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角度看汉代奴婢的社会地位

本文依据简牍资料与文献资料,从汉代政府经常下令释放奴婢、汉律对奴婢人身生命安全的保障、对奴婢性权利的保护、汉律主人犯罪奴婢不连坐、生活中奴婢衣食健康受到保护等五个方面,论证了汉代奴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其生存的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     

《二年律令》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初探

探究汉初有关奴婢的法律思想,可以对汉代关于奴婢的法律思想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关奴婢的法律规定的分析,使视奴婢如财产、限制奴婢与平民通婚、主张奴婢犯罪主人不连坐等法律思想十分清晰地体现出来,它们构成了汉初有关奴婢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浅谈汉代的奴婢问题

在我国汉代社会中,奴婢的大量存在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晚期又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对这个问题,史学界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奴婢即奴隶;一种意见认为奴婢不是奴隶。解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出土的一些文物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也增进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了解。 古代殷商、西周社会,奴隶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既无任何私有财产,也无正式的婚姻和家庭。他们是奴隶主的财产,在奴隶主权力任意支配之下他们被当作牲畜一样来买     

南阳汉画与汉史研究

南阳汉画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政治方面,既反映了汉代贵族阶层的奢侈生活,又反映了汉代奴婢的生活情况,还反映了汉代的等级制度。经济方面,有表现汉代生产的耕耘图、牵牛图、捕鱼图、狩猎图、武库图等,还有大量的表现汉代田庄经济的画像。思想方面,反映了汉代的儒家思想、阴阳观念、神仙思想、谶纬迷信思想等。文化艺术方面,反映了汉代舞蹈、音乐、杂技的繁盛情况。科学技术方面,表现了汉代天文学、建筑学等的发达情况。     

试论秦汉时期的生产奴隶

在讨论秦汉时期社会性质时,涉及到生产奴隶问题,我国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在汉代“不论是官奴婢或私奴婢都不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他们不但从不事主要的生产,而且成为主要生产者农民的负担”。另一种意见认为“两汉的奴隶绝大多数是用于生产的”,“两汉时代奴隶生产不论在农业上、手工业上都是占着主导的地位”。近年     

从生活现象中考察汉代女子的教育问题

在汉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观与现实生活中女子接受教育的情况有所不同。在现实生活中,女子受教育的内容不只是礼教宣传中的贞顺、女功之教育,而且还包括诗书文化、书算、音乐艺术等方面的教育;从受教育的阶层看,也不只局限于士大夫以上家庭的女子,而是包括从奴婢到皇后之普遍阶层的女子;汉代女子普遍接受广泛教育,一是与礼教对汉代社会的影响还处于早期阶段有关,二是与汉代社会普遍欣赏、尊重有才女子的风气有关。汉代女子的受教育情况影响了汉代女子的社会地位与精神风貌。     

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

日本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没有独立的户籍,只能以奴加名或婢加名的形式依附于寺院。奈良时代东大寺奴婢的人数大致在300人至400人之间徘徊。东大寺奴婢的来源包括官府的官纳奴婢、诸国的奉献奴婢、寺院的买入奴婢、私人的奉献奴婢等。东大寺奴婢的使役范围涉及农业、手工业、寺院杂物以及传授歌舞音乐、捕捉逃亡奴婢等方面。奴婢的浮浪与逃亡加剧了奈良时代的社会矛盾,是政府采取解放奴婢措施的直接原因。     

汉代“幼孤为奴”现象刍议

汉代"略卖"人口犯罪,往往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略卖"未成年人的行为构成对少年儿童人身安全以及家庭完整和社会治安的严重危害。其主要原因,在于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普遍存在。而未成年人社会地位的低下,也致使他们不能得到应有的保护。社会动荡等多种原因导致"幼孤为奴"或说"幼孤为奴虏"情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边境冲突和民族战争中发生的掳掠未成年人的情形,也值得研究者重视。社会构成中未成年奴婢的大量存在,是研究汉代社会文化应予关注的现象。     

汉代田庄依附人口社会地位辨析

汉代田庄主以雇佣劳动或收取地租为手段控制的宗族、宾客、徒附、部曲、奴婢等众多依附人口,除奴婢外,他们不仅在法律上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且在社会现实中,其绝大多数也处在国家掌控之中,承担国家的义务.即使是在东汉末年群雄并起的非正常社会状态下,田庄中的依附人口即便不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也在地方割据政权的控制之下.否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唐朝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

岭南是唐朝境内有关奴婢记载高度集中的地区,并因此成为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文章详细地讨论了唐代岭南地区奴婢盛行的历史原因、奴婢的使用范围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逐步走向萎缩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唐代岭南区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深刻变化。作者认为六朝以来岭南“夷獠杂居”的“溪洞”地区特殊的社会结构和部族制、奴隶制的残余,是岭南奴婢问题严重的历史根源。作者还认为,唐朝中、后期在岭南所推行的一系列限制奴婢的措施,实际上也是岭南“溪洞”社会完成封建化过程的重要内容。     

