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模式

中国哲学范式之为中国哲学范式,与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模式密切相关。“天人合一”乃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文化模式,其思想内涵主要有二：其一是“万物一体”的思想内涵和思维架构;其二是“以德配天”的核心价值和实践路径。而“天人合一”文化模式,对于中国哲学范式建构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体现在对“道”的理解上和如何“得道”的路径和方法的选择上,而且体现在对“道”的言说方式上。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反思——以汉代哲学研究为例

目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根据对“哲学”的界说来确定史料的。但是,它所理解的“哲学”其实主要是西方传统的“概念哲学”,而概念思辨恰恰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依据这种理解,难免会忽视或遗弃某些很能体现中国哲学特色的史料,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我们从傅斯年对胡适的质疑,以及冯友兰、张岱年所遇到的似是而非的矛盾中,很容易体会到这种感觉。以往对汉代哲学缺乏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也在于此。考虑到中国古代哲学在内容以及载体形态上的特色,本文认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哲学人类学,对于我们拓展在史料方面的视野、重估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深层结构,都具有启示意义,因而比较适用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宗白华关于“律历哲学”的设想,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百年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反思与现代发展之路——兼谈思想的创生能力与现代合法性之关系

自西化运动开始的一百余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活动基本上是为中国哲学寻找合法性根据的过程。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除少数一两种属于传统中国哲学的方法以外,绝大部分方法的思想基础是西方的观念体系。这种以西方哲学的立场、流派、思维或方法对传统中国哲学进行解析和批判,实质上是以西方哲学框架体系剪裁和定性中国思想从而给中国哲学观点贴西方哲学标签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中国哲学的原生状态视而不见,传统中国哲学的生存性价值和超时空意义遭到了否定,因而中国哲学获得的“合法性”是被判定了“死亡”的“合法性”。一种哲学的“合法性”不在于它是否符合了某种外来的规范或标准,而在于它自身是否在现实社会还具有创生新思想的能力。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只能从中国哲学自身在现代社会的创生能力中得到证明,这应当是确认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标准。创生能力的根本标志就是新的中国哲学诞生———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国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哲学;是对两者超越的哲学;是能够与两者对话的哲学。一方面它必然表征的是现代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独特的语言,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值得全人类思考的东西,是属于全世界的。具体标志则应当是出现了可以与《论语》、《老子》、《庄子》等相媲美的哲学著?     

重思哲学的定义——接续冯友兰先生的哲学遗产

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中一个重要面向就是关于“哲学”的定义,我们认为,冯友兰从早年就坚持哲学需要以人生问题为指归,同时特别注重哲学的“普遍性”,这两大追求为中国哲学学科注入了重要的学科基因。然而因为冯友兰先生受西方哲学柏拉图主义的哲学理解限制,冯友兰先生一度把哲学的重心转向对于名言概念上的抽象的“普遍性”的关注,然而在《新原人》代表的思考中,冯友兰先生以“境界说”与“境界-工夫”合一的视野重新定义“哲学”,将中国哲学兼重视“普遍性存在”(“道体”)与具体性过程(“工夫”“经验”)的特质着重阐述出来,这一思路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哲学”与进行“哲学研究”还有着重要意义。如何在“交流对话互动”与“身心实际经验”真正实现“普遍性追求”是我们要“接着”冯先生的工作继续回答的历史课题。     

试论孔墨哲学思想之对立

孔墨哲学思想之对立,是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前奏。孔墨哲学思想之对立表现在:天人关系上,孔子信“天”“命”、疑天命、疑鬼神思想和墨子“非命”“明鬼”思想之对立;认识论上,墨子“取实予名”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倾向和孔子以“名”证“实”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倾向的“正名”论之对立;政治伦理思想上,孔子以“仁”为核心、以仁释“礼”的思想和墨子“兼爱”思想之对立。孔墨哲学成为后来中国古代哲学有关不同派别的源头。     

比较哲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以郝大维、安乐哲为对象的考察

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运用比较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庄子哲学进行了思考和研究.他们发现在“自我”、“真”、“道”或“天”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关键问题上庄子哲学与西方哲学存在深层次的差异,这些差异背后则是中西方哲学在世界观、思维模式上的不同预设.以“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庄子哲学,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西方的概念和框架束缚庄子哲学的缺陷,即从中国哲学本身来理解中国哲学,但是这种研究理论和方法同样存在一些问题,它过分强调双方差异性,过于重视比较哲学理论的构建,而把《庄子》文本的细读置于次要地位,使庄子哲学本身丰富的内涵和面向被人为限定了.依此看,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尚需深化.     

