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调解之家＂化解居民纠纷

在北京东城区景山街道钟鼓社区．有一个社区居民自治组织——“家和万事兴”群众调解之家。从2005年成立至今,“家和万事兴”共调解居民纠纷近800件,避免了20批465人次群体上访,110报警率因此下降了40％。     

社区矫正对象不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北京市东城区区委副书记杨艺文谈落实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

作为全国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北京市东城区7月1日启动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作为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区,街道和社区是如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昵?带着这个问题,本刊采访了东城区区委副书记杨艺文     

戴红袖标的“倔老头”

现任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所社区的党支部书记戴朝英,刚40出头,说话干脆、办事麻利,至今仍不失当年侦察兵的机敏与果断,而多年的地方工作经验,又使他更加成熟和老练。自从担任20所社区党支部书记兼居委会主任以来,他整天忙得不亦乐乎。面对社区刚组建时的脏、乱、差局面,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积极想方设法,多渠道筹措资金。他先后筹资50万元,为社区建立中心活动广场一个,小型活动场地两处,大型活动室一个,并配置各种健身器材、路径器材及各种娱乐用品,为社区增设了图书馆、阅览室、健身房等;根据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还新建了门球场、羽毛…     

“走街串户”是件挺重要的事

记得曾在北京大安澜营社区采访过一位社区书记,当时谈起胡同社区的居民情况,他说一两句说不清,你跟我“串个门儿”就清楚了,他管这叫“下户”。大安澜营社区位于北京前门地区,胡同纵横。这位书记在这附近的几个社区都任过职,对这里了如指掌。那次随他人户走访,印象很深,他边走边估计谁可能在家,情况大都被他说中了。     

社区自组织视野下的社区调解能力提升

当前社区调解制度面临着诸多困境,现有的制度改进思路未充分意识到原有解决机制衰弱的深层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必然流于泛泛,不但不能提高调解的能力与效率,反而使调解失去非正式、灵活机动的民间特征.社区调解制度能力的提升有赖于社区自组织机制的实现,应在社区自组织的理论视野下进行基础性的制度创新.首先,应大力加强社区自组织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比如调整现有的社区发展思路,通过政策来引导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养;从法律上确保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以形成自组织的结构体系;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与协商,以培养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以及减少社区居民间的关系距离,积极发挥小区作为集居地的作用,引导创建新的"城市村落".其次,完善调解的立法,尊重社区的自我组织、自我教育与自我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区的自治力.应该考虑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系统规定有关调解的事项,并承认社区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尽快建立社区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协调机制,同时立法将社区调解协议与法院强制执行结合起来,使社区调解得到国家公权的有力支撑.最后,要真正落实社区的自组织机制,大力实现社区公开、平等、民主的选举,让居委会及社区调解委员会真正成为一个有群众性、有代表性的自治组织.     

北京社区居民的消费行为研究

文章利用2005年4月对北京市部分居民的消费行为问卷的调查结果,通过OLS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对比传统单位大院和新型商品房设区,在以前海北沿小区为代表的北京胡同社区中,对于“居民近一个月内到北京市商业中心购物、娱乐、就餐的次数”,居民年龄对其有显著负的影响,居民收入对其有显著正的影响;对于“居民每次去市商业中心购物、娱乐、就餐的平均花费”,居民性别对其有显著正的影响,居民婚姻状况对其有显著负的影响,居民消费的交通时间对其有显著负的影响。这些都表明北京胡同社区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非常明显的传统特征。     

“红袖标”为治安巡逻护卫忙

"这里的下水道可能堵了,得赶紧找人来疏通一下。"1月18日上午,笔者见到汪世隆老人时,他正戴着红袖标和几名老党员在露采新村巡逻,看到小区通道上有不少积水,汪世隆便提醒大家尽快反馈给社区。现年80岁的汪世隆老人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也是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露采社区"红袖标"治安巡逻护卫队的"铁杆"队员,自该治安     

社区纠纷怎样调解

如何做好社区调解工作,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中,促进社区邻里和睦,维护社区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当前社区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江苏省常州市勤业新村的一位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对此有表自己的看法——     

实现社区参与的有效方式——社区“诊断工作法”

社区主体是居民,社区参与是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大多数社区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建设的认识仍停留在“参加活动”的阶段,即“你组织活动,请我参加”的被动参与状态。虽然不少社区建立了多种多样的社区民间组织,但这些组织也仅处于搞活动、自娱自乐、自我服务状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参与社区治理意识不强,途径不畅,是制约社区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所属社区,在解决社区工作出现的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社区诊断工作法”,提升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程度。     

社区调解经验谈

我从事社区调解工作有5年多了。很多人一提起调解工作就认为,不就是耍耍嘴皮子吗,其实不然,社区调解工作固然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调解起来并非只动动嘴就能摆平的,如果调解不当,没准儿小事就变成了大事,甚至坏事……以我的经验,社区调解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调解技巧。     

