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腐败现状的测量与腐败后果的估算

腐败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对腐败的现实状况进行精确测量,科学估算腐败给社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才能够使反腐败工作走向深入和彻底。本文根据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查处腐败案件的情况对中国腐败的现状进行了客观测量,并运用透明国际的腐败感觉指数和行贿指数等对中国腐败的现状进行了主观测量。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根据官方数据、腐败黑数和破案率、各类租金的规模等估算了我国腐败所引起的经济损失。     

对领导干部腐败型犯罪原因的调查与探析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１９９４、１９９５两年来查处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三类案件的调查，剖析了有一定领导职务干部腐败犯罪的原因，认为领导干部走向腐败犯罪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主观方面主要是世界观问题，在客观方面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一些党政领导没有把反腐败放到重要位置：我国经济体制处于转轨时期，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错位的影响：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以及监督机制薄弱，打击犯罪下力等。基于此，文章通过深层次的分析，对进一步遏制腐败犯罪在体制上和法律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贿赂犯罪成本分析

本文从贿赂犯罪成本角度,分析了贿赂犯罪的成本构成和收益形成,论述了贿赂犯罪的经济学症结,并结合贿赂犯罪查处实践,分析了贿赂犯罪存在的诸如黑数大、法律成本低以及对贿赂惩治不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防治贿赂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罚力度的政策性反思

我国当前对腐败犯罪的惩治,不应提倡轻刑化的理念,而应确立“又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但是,现行立法中对腐败犯罪的刑罚力度相对较弱,具体表现为缺乏资格刑的适用规定、预防性刑罚措施阙如、未实现罚金刑的全覆盖,以及由于部分腐败犯罪的刑罚设置失衡,导致罪刑难相适应。而且,司法实践中腐败犯罪的轻刑化问题仍然非常严重,具体表现为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调整过高导致普遍处刑过轻,过多、过滥地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应通过立法对腐败犯罪刑罚力度过轻的问题进行纠正,并对司法中的轻刑化现象进行纠偏,遏制对腐败犯罪的刑罚“优待”,真正实现罪刑均衡的要求。     

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关系探析

鉴于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关系的密切以及控制洗钱行为是控制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之一 ,本文从两种犯罪的概念和相关实例入手 ,论述了腐败犯罪与洗钱犯罪的相互关联性 ,以期于相关立法和司法以及人们的认识有所参考和启迪     

预防腐败：依法行政与制度创新

尽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多次反腐败专项整治,然而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从已经查处的腐败类案件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1、腐败形势日趋严峻,表现为涉案金额大、领导干部犯罪率上升、前“腐”后继现象、“窝案”、“串案”多;2、腐败的主体多样,有单位腐败、集体腐败、个人腐败;3、腐败的方式花样翻新,从传统的“财物     

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

我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上市公司高管犯罪已成为一道黑色的风景线.高管犯罪多发有案件的查处、移送缺乏具体标准,经济犯罪圈入罪门槛偏高,刑罚设置不尽合理,司法裁量失当等多方面的原因.防治高管犯罪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经济犯罪案件查处、移送的标准,规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衔接机制,修改完善相关罪名和法定刑,在刑罚体系中增设资格刑等应对措施.     

腐败犯罪新视野——关于《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决议》的解读

在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决议》。决议共分六个部分,分别对腐败及其相关犯罪、多边合作的必要性、预防腐败及相关犯罪的措施、反腐败及相关犯罪的刑事法律、国际合作以及侦查、起诉、审判等内容进行了规定。从解读决议入手,可以看出腐败的本质在于权力背逆,治理腐败的对策存在于对腐败及其相关犯罪的系统分析之中。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法》中的腐败犯罪立法

我国《刑法》有关腐败犯罪某些问题的规定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存在差异。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我国的实施,应对《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主体、死刑及构成要件等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腐败犯罪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伴随腐败犯罪分子的外逃,有大量腐败资产被转移出境,如何追回这些被转移的腐败资产就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难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构筑了腐败资产的追回机制,为各国追回腐败资产提供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依据和法律路径。     

民营企业行贿犯罪的特征与成因分析

行贿犯罪是现代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疾,也是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主要形态,并呈现出刑罚处罚相对较轻、案发环节分布广泛与犯罪潜伏期较长等典型特征。立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元视角解释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典型特征,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多发频发的诱因,而且更是寻求科学治理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传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主要聚焦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深入研究民营企业行贿犯罪的特征与成因,无论是基于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还是出于推动全面反腐的深入开展都势在必行。     

