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颠倒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颠倒。黑格尔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中,通过"理性优先原则"确立了"国家的概念",亦即"国家的本质",形成了黑格尔特有的理性主义"国家观"。而这种理性优先原则的国家观因为对现实私有制国家制度的"承认",因而不能直接达到对现实国家制度的批判。马克思则在继承黑格尔的"反思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目的论"思维方式。马克思确立了"生产关系目的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理性优先原则国家观的颠倒。     

论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修正

芝加哥法经济理性观与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理论的逻辑起点——理性上持有共同的立场。芝加哥法经济学推崇完全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对法律规则下行为人的行为选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分析。但是，芝加哥法经济学理性观并非是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复制品”。芝加哥法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性观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身的理性观进行了修正，即在坚持工具理性的基础上，修改理性人假设的完全理性下的一些不适合现实的辅助性前提假定，以期增强其理论对法律规则下行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马克思晚年探索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转换和统一机制

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一直是个争议较大的问题,理论本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都需要对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马克思早、中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思考主要源于理性的思维范式,主要体现为向历史和社会的进步倾斜,这种理解虽然是正确的,但也留下了理性与人的价值何以相悖的问题。马克思晚年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把对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与人的价值结合起来,既重视社会发展给人带来的长远利益,也重视人的眼前境遇,实现了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双赢,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转换和统一。     

论马克思法学思想的三重维度

马克思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事实,写成了很多政治经济学著作,里面有很多法学思想,体现了马克思法学研究的专业性,并从理论形态、现实实践、伦理价值等维度考察了法律。在理论形态上,马克思认为,法律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是物质生产在国家意志层面的体现,是法律体系和法权关系的有机理论系统;在现实实践上,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经济,揭示了资本主义法律与商品经济的关联,认为资本主义法律只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不能真正为人民群众服务;在伦理价值上,马克思认为,法律中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都是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法律倡导的价值具有不完全性,号召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消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及法律,以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律。     

试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

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的东方社会未能走上现代化道路，其关键原因就是缺乏一种西方社会独有的理性精神，这一论断无疑具有历史独断论色彩，但他从社会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实在的关联入手研究东方社会传统文化的研究方式在学界产生深远影响。沿着韦伯思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观基础时，不难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生成都与中国传统的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的历史变迁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多元法律理性观与社会理性观曾是中华法系产生与兴盛的精神内核。但其向一元化和非理性的转变也成为阻滞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走向现代的根本障碍。因此，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利于法律发展的理性内容，对于现今 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主体的价值向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场逻辑释义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内涵丰富的人民主体思想。马克思以人民现实的社会生活为立足点,积极扬弃理性国家观的抽象虚幻色彩,尝试跃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囹圄,走近面向人民的唯物主义立场。在厘定与辩证黑格尔国家学说过程中,马克思把人民主体的价值向度内化为具有批判和超越特质的逻辑引线,将人民主体的思想意蕴具体地融入其对黑格尔国家制度、国家行政与国家立法的话语解构与重新建构之中。首先,马克思通过追问国家制度本质,得出国家制度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并推崇民主制;其次,马克思揭露官僚政治的伪善面相,认识到国家行政"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全体人民";再次,马克思复归国家立法的价值旨归,主张立法权应"代表人民,代表类意志"。虽然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对人民主体问题的思考存在客观阈限,但这并未阻滞马克思思想实现进一步跃迁,反而为他接下来《德法年鉴》时期思想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及其启示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动理论为根基,阐发了独特的交往理性法律观。其主旨是以主体-主体结构为基础的交往理性取代以主体-客体结构为基础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法律观认为,交往理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决定着法律规范的合法有效性;陷于窘境的“自由主义范式”和“福利国家范式”应由“程序主义范式”来取代;法律是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中介,也是交往权力转换为行政管理权力的中介。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法律理性观实现了对西方传统法律理性观的某种超越和变革,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马克思宗教观演变的逻辑轨迹

马克思的宗教观先后经历了三次演变,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异化观、意识形态观和文化观.异化观体现了马克思的现实性思考,意识形态观体现了马克思的结构性思考,而文化观则体现了马克思的历史性思考.三个维度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彰显出马克思在宗教观上的思维逻辑进程.从异化观到意识形态观,再到文化观的演变,不仅反映了马克思对宗教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而且也在不断趋于理性.把握马克思宗教观的演变过程和逻辑轨迹,有助于我们以更加积极理性的态度来审视和推动当代中国宗教事业的发展.     

