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的世界与善照的世界——西方传统哲学两重世界理论新解

西方传统哲学家大都把世界看成是现象和本质(本体)两重世界,其实,他们(尤其是在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家那里)对于两重世界的区分既包含了在事实意义上的(第一种含义的)区分,又包含了在事实与价值双重意义上的(第二种含义的)区分。柏拉图首先系统地提出了两重世界的理论,他不仅在事实的意义上把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看成是真实程度不同的两重世界,而且还在事实和价值的双重意义上把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看成是在"太阳"照耀下的事实世界和在"善的理念"照耀下的价值世界。他关于两重世界的第二种含义的区分其实也被绝大多数西方传统哲学家所继承,并在近代康德哲学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呼应和发挥。康德直接消除了柏拉图以及其他传统哲学家关于两重世界在事实意义上的区分,而仅仅保留了它们之间的第二种含义的区分。在通常的哲学教科书中,人们总喜欢基于第一种含义去看待西方传统哲学的两重世界理论,并为此简单地批评唯心主义的两重世界理论,但是,我们若是换一种视野在第二种含义上去看待西方传统哲学的两重世界理论,就会更为深入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事实世界的价值底蕴,这既有助于我们发现事实世界在功利的意义上向人类发生的原始根源,又有助于我们发现事实世界在道义的意义上向前发展的最终目的。     

贪官最"恨"腐败了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某些贪官的言行,就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贪官最"恨"腐败;如果再仔细地分一下,便会发现他们"恨"腐败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在他们的腐败行为还没暴露前,一是他们的腐败行为暴露后.     

以就业促进青年的"增权"

青年的"增权"是一个受到很多关注的问题.当前对于该问题的很多研究都集中在社会工作领域,多数学者都从个体因素上来解释并试图解决该问题.青年是人生中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个阶段,人们通过获得职业身份而更深入地融入这个社会.因此对于青年而言,"就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几乎都存在很高的失业现象,这无疑影响了他们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也限制了他们规划自己的未来的可能,从而使得许多年轻人陷入一种"无权"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从促进就业入手,通过让年轻人顺利获得职业身份,让他们增强决定自身发展的能力.     

论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

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地抨击孝道,一方面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以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即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为例来考察这一现象,我们发现尽管他们非孝的理由很多,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因为在婚姻上尽孝(服从母亲之命)而非孝,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孝心而非孝。他们未能将某些具体行孝规定与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加以明确的区分,这是导致孝道悖论的重要原因。孝道悖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孝的不可否定性。     

试比较宋代诗学的"熟读"与英美新批评的"细读"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对"熟读"与"细读"这两个没有"事实联系"的中西异质文化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熟读"同时作为文学创作范畴和文学批评范畴而"细读"只作为文学批评范畴,两者都要求对文本进行多次反复地阅读,但深层涵义有别.通过比较,可以见出各自的民族特色,同时前人的理论可以对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我国文学批评的反"熟读"现象起到疗救作用.     

"两课"应加强大学生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

"两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新形势下加强对大学生的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教育,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和自律意识,提高他们的判断能力、推理能力和选择能力,使其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思潮和各种诱惑,用逐渐成熟的眼光看待网络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两课"教育教学的新任务.     

"拼家"养老也幸福

我们这代人大多不止一个子女，但他们未必和父母住在一起。我的三个子女就散居海内外，不在我们二老身边。我们对此乐观看待，放他们高飞，让他们发展。老两口平时在一起看看书。上上网，有时出去旅游，也很自在。眼看年龄一年年大了，不免会想到人生最后一站该怎么个走法。虽然子女们都很孝顺，争着要我们去同住，但他们都很忙，且有自己小家需要照料。再说两代人年龄相差大，生活习惯相去甚远，长期住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会伤和气。     

“全球化”视野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全球化"是一种话语,更是一种事实;是新事物,但却不是突如其来的;是早已有之的一种历史发展的新阶段,但量变之中有质变;是某种人为操纵的结果,但更是一个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怎样实现话语与事实、新与旧、质与量的统一,怎样理解现实人为因素与客观进程之间既暗合又背离的悖论关系,关键在于我们要历史地、具体地看待"全球化".     

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人类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大辩论",辩论的双方是所谓的"实在主义学派"和"形式主义学派",他们对经济人类学研究的适当方式与人的本性等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这场学术争论并不局限于经济人类学范围,而是在美国社会科学圈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较为系统和深入地研究了这一学术现象,并从学科和学说发展史的角度,对其作了分析与归纳.     