从国际引渡制度谈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新发展

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国际法中的一项极其重要制度.随着跨国犯罪因素的不断增多,引渡作为一种国家间制裁国内外犯罪的司法合作制度,越来越来受到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并在国际社会受到普遍认同后,引渡制度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更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在运用引渡打击腐败犯罪的上还存在着制度和实践上的许多缺陷和困境,如何解决这些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利用引渡这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有效机制,从而全面遏制腐败.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的类型、特征及治理对策

新形势下村官腐败呈现出新的类型和特征。村官腐败的类型主要有:侵吞国家利益;侵占集体利益;侵害村民利益;霸选、贿选干扰民主选举。村官腐败的主要特征有:案件面大量广;扶贫和民生领域案件高发;窝案、串案突出;"苍蝇式"腐败与"虎蝇型"腐败并存;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化。村官腐败有利益诱惑增大的现实原因,也有责任落实不力、监督机制不完善、惩治不力等体制机制原因。治理村官腐败,必须惩防并举。要加强对乡镇责任落实的监督检查,建立和完善村官"不易腐"的责任机制;强化对村官权力运行的监管,建立和完善村官"不能腐"的监督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村官"不敢腐"的惩治机制。     

近几年来农村腐败呈现的新态势及其治理对策

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农村腐败呈现出一些新态势:腐败案件占比提高,涉案金额攀升;村"两委"一把手腐败占比提高,腐败主体泛化多元;扶贫、惠农、征地拆迁等成为新的腐败多发、易发重点领域;腐败形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更加隐性变异。农村腐败的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村干部各项待遇偏低,心理失衡;监管乏力,权力寻租空间大;村民自治权运行不畅,民主管理水平低;惩治力度不够,腐败风险小;廉政教育存在短板,思想防线垮塌。治理农村腐败的对策主要包括:强化利益导向,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消除权力寻租空间;加强民主管理,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加大查处力度,形成全面遏制腐败的高压态势;加强廉政教育,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根基。     

构建市级领导干部腐败风险防控机制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案件表明,市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腐败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需要构建市级领导干部腐败风险防控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应把握好五个着力点:优化市级领导干部选拔来源结构,阻断贪腐链条;改进重大事项申报核查公示制度,做好廉洁体检;开展重点领域岗位集中专项巡视,实施精准监督;强化市级领导干部苗头问题预警,防止腐败滋生;规范市级领导干部日常行为监管,管控易发节点。     

论反腐败的有效机制——问责制

当前,我国的腐败现象是值得认真关注的.腐败案件的涉案人数、涉案金额、涉案的权利层次都在逐级提高,仅在1998～2002年间,检察机关查处的涉嫌腐败的县处级以上干部就达12830人之多,并查处了一批位居省部级甚至中央领导的严重腐败分子.在2003年防治"非典"期间,大批官员因渎职、失责受到了惩戒."问责"一词已日渐成为群众所关心的一个热门话题,"官员问责制"在对党政领导和部门实施有效监督的同时,也更能有效预防腐败的发生.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反腐败追赃的国际合作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腐败犯罪呈现出新动向,赃款流转渐趋通过网络方式实现,虚拟货币也被用于腐败犯罪赃款洗白。传统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机制面临的障碍,在国际层面表现为网络信息平台尚未构建、洗钱防控机制不够完善以及缺少涉网资产分享规则;国内层面则表现为缺少专门追赃机制、信息管理体系以及专门人才队伍。中国应加强反腐败追赃国际合作,通过打造网络信息平台、推动国际立法出台和协调资产分享,推进国际合作的兼容化;通过建设专门合作机制、信息管理体系和追赃人才队伍,推进国内实践的专门化。     

权力文化与腐败犯罪

权力文化是权力关系的观念形态,它作为政治文化的中心,是控制和影响人的思想行为最现实的文化力量。我国的权力文化具有强烈的功利意识、突出的权力本位和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特征,是诱发腐败犯罪的力量源泉。具体讲,它为腐败犯罪提供思想根源、重要条件、深厚土壤和方便路径。所以,要防范腐败犯罪,必须扬弃权力文化,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并强化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手段,构建有效的监督体系。     

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法律阻碍因素

从国际范围看,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效果仍不尽如人意,成功率较低.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所面临着主要阻碍因素仍集中在法律方面,这不仅体现在公约某些条款存在一定不足,体现在各国证据制度等方面差异较大,还体现在管辖权冲突和权利竞索等方面.提高腐败犯罪所得跨境追回的实效性,需要进一步协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持续提供法律技术援助和加强国际法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