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悲辛俘虏歌——论李陵《答苏武书》有关诸问题

李陵《答苏武书》被萧统系于《文选》"书"类之首。唐刘知己从史迁阙载和风格上首疑作者之伪,苏轼坐实之。近世以来,已成定论。其因有三:仍前贤之成说,伪托苏李赠答诗的波及,李陵其人为俘虏的道德判断所累。本文详考了辨析了作者伪托说理由之妄,论述李陵为《答苏武书》作者之由。司马迁曾因平议李陵其人而罹祸,兹后再无人为李陵置一辞。本文从忠孝的取舍与尴尬角度析李陵降胡之因由,并对《答苏武书》所披露的李陵的心路历程作了勾勒。     

李陵《答苏武书》真伪再探讨

《文选》卷四十一所收《答苏武书》应为李陵的可信之作.其具体作时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九月.作为特殊情境下的特定产物,此信不仅全面展示了李陵晚年矛盾纠结的悲伤情怀,而且深刻体现了汉代非主流文学的精神诉求,对于深入了解汉匈文化交融背景下李陵的文学风格以及汉武帝时期的士人心态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关于李陵《答苏武书》的讨论与判断

历来认为李陵《答苏武书》是后人伪托,但在具体的讨论中,诸家的说法又存在着明显的牴牾冲突之处,悬想颇多而缺乏实际证据。就文风而言,李陵离开西京正值文辞灿烂的时代,行文当然沾染了西京文风;就作伪时代而言,魏晋南北朝时代、东汉末年以及班固时代均不具备《答苏武书》的伪作土壤;同时,不能以班固《汉书》不保存这篇文章为理由来认定它的伪作。唐初修史之风引发的史学评论、古籍整理和古典辨伪,过分地依赖早期史籍经典,带有明显的辨伪扩大化倾向,并以此流传,这是导致《答苏武书》被认为伪书的一个主要因素。     

从《文心雕龙》不提《世说新语》看刘勰的文学观

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广泛论及了魏晋以来的作家、作品,而唯独对六朝文学中地位甚高、影响至远的《世说新语》只字未提,究其原因,我想主要还是刘勰的文学观造成的:原道、征圣、宗经而崇尚雅正,不满谐隐、杂说;崇儒为主,兼修佛道,反对玄谈;萧统文学集团的参照;重古略今,不论近世。     

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

《文选》所收《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但因曾有人怀疑它们的作者不是李陵，建国后所出的《中国文学史》都不予承认，甚或根本不提。本文对它们的真伪问题重加考辨，认为判定它们为后人拟作或假托的证据都不能成立。     

《文心雕龙》中"情"的美学内涵

在《文心雕龙》中“情”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贯穿创作论、文体论、鉴赏论的始终。学界大都从情与采的关系来讨论其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意义,而对“情”自身所具有的美学内涵有所忽视。本文主要从“情”所蕴含的生命美、理性美和形式美来解读其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所具备的美学内涵。     

《资治通鉴》长编分修再探

关于《资治通鉴》长编分修的具体分工问题,历有争论。学者多惑于《宋史.刘传》谓专职汉史,及受传统叙述中“魏晋”连书的影响,忽略了《通鉴》之魏纪、晋纪长编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可能性。而实际上两汉、魏纪长编由刘完成,两晋南北朝至隋之长编成于刘恕之手,范祖禹除了编修唐史长编外,还整理了刘恕遗留的五代史长编。     

论刘勰的情采观

自魏晋六朝以来,我国古代美学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对文艺的本质、还是对形式美价值的认识,较之先秦、两汉都有了新的突破。“缘情说”的出现及尚采观念的形成,标志着“文的自觉”时代已经开始。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都注意到诗的重要审美特征是情和采,提出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等观点,但第一次将情和采推及于文,并对其作了哲学和美学方面系统论证的是刘勰。《文心雕     

《报任少卿书》的艺术技巧

《报任少卿书》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名篇,历来很受传诵。自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全文刊布以来,历代著明的文章选本如《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都先后将此文选入。解放后的古文选本及大专院校的古典文学教材也纷纷选编注释了这篇文章。不仅如此,“后人口沫手胝,遂多仿构。李陵《重报苏武书》……实效法迁此篇而作。杨恽《报孙会宗书》亦师其意。……南北朝江淹《报袁叔书》、王僧儒《与何炯书》、魏长贤《复亲故书》皆拟议之篇。……明人为古文,尸祝《史记》,并及是《书》;所见如康海《与彭济物书》、王廷栋《答徐懋昭书》、又《答舒国裳书》、王九思《与刘德     

陶渊明《拟挽歌辞》的生死观

陶渊明的魏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拟挽歌辞》中对死亡的思考正体现了他的“委运任化”的死亡观。本文结合魏晋文人创作挽歌诗的习惯和特点,试着分析《拟挽歌辞》所反映的死亡观和陶渊明思想的结合,论述《拟挽歌辞》在写作上的特点。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

论汉未魏晋六朝“人的觉醒”风貌的特质王德华人们常说魏晋六朝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关于这一时期“人的觉醒”的具体表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宗白华先生曾着重从美学角度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珠联璧合诗与画——浅析王维诗歌中的情感抒写