"中国哲学":一个处于分化中的概念

"中国哲学"概念的存在已是事实,但自从它出现以来就受到不断的质疑与追问:其存在有无合法性?如有,其合法性限度何在?我们到底应如何看待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概念?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哲学就是哲学史,故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先考察哲学史,明确"哲学"概念的特质,然后再作评判.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绵羊地"和它上面的"绵羊"们--李佩甫小说中百姓一族的一种国民性批判

当代作家李佩甫的乡土小说以"绵羊地"的审美意境营造而闻名,里边的百姓一族是作为其国民性批判和探索主题的主要对象而出现的.他们身上所积淀的这块土地上的一种"有气无骨"的精神气质,成了这块土地上的"绵羊"族.因而这也造成了他们自身生存的严重缺陷状态,并不断地强化着自身的苦难命运.     

"趣味共同体"与审美泛化再考察

审美从来都是一种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展现,体现着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一种既有精神性又有交往性的心理需求。因此,不同的社会阶层表现出不同的需求意向和审美内涵;人们也自然而然地以不同阶层、身份和生活方式为区分尺度,逐步形成不同的审美群体,即"趣味共同体"。这是理解当代审美泛化("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现象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前提。     

避开"收纳雷区"让家越住越舒适

外表整洁,内在凌乱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物品外在的整洁,而忽略了内在的整理.他们大概每周甚至每天都在花时间清洁卫生,至于那些放置在桌子上的物品,他们的应对措施是"塞",不管有多少物品,他们都通通塞进柜子、箱子内,然后封好关上柜门,仿佛整个家瞬间变"整洁"了. 柜子、抽屉虽然外表看着干净整齐,但是打开后却是乱糟糟的.例如,厨房每天都收拾得很干净,但是拉开抽屉想找一件东西都要翻箱倒柜很久.这类只关注外表整洁的人,其实陷入了"干净的乱"这一误区.     

现代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论--从商品视域看现代经济社会之与境

从整体论意义上讲,"现代经济社会与境"作为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实在"和最具普遍性的"社会存在",包含了现代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经济事实和经济现象,是这些事实和现象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商品的角度来审视,现代经济社会与境是一种以科技产品为商品的各种事实和现象所构成的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无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现实性上考察,抑或从时代发展需要上审视,科技产品都是商品,这是现代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的一般表征;同时,无论从质上还是从量上来分析,科技产品在现实性上都已经成为现代商品构成中的主要部分,并且在其构成中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这是现代科技商品经济社会之与境的本质所在。     

论"受益是否有合法根据"证明责任的承担

财产变动之所以构成不当得利,应该予以返还,是因为此项财产变动欠缺法律上的原因,因此,无法律上的原因是不当得利纠纷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目前,学界与审判实务中对于构成不当得利的三个要件事实之一,即"受益必须是没有合法根据"这一事实应由谁承担证明责任,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在不当得利纠纷中,"受益是否有合法根据"这一事实的证明责任应该由原告承担.如果由被告来承担取得不当得利必须有法律上的依据,既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稳定,也违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     

论商品的审美化与审美的商品化——兼对美学"后回归"问题的理性思考

今天,在美学领域,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方兴未艾.对此现象是持认同态度或持批判立场,学术界的争论也是风生水起.然而目前,这一现象却实实在在地渗透于我们的生活中,以极大的覆盖力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存在着.本文试图从商品审美化与审美商品化两个方面来探究其现象出现的理论基础和深层原因,并由此展开对当下美学的"后回归"问题作深度透视与思索.     

中日关系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

自国内有的学者提出的"对日新思维"理念以来一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这种"新思维"与当年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是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的确需要"新思维",但应当是以更加理性和现实的态度看待日本的现状和发展.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外交上,都必须坚决摈弃那种"为了友好就可以放弃其他一切"的思想,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众大"与"大众",勃兴与规范——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出路

以"第四媒体"网络为依托的诗歌,从备受关注到趋于平淡,它的存在已经不置可否.它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新诗相比,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以网络为依托的新诗就是一种诗歌的新的突破.尽管多数学者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次诗歌空前狂欢的盛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时代的诗歌并没有在这种盛景下再度掀起大众对诗歌的狂热追逐--纸质传媒时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对人本位的冲击外,恐怕最深层的还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病态--借助政治的力量和"大众"联盟,换来的却是一种被利用的"活跃"与和平的"消沉",因此笔者大胆认为网络时代诗歌真正的勃兴还远没有到来,寻找出路才是当下的题中之意.     

"中国社会":给定实在,抑或话语建构——以毛泽东和梁漱溟之间的一个分歧为例

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关于"中国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一问题的分歧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以及关于中国的种种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人们用这样或那样的话语建构出来的,并不存在着完全独立或脱离于人们话语系统的纯粹客观自存的"中国社会".并且,在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分歧和争论都属于这种话语系统之间的争论,但却被人当作了对于相关实在的争论来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