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并非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与创新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应予肯定。近年来海内外一些学者对它作了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评价,认为是对《四库》分类法的突破。本文对此提出异议:(一)《书目》对《四库》分类法有所修正,设立“丛部”变四部法为五部法,别加附录,但缺乏科学分类法,实际上仍是对《四库》的继承,没有摆脱《四库》的混乱和钦定禁区。(二)该著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七略》以来目录著作的独尊儒家的思想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哲学思想,它无法真实地反映那时代文献领域的客观实际,对开拓中国目录学缺乏积极意义。     

《书目答问》王秉恩刻本述论

光绪二年刊行的《书目答问》是《四库提要》之后最重要的目录书,影响极大.各地翻刻重印版本甚多,光绪五年,张之洞弟子王秉恩校勘的贵阳刻本就是一个很好的重刻本,王秉恩对本书进行了大量的"补"和"正",改动原书达四百余处,纠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补充了大量的材料,惜其流传不广.1931年印行的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对《书目答问》作了全面的"补"、"正"工作,影响最大.然而范氏未能广聚众本校勘.特别是没有看到贵阳刻本,未能利用王秉恩的成果,诚为研究《书目答问》之一大憾事.且王秉恩学术水平、目录学眼光,均超过范希曾.王秉恩及其校刻之书,均有很大研究价值.     

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吏,以创办洋务企业和推广近代教育著称,但其身后清廷却谥之以“文襄”二字。《清会典》卷二载有关谥法的规定:“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道光皇帝亦曾有“文武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拟用襄字”之谕。张之洞出身于科举正途,由学政、言官而出任封疆,“未尝躬亲战阵,以武功特著也。(徐一士:《一士类稿·一士谈荟》,第34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5月版。)因而有人认为“文襄”之谥于张之洞实不相宜。其实,张之洞曾声称练兵之事为其“身心性命之学”,(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并尝以“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为座右     

关于《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的通信

(一) 降大任同志致作者的信袁行云同志: 1979年第1期发表大作《(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一文,读后颇多启益。文中第四部分列举的订譌和补充等项,查1963年中华书局《书目答问补正》重印本,发现个别地方有些问题:一、书名错误云:“经     

邢澍的生平及著述——兼论金石证史的作用和局限

一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甘肃出了两位为全国学术界承认的有成就的学者,其一为武威张澍,其另一为阶州(武都)邢澍。邢较张出生为早,二人中进士年份前后相距九年;而张的学术声誉则较邢为高,观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末附“姓名略”,将有清一代学者分十二类列名,黄宗羲、顾炎武均列名六类之中,张澍列名三类(经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中的洋教观

清光绪年间,由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广州创建的广雅书院,是清末社会转型时期岭南地区的文化摇篮。本文以书院第二任院长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为中心,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考察朱一新对入华数百年,于士习民风影响颇深,且自鸦片战争后日益困扰清廷外交的洋教的基本看法,探讨其洋教观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     

试论颜元的人学思想

颜元的人学思想,大致不脱出宋明理学的典日,而与王门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独特处,在通过对《孟子》的诠释,否定来明儒以至汉儒对孟子性善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将先秦德家经典中的上帝和鬼神观念揉人其中。他的弟子标榜他“力行为今世第一人,而倡明圣学,则素后第一人”（中华书局1987年6月版《颜元集）第795页,以下只注灭数）,未免过警,但他在维护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并使之旮及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方面确实付出了终生不渝的努力。试述如下：一、颜元的人学思想是“理学别传”“理学别传”是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为颜元学…     

马一浮的儒学观

马一浮(公元1883—1967年)名浮,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蠲叟等,学识渊深,贯综古今,博通内外。自辛亥革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隐匿陋巷,不求闻达,潜心体究历代经籍。抗日战争爆发后,马一浮创复性书院讲学,弘扬以六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期淑世拯乱,“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在1938—1940年短短二年多的时间里,相继有《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及《尔雅台答问》等问世。     

