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中农民工新市民城市融入困境研究

"社会建构视角"的新型城镇化区别于"国家建构视角"的传统城镇化之根本就是将人的生存发展融入到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工新市民是城镇化的核心力量,他们处在农民向市民转变的过程中,为现代化建设贡献着自身的力量,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到城市中,实现市民化身份。相反,农民工新市民却面临着户籍、社保、教育及就业体制障碍,经济及住房压力,城市市民的排斥和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适应性较弱等各种困境。如此艰难而尴尬的境地,也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带来挑战。政府要为农民工新市民的融入解决体质障碍,疏通有利于他们学习和就业的渠道;社会团体和原住市民要积极接纳和关怀农民工新市民;农民工新市民自身要勤奋努力,调整心态,善于改变和革新,增强自身的适应性。此外,政府要积极建设小城镇,引导农民工"就地城镇化",这将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化质量,加快城镇化的步伐。     

城镇农民工就业的非组织化及其市民化约束

按照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达到60%左右,同时,实现1亿人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要实现这样的目标,需要稳步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需要提高进城农民就业的质量,实现进城农民的市民化。而就业是市民化之本,基于就业转型的农民工市民化才是城镇化题中之意,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是实现农民的稳定就业。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存在着大量的就业形式分散性、就业收益非规模化、劳动权益保护非组织化和劳动关系不稳定性等非组织化特点的灵活就业。灵活就业是农民工被动选择的结果,非组织化就业对农民工收入、人力资本投资、职业安全防护和城市社会融合形成约束,以致农民工被社会政策和组织文化边缘化。建议加强灵活就业者权益法律保障,构建财政转移支付双挂钩和社会组织协调工作机制,推进进城农民工职业管理和市民化。     

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制度分析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突出,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就业的压力逐年增大,同时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中国农村中的富余劳动力采取了农民工流动方式向城市流动,而农村居民和广大农民的素质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即使农民可以完全自由进城打工,其在就业竞争中也必然处于劣势,仍然无法改善其与城市居民在就业上的相对地位,因此,发展我国非正规就业,是缓解在农民工就业压力的主要渠道。本文研究了当前农民工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必然选择和大力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可行性,并从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讨了发展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必要条件。     

城镇化发展的"市县模式":湖北省个案

湖北省荆门市农民进城买房定居的案例说明,以地市级城市和县级城关镇为关键环节的农民自发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市县模式”应该成为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可选之路。为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县模式”为核心的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需要增强城镇的人口吸纳能力,保障进城买房定居农民的生存发展权;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动摇,为进城买房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和补给线。     

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环境的长效机制

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制度、观念、管理和政策法规等几个方面。解决农民工进城就业问题应打破城乡体制和政策分割,调整社会结构,实现社会结构的一元化,逐步建立统筹城乡就业的管理体制,尽快把农民进城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强化和健全对农民工的法律保护和管理,加快建立健全农民进城就业的资金保障和服务体系,加强对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适合进城就业农民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90后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对农业生产活动并不熟悉,对农村生活也日渐陌生。进城务工之后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就业经历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意识和行为看起来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实际上他们的思想认识、文化教育、社会关系等都与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别。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的涌入城市社会,解决他们的归属感问题变得就更为重要。因为这不仅可以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可以促进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     

对我国城镇化战略定位的深层思考

我国之所以没有采用国际通行的城市化的提法,而是采用城镇化的提法,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调不能忽视小城镇的作用。从我国国情出发,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而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又是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必要条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统统转移到大中城市,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小城镇,由于进城门槛较低,适合绝大多数农民的承受力。如果只发展大中城市,不发展小城镇,不仅大中城市的发展将失去坚实的农村基础,而且绝大多数“农民工”将很难转化为市民。     

论近代中国农民进城对城市社会的影响

本文以农民进城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为视角,揭示农民工对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影响的某些侧面。认为农民进城有着多方面的正效应:加速城市化进程;提供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人际交往范围的扩大,城市文明的熏陶,使他们的思想、行为等越来越远离传统而具有了“现代性”,而且,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民工“回流”把城市文明输入农村,给封闭的乡村带来新鲜空气;家族散之四方,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但农民进城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农民工进城引发的城市社区冲突浅析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民工大规模地进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和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进城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仅就农民工进城所引发的社区冲突进行分析研究,探求解决冲突的方案,以促进社区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对策思考

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身处城市的农民工在生活、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遭遇了十分复杂的困境,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农民工的生产生活条件,保证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问题。     

城市化与农民进城的方式

在农转工、农转居和农民工这三种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中,农转工由于体制转型的问题而变得举步维艰,作为其替代办法的农转居虽然正成为许多地区解决失地农民生存问题的首选方案,但许多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进城面临着因其素质低下而无法就业只能“吃低保”的困境,因此,农转居不宜盲目扩大规模。与上述两种行政主导型的进城方式相比较,农民工则属于一种个体主导型的进城方式。因而只要加快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其创造宽松的进城环境,则农民工无疑可以成为一种成本最小而收益最大的吸纳农民进城的主要方式。     