改变世界的哲学现实观

对马克思而言,对现实的思考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现实观是对黑格尔现实观的继承和超越。黑格尔现实观的核心之点在于理性与现实的和解,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逻辑。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从而打碎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把现实从绝对精神的阴影王国中拯救出来,凸显了独立于思维的现实。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是历史性和开放性的过程性存在。马克思吸收并改造了黑格尔的"圆圈式论证方式"来把握现实。马克思现实观的最终旨趣不是解释现实,而是改变现实。改变现实的路径不是诉诸理论批判,而是现实革命。     

康德关于自由论题的理路及其现实困境

康德撇开基督教以启示方式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所作的思考路径,指出了幸福论法则在自由问题上所必然导致的自我困境,因而完全从理性存在者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意志出发,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哲学革命完成了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系统理性建构。由于康德把自由理解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完全凭借自身的理性,自身为自身颁布"定言命令"这一普遍法则并将之表象化为实际行动,最终却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而呈现出在该问题思考上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因而仅仅诉诸康德的纯粹形式法则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市民社会与马克思早期理性批判思想研究

青年马克思在寻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钥匙之前,经历了一个思想上的探索时期。延续先前对理性的思考,马克思逐渐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深入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找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形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一个鲜明发展脉络。     

论哲学形上学的"理性"

本文批评了哲学界对作为哲学形上学概念的"理性"理解的偏失,对理性与知性、理性与理智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理性不仅是人对宇宙总体存在的认知,而且是人的实践的意志和审美情感在哲学形上学中的对象化;理性本质上是人类的自我意识,是人类生活和实践的合理性依据在哲学形上学上的投射,哲学家如何理解人,如何处理社会规范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他如何理解理性.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要求,现代理性以人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因而必须以马克思的理性自由主义取代黑格尔的理性专制主义,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的实践理性及其和谐维度

作为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继承人,马克思是多种意义上的理性主义者,而其超越前人之处在于他的实践理性主义。马克思的实践理性实现了哲学史上理性观和实践观的双重革命,和谐是马克思实践理性本有的内在维度。对马克思来说,劳动合理性或劳动解放是实践理性以及实现自身和谐维度的基质和根本路径。     

论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以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为视角的分析

分析和研究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而理性观的引入,是认知转型期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关系的重要方法和视角.通过比较考察可以发现,理论理性的法治观倾向法律万能,进而排斥和否定其他社会规范存在的意义及功能;实践理性的法治观则承认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在性质上的一致,不同之处仅在于法律比其他社会规范在保障确定性和可预期性方面效果更强,并认为法律只是其他社会规范不足的弥补而不是替代,且法治的进步依赖于其他社会规范尤其是社会道德的完善和进步.立足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视角,对于我们认知和理解现代化进程中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形态具有事半功倍效果.     

经济理性与法律效率——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是经济学逻辑向法律领域的延伸.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法律效率观"这个核心的价值尺度,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本文就此相关问题展开论述.     

经济学意识形态向法律领域的扩张——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

法经济学是经济学意识形态在法律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尽管法经济学有诸多理论流派,各自存有不同的理论表现,其学术观点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上看,他们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一致的,都是按照如下逻辑,即"理性经济人+法律效率观+经济学方法"这种图式展开理论的.也就是说法经济学的理论演绎,其逻辑起点是"理性经济人"假设,核心价值标准是"法律效率观",加之"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以此展开理论述说和问题分析的.     

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马克思与康德、黑格尔:两种历史观之比较及其反思

本文从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分析了康德、黑格尔关于理性、自由、普遍法治、国家问题的历史理念与基本意义;阐述了马克思哲学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价值理念出发,对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唯心主义和阶级基础的批判维度。分析了在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对马克思哲学批判维度的极度夸张和教条主义运用所造成的消极作用;认为邓小平在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互关系上的历史性重构所体现的政治智慧和思维方式,提供了从批判与建构的双重维度推进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深刻启示。     

理性观:传统与重建

本文认为传统的理性观存在重大的局限，这种局限无以达到维护理性的目的。本文对"理性"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提出理性的表现方式为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而认知理性也不仅仅表现为逻辑思维，直觉思维与形象思维也是认知理性的重要的表现。     

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基础——理性与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的形而上学根基在于主客二分对象性思维方式。这有其独到的深刻性。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肇始于、奠基于及内蕴着人类理性，它是理性的产物，体现着理性的本质力量，同时又蕴藏着与理性叛逆的因素。技术使得人类理性得以生发，但是又反过来为理性所深刻的影响着，时时处处体现着人类理性之光。现代技术对物和人的统治的思想根源是主客二分之对象性思维方式走向绝对化和非理性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国家观的三大理论创新

马克思在国家观上有三大理论创新:在国家起源和本质问题上,马克思实现了冲突论和融合论的统一,认为国家既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也是平衡社会各阶级不同利益的工具;在国家职能问题上,马克思提出国家具有政治统治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双重基本职能,而在现实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往往因为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而被异化;在未来国家的发展趋势问题上,马克思指出了“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的历史性方向,并将之描绘为“自由人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