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古典诗歌声律美及其现代价值的探索——兼评孟祥鲁著《中国诗歌声律学》

<正> 孟祥鲁先生在大学中文系除讲授古代汉语基础课外,还开设中国诗歌声律学专题课程.《中国诗歌声律学》(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孟先生积多年教学和研究心得,精心撰著而成。该书内容分绪论、中国诗歌的基本声律技巧(上、下)、古体诗的声律、近体诗的声律、词的声律及曲的声律等七章。对古典诗歌声律美的综合论述,尤其是对古典诗歌声律学的现代价值的探索,构成孟先生此书的鲜明特色。历来关于古典诗歌声律的论著,率多分别论述诗、词、曲的声律,着意于使读者认识诗、词、曲的不同的声律特性及格式。孟先生则认为:1、诗、词、曲除原本依据的音乐的差别外,其声律的原理其实相通;2、不仅古典的诗、词、曲的声律有其相通的共性,而且现代的新诗因仍是汉语的诗歌,其声律形式也仍然能从古典诗歌声律中获得滋养。基于这种认识,孟先生撰著的《中国诗歌声律学》一书,就不仅表述了他对于祖国古典诗歌声律问题的深入研究的心得,而且表现了他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而研究古典诗歌声律学的明确的宗旨。     

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作为表情达意的基本媒介,语言的构成形式在诗歌创作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一大主流的诗歌,其语言形式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孽生与演变,并逐渐形成诗、词、曲、赋等丰富多彩的体裁形式,从而极大地充实了中国诗歌的艺术内涵。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就精辟地道出了中国诗歌(文学)体裁发展嬗递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从诗歌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屈原,宋玉等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继《诗经》那种成熟的四言诗体之后,另辟一境,开创了具有崭新特征的“楚辞”新诗体,为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著名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也是一部最具争论性的小说。自诞生以来,眨之者诋为“市诨之极秽者”(明李日华·昧水轩日记),“当急投秦火”(明薛冈·天爵堂笔余);赞之者誉为“伟大的写实小说”(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其实,除去书中一些不文的性事描写,《金瓶梅     

古代怀乡诗繁富成因初探

在卷帙浩繁的古典诗歌中,以抒发怀乡感慨为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不少怀乡诗句,如“不我以归,忧心有忡”(《邶风·击鼓》)、“王事靡,维嗣我日”(《小雅·杕杜》)。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及以后各代的民间歌谣中,这类怀乡诗也是屡见不鲜,如汉乐府中的《悲歌》、《古歌》,北朝乐府中的《紫骝马歌》、《琅琊王歌》等等。在文人诗作中,怀乡之作更是比比皆是,如《离骚》中有“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之语,     

《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总目录

(圆点前为期数 ,圆点后为页码 )文学·文化·艺术·语言现实主义 :从欧洲到中国肖　鹰 (1·3)90年代中国文学 :自我认同的尴尬与出路刘俐俐 (1·10 )周作人散文研究述评安文军 (1·14)“诗界革命”创作中的“新名词”及其对古典　诗歌创作的影响李开军 (1·18)《西游记》作者和主旨再探张　燕　胡义成 (1·2 1)批评之四维　———大众文化批评的原则许文郁 (1·2 6 )对商琦《拟夏王圭溪山清远图》的考察与鉴赏梁晓玲 (1·30 )《边城》 :两种文化景观中的人生形式王俊峰 (2·82 )南社作家王钟麒的小说戏剧理论和创作颜廷亮　赵淑妍 (2·85 )…     

论张九龄山水诗的清澹风格

最早论张九龄文学风格的是他同时代的张说与徐坚,称其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边幅”(《新唐书·文艺传》),谓其为文不尚藻饰。最早以“清省”为其诗考语的是杜甫,其《八哀诗》云:“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仇兆鳌注:“地有余,力厚也。语清省,词爽也。”言其笔力沉雄厚重而语言清新省净。受杜甫影响继以“清澹”二字论其诗的是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说:“唐初承袭梁、陈,陈子昂独开古雅之源,张子寿首创清澹之派。”自此九龄涛风清澹遂成定论。     