论语新证

张之洞《书目答问》曾谓:“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清代学者所谓小学,指《尔雅》《说文》《广韵》之学言之。我以为,如果进一步追溯其本原,运用地下发掘先秦之物质资料与文字资料,以解决先秦典籍中之疑难问题,尤为直接可信。《论语》一书,似为人人之所易读,亦为人人之所难读。必须不宥于朱注,不滞于汉诂,解其拘挛,得其会通,遵古而不为泥词,疑古而不腾妄说,推阐其本来文字形音义之源流,自然能有所发现。拙著《论语新证》乃用文言所写,专为解释词句训枯而作。在解放前,曾分别发表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印行     

《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研究

《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在体例、书目的选择与分类、著述思想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这些不同反映了同光时期的学术体系相对于乾嘉时期而言已经出现了某种突破和创新,具有十分明显的学术转型意义。透过《书目答问》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能够清晰把握中国传统学术现代转型的具体内涵。     

思想史上的"八十年代"--新时期黎澍侧记

黎澍先生逝世已经十年了。他并没有被人们遗忘。怀念、研究他的文章不断刊布于世 ,《黎澍十年祭》在他十年忌辰之际出版 ,此前还有《黎澍之路》在香港印出 ,说明他仍活在人们心中。黎澍生前以勇于提携奖掖青年、大胆扶植“新生力量”著称于世 ,笔者曾有幸蒙受过他的点化和指导 ,还与他有过文字上的往还。因此 ,当我 1997年夏初接到《黎澍学记》(《十年祭》一书最初预定名为《学记》)组稿人的约稿信后 ,确曾动心想写点回忆。但后来转念一想 ,自己乃史学园地里的小草一棵 ,何足以配得上悼念先生这棵参天大树 ?为避攀附之嫌 ,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书目答问》和范希曾的《补正》

《书目答问》(以下简称《答问》)是近百年来流传很广的一部指引治学门径的目录。研究这部书的主要内容和流传过程,对于研究中国古籍的目录版本,以及将来另编一部适合我们社会主义时代所需要的古籍举要目录,都有一定的意义。     

读古书当读清人著作

清人张之洞曾与诸生论读书不必畏难之事说 :“读书一事 ,古难今易 ,无论何门学问 ,国朝先正皆有极精之书。前人是者证明之 ,误者辨析之 ,难考者考出之 ,不可见之书采集之。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 ,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去其十之八九矣。且诸公最好著为后人省精力之书 :一搜补 (或搜出 ,或补完 ,或缀辑 ) ;一校订(讹脱同异 ) ;一考证 (据本书 ,据注 ,据他书 ) ;一谱录 (提要及纪元地理各表谱 )。此皆积毕生之精力 ,踵曩代之成书而后成者。故同此一书 ,古人十年方通者 ,今人三年可矣 !”张之洞的这段论述 ,确对读古书有所启示 ,他在《书目答问》中…     

广东语文学会邀请北大周祖谟教授来穗讲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教授,最近应广东语文学会的邀请来穗讲学,先后作了五场学术报告。在题为《谈治学的方法》的报告中,周祖谟教授谈了“从根基做起”、“治学要有次序”、“治学的态度”,等五个问题。他认为,各个学科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做学问必须具备古汉语知识、古书籍知识和历史知识。学习古汉语的最好方法就是多读文和辨异同。在书目繁多的古书籍中,最好先读《书目答问》,它提供的书目较重要。专攻某科,要先读基础。从事语言研究必须先学《语音学》;从事文学研究要先学《文学史》;研究古文字则要先学《说文解字》。他指出,对历史上的重要书籍一定要认真读.如:精读《汉书》,可解决古书中的难字难义;读司马迁的《史记》,你会感到易读且饶有趣味;学文学的应读《宋人文词》;若通读《杜诗集注》,可了解许多文学典故,名家诗句,丰富古代文学的知识。他还指出,     