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兼业转移

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就地兼业转移曾由于其转移成本偏低,吸纳了千百万贫困农民,极大程度地推动了乡村工业与小城镇的发展。目前,在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主体、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就地兼业转移的作用?笔者认为:大规模流动人口进城就业并逐步迁徙定居,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但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靠发展大中城市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不现实,就地兼业转移将仍然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有效的途径。     

建立农民工就业服务与保障体系的思考

农民进城打工对于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促进城市发展、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克服和解决农民工的困难与问题,建立和健全其就业服务与保障体系,认真改善其生存状况和待遇,切实解除其就业后顾之忧.     

城镇化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城镇化问题与三农问题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关系,城镇化的推进可以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同时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又成为妨碍三农问题解决的障碍。该文指出了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过度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和以工业化为主导三个方面的问题,分别分析了它们各自对三农问题解决的影响,指出这些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会提高农民工的城市准入门槛、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融入,也因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设置了障碍。要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问题对三农问题的冲击,就必须在城镇化过程中适当控制大城市规模,防止因过度城镇化而给农民进城造成障碍;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镇准入门槛为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融入创造条件;同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使之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只有解决了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才会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     

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B市的调查

由于城乡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加上城市内部分化日益严重,皖北农民市民化的困境集中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城市户口对农民工没有吸引力;二是本地企业留不住本地农民工;三是土地收入不足以保障生活;四是进城农民的"低收入"、"低保障"遭遇了城市的"高房价"。要走出上述困境,从市场层面来看,要赋予农民平等的市场准入权,让进城农民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从社会层面来看,要开放城市公共生活,让进城农民在城市居有其所、享有与市民平等的各项社会保障。     

农民市民化背景下青海解决就业压力的路径研究

农民市民化是伴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新型城镇化而产生的社会转型现象,就业是解决农牧民进城后生计的重要路径。本文从宏观上考察了青海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现状、农牧业转移人口就业状况及其特点,分析了农牧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就业所面临的困境与原因,以农民市民化为大背景,提出了青海解决农牧区转移人口就业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中国逆城镇化危机研究

一般而言,逆城镇化现象出现于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晚期。我国城市化率只有52%,然而,农村目前可以向城市转移的有效劳动力数量只有2.4—2.5亿人左右,2012年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已经达到2.4亿人。照此推算,未来应该不会再有大批新的农民工进城了。这2.4亿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已经成为逆城镇化危机是否会大规模爆发的决定因素。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日益提高的落户难度和生活成本正逐步将外来人口推出城外,而发展日益良好的小城镇和新农村则将越来越多的外出人口拉回。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两种力的合力最终导致逆城镇化危机的出现。     

略论“农民工”问题

随着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跨区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愈来愈多，目前，进城的农民工已达８０００万人。农民工向城市转移，给城市经济生活带来了活力，也为城市的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进城的农民工却没有得到公正、平等的待遇：他们大都收入低、经常受歧视、权利得不到保障。如何正视农民工目前的处境并对此加以科学引导和管理，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一、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１．农民工进城是推进城镇化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关系为二元化结构，城乡实行分割政策，在城市住的为城市户口，农村住的…     

做好土地文章 推动小城镇发展——南京市小城镇建设的土地利用问题与政策调研报告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特色的农村城镇化道路,不可能像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农村人口都涌向大中城市,而只能是走发展小城镇的道路,选择小城镇来推动农村城镇化,从而促进农村现代化。而数量庞大的农业劳动力剩余的压力、农民对收益最大化追求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构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则是自下而上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动力源。小城镇的建设推动城镇体系趋于完善,促进一部分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与此同时,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推动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区域化水平的提高,推动农村劳动分工水平的提高和二、三产业的发展。本文以南京市为案例,对小城镇建设的土地利用与有关政策作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发展小城镇的对策与土地利用的新思路。     

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再认识与城镇化转型——基于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

目前我国城镇化研究多关注城镇化水平量的层面,而忽视了结构层面。从新增城镇化人口的来源结构角度对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再认识,有助于清楚地把握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的实质,发现存在的真实问题。通过分析我国近年来新增城镇人口的来源结构,发现扣除城镇自然增长人口和农村转移人口之后,由城镇地域扩大所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对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占据很大比重,而进城农民工所占比例较低,且持续下降。未来推进城镇化水平的持续快速提升,应通过促进农民工在城市购买住房,提高其举家迁移的比例,使农民工留守家属进城代替通过"撤村并居"扩大城市面积,成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主要贡献力量。对此,应推动城镇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引导农民工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降低居住市民化成本,实现大城市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小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