“综合创新”——张岱年先生的治学之道

张岱年先生从事教学、研究 70年 ,在学术上有两大成果 :(一 )在哲学上 ,为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更新、转型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并建立了一个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博采中西哲学之长的新哲学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气一元论”、“两一”等学说融于一体。在辩证唯物论中国化这个重大理论课题上作出了贡献。(二 )在文化上 ,倡导“文化综合创新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探索出一个新的模式 ;并为之设计出一幅宏伟蓝图。这对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具有理论的和现实的意义。     

思想史研究

主持人语《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的“思想史研究”专栏发表了刘笑敢教授主持的一组讨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主打文章即是刘教授本人的《“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刘教授所说的“反向格义”大致是指“用现代或西方的哲学概念来解说或定义中国古代经典固有的哲学术语”,这在当今中国哲学研究中已成为“不言而喻”的主流方法。刘教授以老子研究为例,述说了这种方法已使中国哲学研究陷入了某种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方笛卡尔以来的dichotomy(对立二分)式的概念结构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术语系统…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中国传统哲学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比较——从“天人之辩“、“古今之争“和“言意之辩“谈起

本文从中国传统哲学中选取三个论争中心“天人之辩”、“古今之争”、“言意之辩”为角度,在人与世界、传统与现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若干比较研究,以反观中国传统哲学,并促进中西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意－象－言：意象哲学简论

意－象－言,是易道之全体大用,贯通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未发已发、本末源流、有无显微、性相体用,以同观之,莫非“意象”,故曰“意象哲学”。与此相应,以“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为特质的诠释,既非“本体诠释”,亦非“现象诠释”,而是“意象诠释”。返之,意象哲学便是以易、道、心三者为本体之一贯的哲学,具有思维圆融性、结构整体性与形态意象性三特质的哲学。以史观之,意象哲学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和诠释,是“无我”的、“史学” 的、主客二分的“照着讲”,是思维方式与诠释方法;以论观之,意象哲学是中国哲学史的重构与发展,是“有我” 的、“哲学”的、主客一体的“接着讲”,是哲学观与本体论。简而言之,意象哲学是以“意－象－言”这一思维－结构为核心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意在揭示传统哲学固有之特质性,从而确立其主体性,彰显其民族性。     

理想的生活之道：自制与外制的统一——基于对中国古典哲学重新审视所获得的新生活观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这种哲学以追求理想的自制生活为基本精神,它与以追求理想的外制生活为基本精神的西方哲学应可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生活观,即理想的生活之道是自制与外制的统一。     

从理想的批判到现实的批判——试论康德与马克思关于"批判哲学"的区别及其理论意义

马克思哲学和康德哲学都会被学界称之为“批判哲学”,但二者的“批判”却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用意。二者哲学的内在联系表现在马克思将康德哲学对“理想的批判”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而其主要差别在于“批判”的本意、对象、目的、方法及结果的不同。通过比较,才能清晰地看到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知识结构与哲学选择

文艺学的背景理论是哲学。在西方 ,每一文艺思潮的背后 ,必伴有相应的哲学思潮 ;在中国 ,文史哲历来不分家。从事文艺学理论研究者 ,必须具有较深邃的哲学眼光。对当代青年学子 ,最为重要者 ,一是哲学入门 ,一是哲学选择与归宿。本文以牟宗三、李泽厚为参照系 ,主张从西方哲学入门 ,并以之作为手段 ;以中国哲学为归宿 ,为“安身立命”之所 ;以中国现代化进程为求生目标三者的综合、互动 ,造就自己的“看家本领”。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双向驱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旨趣契合了近代中国人“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呈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互动，是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的交相呼应。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系统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难题，在革命、建设、改革中以伟大的实践创造回应时代之问，以卓越的理论创新引领时代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正确反映、把握、引领时代中，构建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以筑牢话语权。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