怎样评价陆机的拟古诗

陆机的诗、赋、文中,遭贬责最多的是诗歌;而诗歌中遭贬责最多的,则要算拟古诗了。自宋以来,人们一直对它进行抨击,“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时,余每病其呆板”,“平原拟古,步趋若一”,就是解放以来新编的文学史,不是说它“因袭原作”(中国文学所本),就是说它“意不出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游国恩、萧涤非本)。当然,也有对拟古诗肯定的,如钟嵘就认为它和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一样,“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此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诗品·序》)清代毛先舒也肯定其中某些诗体现了“士衡之藻思”(《诗辩坻》卷二)。不过这一派     

孔子的自学成才思想初探

<正> 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忠于教育事业,执教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强调自学成才,是孔子教育思想内容之一,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初步探讨。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但他“作《春秋》”。“修《诗》、《书》、《礼》、《乐》”;又“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孔子世家》)可见,孔子不仅是一个大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个大学问家。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明确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子贡原来认为孔子是“天纵之将圣”,后来,改变了看法:“卫公     

“诗言志”新探

“诗言志”出于《尚书·尧典》，朱自清先生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诗歌理论有深远的影响。郭绍虞先生的《中国代历文论选》对“诗言志”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述，他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诗人的‘志’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无不受阶级地位的制约。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古人对这一点没有作出明确的阐述，但已意识到诗的这方面的作用。《礼记·王制》云：‘命太师陈涛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云：‘《书》日：‘诗言志，歌永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活色天香情意真 莫将“侧艳”贬词人——重新评价宫体诗

在中国诗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种诗歌样式(或者说一种诗歌流派)受到象宫体诗这样不公正的待遇,横遭种种诟病和訾议:“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梁·裴子野《雕虫论》);“惟以艳情为娱,失温柔敦厚之旨”(清·沈德潜《古诗源》);众多的文学史更是辞趣一揆地批评它“充满色情成分”。甚至近年出版的学术新著也还在说它是“中国封建时代高级的色情文学”(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卷Ⅰ下)。如此的厌恶诅咒,反倒     

古代诗论家“含蓄”说述评

含蓄,是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含蓄”这个词虽然出现较晚,但这个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很早就被人们注意了。战国时代的《周易·系辞上》中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三国时的荀粲说:“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之象以尽言,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三国志·魏志·荀或传》注引何劭《葛粲传》)粲荀的话,说明精深的道理是不能用物象完全表达出来的。他认为意内、象内可尽言,意外、象外“蕴而不出”,不可尽言。这“意外”、“象外”就是后人所说的“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蕴而不出”就是后人所说的“含蓄”。可见,“言不尽意”说,实在就是“含蓄”说之本源。众所周知,语言尽管     

《周南》之“序”与《大学》之“道”

《诗·周南》历来有“正风”之称,《周南》的十一篇小序也是全诗各篇小序的纲领。然而,我们对它加以考察,则不难看出,《周南》的序之所以被奉为纲领,则因为它始终贯串着一条完整的儒家政治思想的主线,这条主线便是出自《礼记·大学》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义。《礼记·大学》是这样主张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入,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为汉儒所辑,     

中国古典诗歌的三种审美范型

人们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结构,常一言以蔽之曰:情景交融。而我则认为,情景交融不过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理想范式。如果我们从诗歌创作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中情(意识)与景(物象)的结构方式至少具有三种不同的审美范型:(1)物感型,以《选》诗(即八代之诗)为典范;(2)直觉型,以唐诗为典范;(3)内省型,以宋诗为典范。宋代以后的诗坛有学《选》、学唐、学宋的各色流派,不仅说明“选体”、“唐音”、“宋调”这三个概念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内在美学结构,而且也说明它们作为诗歌的审美范型已为后人所认可。王昌龄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约略从主客体关系涉及到诗的几种审美范型,启示我们从心与物的二元关系上来探讨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及其嬗递演变规律。     

