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期间,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兴起,在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各类合作组织发展极不平衡,入社条件要求过高,合作社的领导权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合作社制度不全、管理不善、账目混乱等问题.     

“弹性结构”与民国江西乡村改良运动的失效

在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撤离江西后,为了争夺民心,巩固统治,国民党在江西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农村现代化改良运动.运动原定时限是1936年底,然而,此时江西农村依然贫穷落后,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的江西农村改良运动,却收效甚微,江西农村毫无复兴迹象.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农村社会改良的绩效.     

胡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胡适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要成员,参加了该社的成立和初期的主要活动.胡适在参与该社活动当中,与北京教育界同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孟禄访华、国语国文教学、学制、庚款退还等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学术、派系利益背景,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教育界内部、北京大学与其他七校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形.     

地域文化特性与乡村居住空间构筑——以江西村落为中心

江西是一个文化大省,有着一大批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传统悠久的村落,这些村落的建设和传承都依赖于当地的地域文化。江西村落文化特性与建筑模式与江西宗教、信仰、商贾文化及崇文重教等地域文化密切相关。现代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对江西村落建设产生不少影响,要避免这些影响,必须建设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江西村落,保护与传承民俗文化。     

中国教育界与中日庚款退还纠葛*--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为中心

1920年代日本庚款退还是中日两国外交要案。中国教育界乘特殊政治社会格局对日本庚款的退还交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中国教育界代表自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推动与筹划,希图主导日本庚款的管理与分配。随着日本逐步显露利用庚款以行文化渗透之本意,中国教育界开始对日本庚款的分配与管理进行批评,最终采取反对与抵制的态度。日本退还庚款的本意与结局如此乖离,根源在于其目的不纯,运作失误,终而至于种瓜得豆。     

民国乡村建设与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

对中国农村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和实践,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20世纪20~30年代的乡村建设热潮中,以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黄炎培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各派,通过投身于乡村运动,主要从乡村社会重构、知识下乡、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具体实践,其理论思路和实践经验教训至今仍可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可贵财富。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以江西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不少地区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处于文化产品供应不足、服务机制缺失的状态。农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制约着农村的经济活力,同时也影响农村社会的协调发展。新农村建设提出了要重视农村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建设与和谐发展,把农村文化建设和农民的文化权利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和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农民文化权利、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和社会稳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基于湖南23个实验区的调查

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是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改革的重中之重。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包括价值认同、主体建构、运行机制、建设基础等核心内涵。当前,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存在价值认同缺失、治理主体虚化弱化、权利机制脱节失衡、社会建设基础脆弱等突出问题。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建设应当从治理理念、目标、体制、机制等方面着力,落实责任,突破重点,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发挥乡贤文化和宗族宗教的有益作用,正确引导工商资本参与治理,加快形成多元共治新局面。     

国难中的乡村事业:抗战时期四川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平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抗战时期平教会在四开展的设立四川省设计委员会、进行全省社会调查、创办新都实验县、实施"新县制"和"行政督察区"实验以及创办"乡村建设育才院"等活动的梳理和考察,可以看出,在抗战这一特殊的历史境况下,由平教会主持或参与的乡村建设运动,促进了实验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支持了抗战.平教会一方面在主观理论上试图保持自己处于独立超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客观实践中与政府合作,逐步被纳入国民党政治运作的轨道中.     

乡村新学教育的变革与调适——以民国时期晋省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清末以来,近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导致城乡区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而以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为取向的近代新式教育体制的建构,一开始即疏离了乡村社会需求,遂使乡村教育前景惨然命运多舛.民国年间,晋省当局在村政建设中对乡村教育制度及政策有所调适,但其掣肘颇多局限甚大,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不尽如人意.揭示其历史演进背后的深层致因,将有助于明晰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纠葛和内在关联,为制度更易与社会变迁关系提供理性认识和思想启示.     

地方人才培养与社会重建——民国乡村建设研究中长期轻忽的一个问题

以往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基本忽视了农村人才培养的议题,这主要是由研究者忽视了农村社会生存环境变迁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地方人才是联系村庄与外部世界的中介,晏阳初领导的乡村建设实验探索了培养农村新型人才的教育体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新农村建设积累了经验,值得当代新农村建设重视和借鉴。     

儒学教化中的民间结社——以社条、乡约为中心的考察

民间结社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经历了由民间自发组织到逐渐被官府控制,成为统治阶层的低级行政单位,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值得做更加详细的探讨.从晚唐五代敦煌民间私人结社,到宋代吕氏<乡约>的制定与推广,再到元代社制的广泛施行,实际上暗含了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与儒学教化的深入.     

产业转型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西为例

自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后,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就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采用因子分析及神经网络的方法,对江西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江西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主要影响因素为:企业环保成本、产业基础与治污能力、政府体制机制、政府支持力度、产业生态化发展水平、媒体与公众影响力等六个因素。其中,前三项为制约因素,后三页为促进因素,改革完善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体制机制,建立产业转型升级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环保产业体系,培育产业转型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环境体系是建立良性互动的有效措施。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福利建设的转型与路径

农村社区福利是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农民福祉、农村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以往的实践中,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存在着与城市社区福利建设差距大、社区平台优势发挥不充分、福利供给主体单一等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农村社区福利建设提供了重大契机。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福利建设应实现转型发展:在发展视域上实现城乡二元化向城乡一体化的转变,在发展理念上实现政治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的转变,在发展范式上实现福利行政化向福利社会化的转变。在具体实践中,应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平台、优化福利供给体系、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丰富福利供给内容等路径,实现农村社区福利建设转型发展的目标,彰显社区福利服务性、系统性、专业性与发展性的特征。     

社会转型期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例

家庭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历了从低级形态向更高级形态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作为影响家庭形态的家庭结构,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我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多数、农村家庭占全国家庭多数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逐步迈入转型期,这一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无一不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带来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西省安义古村为样本,通过实地调查,以翔实数据揭示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结构在人数、类型、规模等方面变化的情况。     

试论晚明复社成员的学术活动及学术修养——以时文写作与评选为考察中心

复社是晚明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文人社团,其成员的学术活动构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流变的重要环节。复社成员以时文为中心的学术活动对崇祯时期的时文写作和评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复社成员对时文的过多关注也极大地降低了复社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沿袭与嫁接:近代乡村社仓组织与管理——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社仓一直是传统社会备荒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和经营社仓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的职责和任务。在近代以后,传统的社仓体系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导致消亡,仍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官方和民间彼此借重的共同资源和有力工具。     

突破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民国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时代意义

1920 ～30年代农村经济破产、社会动荡所引发的乡村危机,引起城市知识阶层的极大关注,并形成相关公共舆论.他们认为拯救农村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保障农村公共品供给,由此产生以“杨开道方案”为代表的系列设想.但是,处于现代化初期的国家和地方社会并没有发展出有效的公共品供应体制,在这种特殊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群体激起投身农村、建设农村的道德行动,积极参与农村社会建设,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独特道路.这些历史经验直到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抗战时期的湖南乡村建设和人才培养——以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为例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物。它以服务乡村为宗旨,建立了学以致用的办学模式,设置了为乡政服务、为乡村服务的课程体系,聘请了田汉等一批优秀教师,实施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为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开展提供了土壤。其在短暂的四年办学期间里,为湖南乡村建设培养了人才,为全面抗战准备了力量,也为湖南地方党组织建设做出了贡献。因此,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不仅在乡村建设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在湖南抗战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