松柏西汉墓簿籍牍考释

湖北荆州松柏西汉墓48号木牍"二年西乡户口簿"中的大男、大女,指15岁以上包括免老和罢癃的成年男女。53号木牍性质应为"南郡事复口算簿",簿中的小男、小女指7岁至14岁需交纳口钱的使男、使女。47号木牍为"南郡卒更簿",簿中数字经计算大体吻合。三种簿书均存在大男与大女比、小男与小女比、使大男与大女比、使男与使女比、卒与使大男比严重失衡,而男女人口总数比例大致平衡的情况。这应是为了逃避赋役人为造假所致。     

论明代的选秀女之制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为预防外戚干政现象的出现,在后宫实行了从民间选拔良家女子以服侍封建帝王的制度。在此制度下被选入宫的女子,绝大多数处于宫中最底层,毫无人身自由可言。从明代没有出现前代的女主干政现象而言,朱元璋的这一制度是成功的,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本身的痼疾和继世之君的纵欲享乐,遂使选秀女制度给明代社会造成极大的扰害,给平民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     

两汉时期的治羌政策

羌族是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对当时的政治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王朝对羌族采取了不同的政策:西汉采取了“隔绝羌胡”、恩威并施等政策,其核心是围绕“隔绝羌胡”展开的;东汉采取了强制内徙、以夷治夷、武力征伐等政策,其核心是以武力征伐为主。正是由于西汉实施了正确的治羌政策,才使得西汉的西北边疆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集中力量解决西汉最大的边患———匈奴;也正是由于东汉实施了错误的治羌政策,才出现了贯穿于整个东汉始末的“羌祸”,并最终使“羌祸”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淮南子》的情感论

《淮南子》中情感论材料丰富,虽散布于各卷中,但可从中总结提炼出这样一个体系:情感的发生论、规约论、表现论、接受论;而且论述深入详致。这一承前启后的体系化情感论发生在汉初,而且发生在一部著作中,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但可由此管窥中国古代对情感世界的较早而又较为全面的自觉性体认,而且这对研究古代文学情感学体系也有不容忽视的价值。汉代由先秦的重志轻情,一变为重情轻志,在《淮南子》这里已露端倪,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人道当情”论、“诗缘情”论在汉初就已开始酝酿了。     

论汉代私兵器与社会治安

汉代法律承认绝大多数民众持有私兵器的合法性,因此汉代民众广泛持有私兵器。但笔者认为,汉代私兵器的广泛存在并不是影响汉代社会治安稳定的主要原因。仅就汉代社会治安来讲,汉代民众持有私兵器之风与汉代社会治安稳定与否没有必然联系,真正影响汉代社会治安稳定的症结当另有所在。归根结底破坏汉代社会治安以及制造社会治安问题的主要是统治阶级本身,汉代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又是问题的关键。     

唐太宗在唐代诗人汉朝情结形成中的作用

唐太宗出于治国和使国家长治久安以传万世的需要 ,对汉朝历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 ;具有深厚文学素养的他 ,又将自己的这种对汉朝人事的评价借助诗歌的形式表达出来 ,从而在客观上成为武后时期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形成的诱因     

试论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在湘黔川边苗区实行的“治苗”政策

今湘黔川交界地区是苗族聚居地。汉以来 ,由于该地区反抗斗争不断 ,迫使中央王朝不断调整“治苗”政策 ,清朝雍正至嘉庆年间这一问题最为突出 ,清初沿袭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土司统治制度 ,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 ,实行“以汉治苗” ,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 ,促进了苗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由于满汉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贷者进入苗区 ,任意兼并苗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剥削欺压苗民 ,最终导致了乾嘉苗民大起义。清朝平定起义后统治政策又从“以汉治苗”回到了“以苗治苗”     

小议居延汉简中的"私去署"问题

从已经公布的居延汉简中看,汉代屯戍吏卒的"私去署"、"不在署"现象非常严重.尽管各级屯戍组织对此问题都比较重视,且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此一问题却屡禁不止.从对"私去署"和"不在署"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屯戍组织并非严格的军事组织,组织内部存在复杂的经济生活,庸工、经商等经济现象的冲击,就是大量吏卒"私去署"和"不在署"的真正原因.     

从《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焦氏易林》作为一部大致成书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期的特殊文化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就多有对秦史的相关记载。其中对秦兼六国、扶苏、商鞅和秦昏暴之政的记载,为我们展示了汉代人的秦史观、儒学理念在汉代民间的普及以及汉代人对秦的理性反思。     

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

汉代铜镜铭文中存在着不少七言诗。这些诗歌,不仅宋代以后的考古学著作时加收录,而且,明人已经将其编入汉代文集中。考察汉代铜镜铭文中的七言诗可以发现,不少诗歌句句押韵,其结构形式已相对固定,由此我们可以初步判定东汉以前七言诗已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