在中国诗歌史上,王维诗以描写自然风景著称,人们评论他的诗,历来也多从写景艺术人手。《诗经》以来,诗歌中的景物,大多数是作为“起兴”的作用,景与情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直到汉代,仍然保留这样的格局。陶潜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诗人,他把景与情的关系融化了。但是,魏晋六朝人在写景之外,往往再直接出面提出这篇作品中喜怒哀乐的情怀,语言未免直露。     

作为文学创作的仙传--从《列仙传》到《神仙传》

从宗教史的角度看,道家学说中对"至人"等的描述已具有后来得到长足发展的神仙的特征,乃是源远流长的神仙观念和神仙信仰的源头之一。在神仙传说基础上,形成今传两部重要仙传著作———署名刘向的《列仙传》和署名葛洪的《神仙传》。《列仙传》特别强调仙人长生的特性,特别突出服饵的作用,特别突出仙人治病的特异能力。比起《列仙传》里的粗略描写来,《神仙传》则极力夸张仙人的神秘能力和神通变化,描写了许多学仙成功的人物。从小说史发展角度讲,《列仙传》和《神仙传》的编撰正值古代小说体裁形成的时期。乃是后来源远流长的这一类作品的滥觞,正是在这一方面凸显出其在小说史上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叶梦得《岩下放言》考

《岩下放言》系叶梦得晚年归老卞山后所作。既有一、三卷本之别,又有《稗海》中署名为郑景望的《蒙斋笔谈》的混淆。经考证,《稗海》之前,没有《蒙斋笔谈》的著录;宋代六位有"蒙斋"名号的人、宋代另外两位"叶梦得"以及郑景望本人都没有《蒙斋笔谈》的记录。《蒙斋笔谈》的大部分内容与叶梦得关系密切,且与《岩下放言》的中下两卷内容完全吻合。《蒙斋笔谈》应系宋元以后的人误托郑景望之名,裁剪《岩下放言》之内容的伪作。     

《呐喊》、《彷徨》对于启蒙主体的反思与拷问

作为20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收获,《呐喊》和《彷徨》以其惊人的思想艺术高度,震聋发聩地揭示了思想启蒙的必要性,更以无与伦比的思想穿透力,展现了启蒙的悲剧况味,表达了对于启蒙可能性的质疑。尤其是对启蒙主体自身精神弱点的反思与拷问,再一次显示了鲁迅作为启蒙先驱者强烈的自审意识和同时代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     

《世说新语》的情理世界与"情志"说

《世说新语》一书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魏晋时期人们的情理世界,其时人们率性任情,蔑视礼法,把"情"抬到空前的高度.魏晋人重情有其思想背景,即魏晋玄学的兴起,促使当时的思想家普遍陷入对"情性"的理性思考,最终改变了前人"性善情恶"、"以性制情"的观念,而这无疑对魏晋六朝的文学理论中的"情志"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详细分析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所经历的彼此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     

《三国志演义》与古小说初探

中国小说的发展,由上古神话传说的萌芽,至魏晋六朝笔记小说的雏形,而至唐人传奇,渐趋成熟;宋元话本的出现,又走向繁荣;至明清,则成为文学的主流。三国题材的小说也有大体相近的发展过程,它始于魏晋六朝笔记小说(即古小说)。元末明初成书的《三国志演义》是历代三国题卡才的民间艺术与文人创作的集大成。过去,研究《三国志演义》的继承关系,首先都谈到平话,其次论及元代三国戏,对于古小说,几乎未见有人作系统论述,故不揣浅陋,作此初探。听谓古小说,专指魏晋六朝文言笔记小说,包括志怪与志人小说。鲁迅《古小说钩     

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

为了深入解读敦煌李陵变文,了解它的渊源情况,通过运用比较、例证等多种方法,将一些历时和共时性史料进行了有机的组合。认为李陵故事的渊源流变,与《史记》、《汉书》、唐代诗文的咏唱及其唐代安史之乱后的社会风气,都有着天然的联系。     

《春秋》三传与《古文观止》评庄考辨

《公羊传》否定庄公;《谷梁传》评庄公,基本摆正了评判视角,然罪之以损礼毁法。《左传》责庄公,不偏不倚,赞庄公,持之有据,认为庄公之孝,可为天下垂训。清注对庄公诋骂甚多,犹以《古文观止》为显。重新审评庄公,对明析后世浩繁经传疏注大有裨益。     

从敦煌变文看敦煌人的寻家心结——从《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看流民的反抗哲学

一般认为《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为《史记》《汉书》中相关内容的演义,笔者认为这两篇变文不仅仅是对历史故事的演义,其实是借演义之表象抒发当时敦煌人民的现实心理。敦煌作为古代的边关之地,在每个朝代的国势衰微之时,时常面临被异邦侵占的命运,因而产生了当地人民对家园回归的渴望。产生于唐末敦煌地区的《伍子胥变文》《李陵变文》借主人公相似的被流落家园的命运来表现当时敦煌人民寻求归家归国的悲伤而不绝望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