张申府在北京

北京的东城区黄化门大街属景山地区,是地安门内大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一条胡同,自西向东沟通地安门内大街与东板桥街,长约400米;胡同南侧与碾子胡同、吉安所右巷相通,北侧与帘子库、锥把胡同相通。清朝乾隆年间,这条街有了正式的名称——＂黄花门街＂;光绪年间,改称为＂黄化门大街＂。     

社区视点

社区儿童议事会为提高儿童参与权,创建儿童友好型街道,促进辖区儿童健康成长,日前,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交东社区儿童议事会正式启动。儿童议事会由社区中的儿童代表组成,是一个儿童参与,儿童协商、儿童决策的互动式参与平台。在这里,儿童承担起社区“小主人”的角色,从自身视角发现社区中的问题,与其他儿童伙伴们一起协商、讨论,提出解决方案。     

改变我一生的社区工作者

她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说到她,社区里没有谁不竖起大拇指：每天清晨,她会带领志愿者们一起打扫小区卫生;邻里间有矛盾了,她第一个到场调解,比＂柏万青＂还管用;社区里的大小活动,不少是她张罗的;一些孤老的家里,总会有她＂路过＂买来的水果、蔬菜,或是一把娇艳欲滴的鲜花。     

守望北京的树

京城土生土长的树种 1958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家住水利电力部宿舍，那是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冰窖胡同的由许多四合院组成的昔日王府公卿大院。大院最后的院落有好几株长势甚盛的枣树。那茵茵的绿意、脆甜的大枣，给我这个刚从东北来京城的孩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守望北京的树

京城土生土长的树种1958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家住水利电力部宿舍,那是位于东城区南池子冰窖胡同的由许多四合院组成的昔日王府公卿大院。大院最后的院落有好几株长势甚盛的枣树。那茵茵的绿意、脆甜的大枣,给我这个刚从东北来京城的孩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社区雅韵书茶馆

作为居委会的一名工作人员,对档案工作,我是一个外行新手,但是,一年的社区工作,使我对社区档案有了一份体会和感悟,我想把它说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所在的北京市平谷区乐园西社区居委会,自从去年成立以来,一年多时间里,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我们披星戴月走千家串万户建立居民     

消除养犬陋习我们还要等多久

“什么时候咱们这胡同的养犬问题才能解决啊？”一提起胡同的养犬问题，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隆福寺社区居民刘女士就头痛不已，而这同样也是不少社区居民的心声。胡同里的居民最反感哪些不文明的养犬行为？针对这些不文明现象，社区居民又有哪些好的方法应对呢？     

张自忠路：这里聚散了历史的风云沧桑

“张自忠路”的来历张自忠路位于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地区,东西走向。东起东四北大街,西止交道口南大街,全长708米。南与南剪子巷相通,北与中剪子巷、麒麟碑胡同相通。张自忠路明代属仁寿坊,称“铁狮子胡同”,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明嘉靖年间张爵所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就已经收录有铁狮子胡同的名号,由此可见,“铁狮子”由来久矣。明崇祯帝的田贵妃之父田畹居此巷,因门前有两尊铁狮子作为镇宅之物,故由此得名。张自忠路清代属正白旗。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将军在湖北与日军作战的“枣宜战役”中,身中六弹,牺牲在大兴山区战场上。张…     

论社区调解场域及其 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供的理论框架是结构与人的关系,该理论力求在结构与人的行动之间寻求可以互通的中介,通过场域、惯习连同各种资本来探索社会实践的奥秘。本文采用场域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分析当代城市社区调解制度,首先对该理论进行“社区调解学改造”：把社区调解人行动的社区空间视为一个场域,即调解场域;把社区调解人的素质看作调解场域的惯习,即调解惯习。指出在社区调解制度的运作过程中,调解场域与社区调解制度的核心机制——信任机制之间是互动的,信任机制是完成调解主体之间互动、简化社区纠纷解决过程的重要因素,它受到社会宏观结构和社区中观结构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社区调解人在调解场域中的调解行动发生作用。信任机制的构建受到社区调解人的调解惯习的影响;同时信任主体,即社区调解人与被调解人的互动也对信任机制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被调解人对调解人的信任导致调解过程中的合作,合作又进一步增强信任。本文认为,通过对上述一系列关系、互动的行动过程进行分析,可以提炼出社区调解信任机制的构建法则,即可以从社区调解人的选拔、该制度的本体建构及其与法院诉讼的衔接机制、社区信任环境的营造等方面进行构建,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     

论社区调解制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本文认为社区调解制度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文化范式,其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我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发展,几千年调解制度的发展造就了特有的调解文化,而社区调解文化体现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人文向度,社区调解制度的人文精神包括对人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本文提出社区调解制度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法治的发展规律类似,这种内涵于社区调解制度的人文精神也集普遍价值与民族特色于一体,要进一步发展社区调解制度就应当创设一个社区调解制度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新境界,这个新境界就是通过建设一支优秀的社区调解人队伍,来表达社区调解制度的人文关怀,将人文精神落实在社区调解人所进行的生动具体的调解实践中,以培养人们对社区调解人的信任,树立社区调解的制度权威,使这种柔性的东方法律制度在世界法治模式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