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新生代农民工

随着外出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并且在整个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和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专项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基本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2)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质整体较高;大多数人不再亦工亦农,而是纯粹从事二、三产业;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工作勤奋,仍是吃苦耐劳的一代。(3)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是收入太低和住房问题成为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

针对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指出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融人城市的最积极力量,也是城市化的主力。新生代农民工有其自身的特征。构建符合现代社会基本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根本标志。应当对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予以战略性安排。     

新生代农民工中小城市定居意愿探析——基于辽宁5市县的调查

依据2012年辽宁省不同层级城市652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访谈数据,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去向、原因及自身方面的影响因素.“打工城市”、“家乡中小城市(地、县两级城市)”、“农村老家”成为其主要的定居去向,“离家乡远近”、“安居、乐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地选择首要考虑的因素.研究发现,男性、25岁以下者、已婚者、家庭经济条件优越者、在中小城市务工者、来自打工城市附近县城农村的打工者及来自东北3省外的务工者倾向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定居.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基于三个城市调查问卷的融入满意度结果分析

融入城市社区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满意度的测评,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社区融入总体满意度感到“一般”,城乡二元体制差异、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过窄以及社区社会力量支持的不足成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现实阻滞因素。因此,建议政府、社区、居民形成合力,从消除制度体制障碍、创新基层管理方式、提升社区接纳度和扩展社会支持网络入手,有效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     

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

正导读:"新生代农民工",是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的提法,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逐渐登上城市这个舞台。对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来自农村,归宿也在农村。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许多人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他们生活在城市,心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筑梦情结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数量超过1亿人。与父辈们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不少人甚至没有农业生产经历。他们进城打工并不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是想通过努力打拼融入城市，寻求更好的人生发展机会。     

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群体,也是我国特有的群体,它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出现的,近年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受传统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而流浪在城市之中,奔波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加严重.试图通过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探析新生代农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及其现代渡越——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

仁政正义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正义理念,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以之审视当代中国城市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法规,不难发现存在如下的非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性而城市政府以“农”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性而城市政府以“贱”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而城市政府以“拒”待之。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惠及全体,不舍弃、不轻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任何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仁政正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向现代转型与渡越。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来说,其正义性的突出要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及其现代渡越*--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

仁政正义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正义理念,有其超越时空的普遍意义。以之审视当代中国城市政府对待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法规,不难发现存在如下的非正义：新生代农民工的“非农”性而城市政府以“农”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性而城市政府以“贱”待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性而城市政府以“拒”待之。城市政府仁政正义的本质是：以人为本,惠及全体,不舍弃、不轻贱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任何人。产生于古代社会的仁政正义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应向现代转型与渡越。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来说,其正义性的突出要求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使用与消费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着与农村社会截然不同的消费图景,消费实践成为他们建构认同的重要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劳动之外,主动参与品牌信息生产,通过“自由劳动”将自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版图中。他们在虚拟空间中投入成本,自主成为“数字产消者”,实现对主体形象的改写与再生产。新生代农民工通过使用手机趋同城市青年的消费形态,表达对城市“新市民”身份的乐观想象。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当前城市劳动力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代城市就业机会的不均等、严格的户籍制度、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心理素质和文化差异等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无形障碍。从现代城市文明的角度来看,如何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各种障碍,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大挑战,这一问题的解决与否将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繁荣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培养

随着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加强对其精神文化需求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新兴的群体,是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的重要推动者。他们一方面追求精神文化生活,但另一方面又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中挣扎。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进行描述,分析其精神文化缺失的原因,并针对原因提出了相应建议:完善法律制度,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加强政府引导,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企业主动关心,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关注农村基层,营造农村精神文化新风。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优势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主体,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还是其个人素质及留城意愿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适合融入城市的一代。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结合访谈得到的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情绪体验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以长春市为例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仍以底层劳动力市场为主,职业区隔现象普遍;社会参与水平低,人际交往内卷化;身份认同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根源。为此,要逐步取消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机制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机制;营造和谐的城市文化氛围,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和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社会保障分析

农民工彻底融入城市是我国社会转型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但这一进程受到制度排斥和农民工自身素质双重因素的制约,作为市场机制基本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关系着制度支持和农民工个体作用的发挥,其完善与否一定程度上强化或弱化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试图创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保障分析模式,分析社会保障对此过程产生的影响,为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完善相关社会保障体系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     

资本转换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关于移民融合问题的既有研究普遍存在“主体缺失”的局限。基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访谈发现,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本之间的理性转换是他们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重要行动策略。他们通过教育投资、交往投资、印象管理等方式实现了三种资本之间的相互转换。这一转换过程推动了新生代农民工各种资本的数量增加与结构优化,丰富了他们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内容,推动了他们的城市融合进程。不过,资本转换的策略行动对新生代农民工(移民)融合的回报效应并非一成不变的线性关系,而是受到制度安排、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初始位置等因素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购房意愿——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购房行为意愿,以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采用稳健性回归的Probit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结果:在社会网络的框架下,首先,强关系削弱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其次,弱关系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的影响不显著,但其影响系数为正,说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购房行为意愿及城市融入有内在的促进作用;最后,探讨了社会网络与文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交互项,得出,提高文化程度或收入水平能降低强关系的负效应;但与弱关系之间无交互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