小议杜牧诗塑造人物形象之特点

中国的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出现了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而《离骚》中的“导夫先路”的忠臣,曹操的“老骥伏枥”的壮士和陶渊明“戴月荷锄归”的解甲归田的农夫,都为后来诗歌的表现人物形象提供了经验。唐代诗歌发展到一个高峰,运用诗歌表现出的人物形象则更加丰满动人。宋代孙洙称杜牧《秋夕》中的形象“通身灵活”。这个评语也可用来概括他诗中的其他形象特点。杜牧诗中的形象,既鲜明生动又富于感情,塑造方法亦不单一。首先,他能在典型环境中完成形象塑造。《赠别》诗(其一)中,诗人这样描写一个袅娜优美的少女形象。“娉娉嫋嫋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种将其放在十里扬州众里夺魁的写法,同白居易的“回     

鲍照和江淹

<正> “江鲍”并称大约始于隋末的王通,他在《文中子·事君篇》中说:“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王通是一位思想家,他对鲍照和江淹的评价纯系就思想倾向而言,并非对他们的创作风格进行评价。相反地,在梁钟嵘《诗品》中评论江淹时,却只是说他“诗体总杂,善于模拟”,并未提到他学鲍照,倒不如评沈约时,还提到一句“宪章鲍明远”。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江淹的诗,实在远比沈约之作接近鲍照。这一点,似乎唐代人早已看出。如:杜甫在《赠毕四曜》一诗中说:“同调嗟谁惜,论文笑自知·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日本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集论》中也提到“搴琅玕于江鲍之树”的     

发扬古典诗歌传统 拯救古典诗歌危机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刘长卿《弹琴》 我们从上文关于古典音乐方面的欣赏,联想到古典诗歌方面也有同样的问题。我国古典诗歌源远流长,数量之大,浩如烟海,其质量较高的诗篇,常常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崇高的艺术魅力,如“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尽心上》)虽历时千载,流传万里,而犹脍炙人口,刻骨铭心。故《诗大序》云:“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显优劣、分品第的尴尬——论钟嵘《诗品》的诗学观

钟嵘的《诗品》问世1400多年来,评家纷起,毁誉参半。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诗品》和以前批评风气不同的地方就是显优劣、有品第”,“所以能提高鉴赏的标准,同时也开创新的历史的批评之方法”①。美国汉学理论家丁·刘若愚则认为:“刘勰同时代人钟嵘,主张表现主义诗歌观。”“钟嵘认为诗人以情感反映外界事物,并把这一反映,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诗品·序》把表现观列为第一位。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表现观是钟嵘批评思想的核心,他的主要用心在于实用批评和文学史,因而对一般的文学理论的贡献不大。”②清代的王士认为,…     

诗与乐——读诗随笔之三

鲁迅在《致窦隐夫》的信(1934年11月1日)中说:“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这就因为诗歌本来就是一种音乐文学。 诗歌可以说是和音乐同时诞生的孪生姊妹,它们都是原始人劳动生活的产物。《淮南子·道应训》中对举重劝力之歌的记载,鲁迅《门外文谈》中关于“杭育杭育派”的论述,都生动地说明了诗与乐都是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节奏出现的。从其最初的源头,它们就是浑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杭育”、“邪许”这种劳动呼声是有节奏的,是抒情的,是最早的诗,也同时是最早的歌。《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原始歌舞的情形时说:     

诗圣诗史唱大风——杜甫的反战诗论略

唐代是反战文学的自觉时代,反战文学繁荣发达。杜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写了不少反战的诗歌。《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就是其反战诗代表作。正是有了他对苍生黎民的同情,有了对社稷江山的忧患和对穷兵黩武的批判．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诗圣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