身结构与修辞,旨在追问“关于什么”和“为什么”。这两种文学研究方法有着相近的学理逻辑,都注重文化整体性关联,强调对话性;都是侧重于“意义建构”而非“发现真相”,都强调“生产性”;对科学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自觉抵制也是它们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各有各的旨趣所在,并不能等量齐观。     

西方文学评论中的原型批评

原型批评是西方文学评论中的一种形式,它盛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原型批评是通过对神话的分析和探根,凭借文学文本中的意象、细节描述、情节和人物类型对文学文本进行解读。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原型批评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它在文学批评领域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和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原型批评家弗莱借助人类学家弗雷泽和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提出了原型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文学文本的宏观分析之中。美国文学批评家费德莱尔进一步发展了原型批评理论,从七个层面探讨了成长小说的范式,为文学文本的微观探索提供了新视角。     

后现代语境下的“新小说”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传统的结果,也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呈现出一种反文化、反美学的倾向。真理、中心、崇高等等都如明日黄花,所有的终极价值都只能是文本世界中的“宏伟叙事”。法国新小说胎动于这样的精神氛围下,它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文学上一个旧的时代的终结。新小说的文本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标记,表现为深度模式削平、历史意识和主体性丧失,复制所导致的距离感消失。虽然新小说本身有许多值得质疑之处,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极富启发性的文学范式。     

城市、媒体与“异托邦”——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

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文学批评不再视空间为单一、抽象的背景,开始重视文本中的空间叙事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身份认同及权力关系.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的都市文化与现代性特点的文类,侦探小说从公认的开山鼻祖爱伦·坡那里,其空间属性便居于突出的地位.在细读“杜宾系列”、《人群中的人》《金甲虫》等文本的基础上,从亨利·列斐伏尔的“三重空间”理论出发,将其小说中的空间叙事置于景观空间、社会空间和个体空间的体系下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爱伦·坡的侦探小说由都市景观、大众媒体和异位想象共同构成,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构成小说的内在推进力;而在“三重空间”中的死亡、凶杀和逃离则深刻揭示工业社会下的身份焦虑,是美国19世纪上半叶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城市化导致社会矛盾加速过程的象征性再现.     

寻根小说:精英文化的巨型想象

伽达默尔所说的“传统”的主体生产性与参与性是如何在寻根小说中得到体现的 ?寻根小说的投向历史时间的“深度意识”与 2 0世纪 80年代知识分子执著于当下的文化启蒙情怀有何关联 ?等等 ,这些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本文通过对《棋王》、《爸爸爸》、《小鲍庄》等寻根小说的重读 ,发现了其理论与实践、宣言与文本、主观与客观之间的断裂 ,指出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巨型想象 ,扭曲了寻根小说的文化原生性 ,使得魏紫姚黄的地域、民族文化最后殊途同归 ,导致了寻根小说的模式化品格     

婚姻的裂变 自我的寻求——浅析《他们的眼睛望着上苍》中婚姻在珍妮成长中的作用

赫斯顿的《他们眼睛望着上苍》是一部被誉为黑人妇女文学经典、女性文学经典和20世纪美国文学经典的作品。文本中珍妮·克劳福德三次婚姻的裂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旨从女性成长小说的视角,诠释婚姻在珍妮成长中的作用,以揭示其超越时代的女性主义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