异录与祛疑：《象山语录》考辩

《象山语录》与陆九渊亲著的文章存在许多差异,且不同语录之间也有差异,典型者如“不读书”“安坐瞑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收拾精神”“扫去阶级”“只此一路”等话语。这些存有矛盾与争议的话语遮蔽了象山学本真。之所以出现“差异性记录”,除了语录体本身的局限、编写语录者的主观色彩之外,还与陆九渊“急于晓人”的言说方式有关,与丰富多样、重本轻末、“无所不用其极”“欲使其自悟”的教学方法有关,与象山资质高明却好争闲气的个人气质有关。《象山语录》提供了宝贵的象山学素材,其异录也可使后人困惑乃至误解,因此象山生前反对刊行。今人应将《象山语录》与象山著作、生平、思想相互参证,考证真伪,甄别孤证与疑语,区分象山话语与编写者语言,以同情之理解去阐释象山思想,方能还原象山学的真实面目。     

《张文襄公全集》奏折部分的几个问题——兼与《张之洞全集》的编者商榷

文章将王树楠编《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奏折(文中简称“甲”)与《光绪朝硃原批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所载张之洞奏折及邸报、《申报》上所刊张之洞奏折(文中简称“乙”)进行对照,发现有甲有乙有,内容完全不同;甲有乙有,内容部分不同;乙有甲无,遗漏甚多三种情况。并对以《张文襄公全集》为底本的《张之洞全集》中出现的诸多漏失进行了指摘。     

我与《书目答问》

<正> 四十多年前,我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当时允许跨系选课,所以我除了历史系课程外,还选读了部分中文系的课程,《目录学》便是其中的一门。我选目录学是因为这门课既生疏又新鲜,而主讲者余嘉锡(季豫)先生则是当时久负盛誉的知名学者。第一次在课堂上瞻仰到余先生的风采时,他虽已年迈花甲,但精神矍铄,了无老态。他讲课从不持讲稿,而口讲指画,滔滔不绝。这门课以《书目答问》为基本教材,分二年按四部逐书讲授。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吸引着我们出入学术之宫。余先生并一再叮嘱要读《书目答问补正》。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书目答问》这个书名。那时北平一时采购不着,幸     

清人的学术兴趣与文化视野

清人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经史之学,通过张之洞主持编纂的<书目答问>和英国17世纪的<哲学汇刊>的目录比较,可以看出清朝的学术兴趣过于集中于此.<书目答问>中超过80%的学术著作均为经、史、子等人文方面的研究,其他方面的研究很少,特别是对新兴的自然科学的关注、投入远远不够.而17世纪英国学者的兴趣及研究重心已经从人文学科转向自然科学方面,并且各个学科的兴趣分布比较均衡.相比之下,清人的学术兴趣过于单一,因此造成了学术群体性的文化视野狭隘,而此时学者个人的博学和经学自身的学理都没有能突破这种群体性的狭隘视野.     

刘知几辨伪探微

刘知几辨伪探微张小乐由于自然、社会、人为等因素的影响,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存在大量的伪书。清人张之洞指出：“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车酋轩语·语学》）不辨真伪,学术研究就没有真实可靠的基础。辨伪的任务既包括对书籍名称、作者、成书时间的考订,...     

论张之洞的洋务观

近年来,随着洋务运动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张之洞的洋务思想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所阐发的“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思想,更成为议论的话题。褒之者说,《劝学篇》是张之洞“结合当时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求富求强的纲领”,并据此认为张之洞是个“改良派人物”;贬之者则认为,张之洞是个“真洋务假维新”的投机分子,而《劝学篇》则是这个投机者以“虚伪”手段,“向顽固派‘输诚’的礼物”。两种意见,大相径庭。孰是孰非?笔者以为,颇有辨明之必要。因为这个是非,不仅涉及对戊戌变法时期张之洞个人及其思想的评判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看待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的时代价值问题。为此,略抒己见,以期就正于史学界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