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决不是“传说人物”——驳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说

屈原否定论者从多方面否定屈原,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说屈原不见于先秦典籍。过去,胡适在屈原的名字上加上“传说的”三个字(《读楚辞》),如今,三泽玲尔说:“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关于屈原的历史传说,恐怕是……作为一种传说的神话而创作的。”(《屈原问题考辩》)这种屈原是“传说     

屈原“自沉”的可靠性及其意义

关于屈原自沉的可靠性是不容怀疑的 ,研究屈原沉江的逻辑起点应是研究屈原自沉的动机及其意义。“赐死说”根据不足 ;“殉国说”是特殊时代的“古为今用” ;“殉楚文化说”、“政治悲剧说”对主体认知不够 ;而“洁身”、“殉道”、“泄愤” ,皆为屈原自沉动机的不同方面 ,与屈原作品的情感抒发比较吻合。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屈原职业考》质疑

吴郁芳同志在《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2年第11期)一文中,对于屈原的职业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这种勇于提出新的见解的精神是可佳的。但文中也有一些不够稳妥之处,其中不少问题不仅关系到屈原的生平,而且涉及到对于屈原作品的一些基本看法,需要弄清。一、作者提出屈原为巫祝说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诗人的“嘉名”和“奇服”。作者认为屈原的“嘉名”“正则”和“灵     

评“屈原否定论”者的研究方法

屈原是我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生活在战国时代的楚国,创造了“骚体”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此,在我国近代以前,并没有人怀疑过。只是到了近代,廖季平在他的《楚辞新解》里才提出“屈原并没有这人”的怪论。1922年,胡适在其《读<楚辞>》一文里,也对屈原的存在提出怀疑。尤其是三十年代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全面的否定。由于受中国屈原“否定论”的影响,国外的屈原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的少数学者,相继对屈原及其作品也提出种种怀疑和否定。近年来日本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对屈原其人及其作品,都作了彻底的否定。他声称:“屈原是一躯过去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像,……但是为了科学的现代化,我们毫不要什么偶像。” (《屈原问题考辨·后记》)在他文章的字里行间,颇有咄咄逼人之势。从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文章来看,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很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客观存在,是无须重新研究的。需要研究的是,新老屈原“否定论”者为什么会得出许多奇奇怪怪的结论。我认为,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必须从研究方法论入手,研究新老屈原“否定论”的研究方法,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以,本文拟从以偏概全、主     

摄提·孟陬和屈原生年之再探讨

关于屈原的生年,学术界探讨已久,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究竟是否指明屈原降生之年?二、“孟陬”是否是“夏正正月”之专称?三、屈原自述生辰用的是“夏正”还是“周正”?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解决,则屈原之生年便无法确定。我以为陈久金先生的《屈原生年考》(见《社会科学战线》八○年二期),大胆提出的“楚用周正”说,在探讨屈原的生年上开出了一条新蹊径。对他的立论和推算方法稍作修正和补充,屈原的生年便可考定。据我的推算,屈原当生于“周正”前三四○年正月初七,亦即“夏正”前三四一年十一月初七。现将我的意见分述如下。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屈原悲剧中的"二律背反"臆证

本文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屈原的历史悲剧的同时 ,也用“二律背反”的哲学观点关照它 ,历史并辩证地剖析了屈原思想及行为中均可以论证 ,但在当时屈原的理性所“不可知”的四对命题 ,从哲学的角度揭示了屈原悲剧诞生的根本原因 ;并由此论题引出 ,唯物主义的“可知论”是就终极而言 ,而在“终极可知”的过程中 ,从古至今及至将来 ,人类的“理性”对“自在物”的认识一直与“终极可知”相对存在着“暂不可知”的“二律背反”现象 ,因而导致了人类行为中许多的失败与悲剧。人类进步的历史其实始终是在“知”与“不知”的交错中前进的。     

"中正思维"与屈原对生命与道德统一关系的绝对化

“中正”是屈原建构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名为“中正”,意味着其政治思想合乎政治规律,同时,也体现了屈原追求唯一合理性的思想方法。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使屈原把自己的生命与其所认定的道德价值绝对同一。这种道德与生命的绝对同一就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在根本上异于儒家而“过于中庸”之处,也是他在道德责任被剥夺后走向自杀的最根本的内在逻辑力量。     

屈原三次流放说考辨

从《楚辞》相关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来看，屈原的确曾遭到流放。但由于资料缺乏以及有关的重要文献记载的出入，汉代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考察屈原流放的问题，对《楚辞》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历史背景、表现的内容等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论马其昶《屈赋微》阐明微言的注评特色

马其昶阐明屈赋微言的原因,一是适应时代潮流,凸现爱国思想;二是认为前人因未充分发明屈赋的旨趣而没有真正了解屈原作品。马其昶阐明微言的具体内容包括字词句义、章意题旨等多方面,其层次有二:一是在博采众说的基础上渗入,二是直接阐发个人见解;其内容主要是结合屈原生平、思想、经历以及典籍所载的楚国史实,发掘屈赋的内在意义,并以此来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存在一些主观臆测之词。     

屈原名平及相关问题考论

东方朔以“平”为屈原之名。司马迁明确记载屈原名平,并有呼应。刘向明确记载屈原名平。王充认为屈原名平字原。王逸明确记载屈原名平,于此无刊刻传写错误。《文选》并非所有有字之作者均以字称,屈平即在有字不以字称而称名之列,《文选》五臣注空疏荒陋,不足为据。《卜居》、《渔父》开篇言“屈原既放”,篇中反复出现“屈原日”字样,此为屈原赋之文体性质所决定,此不能作为《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之根据。《卜居》之作者为屈原,《卜居》当作于怀王十八年,具体时间当在该年屈原使齐之前,作地当为郢。《渔父》之作者为屈原,当作于屈原自沉前不久,作地当在江南。     

论屈原的经济思想

屈原的经济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楚国,继承了前圣之道,并在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屈原的经济思想从＂爱民＂的角度出发,以＂德政＂为核心内容,倡导＂重义轻利＂的流通观与＂实有所得＂的分配论。纵然,在认识屈原的经济思想中,可发现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是,这一思想是社会大变革下经济发展的反映,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对当今经济建设不乏启示作用。     

屈原帝王情结探析

帝王情结是屈原文化个性的重要体现。忠君、尊君、骥君、思君、罪君、惜君、哀君、伤君、痛君等复杂微妙的心理情感构成了屈原帝王情结的深邃内涵,这份凝重的帝王情结缘于屈原心中对楚国深沉的挚爱。先秦帝、王观念是屈原帝王情结生成的重要心理渊源,儒家先王崇拜思想是屈原帝王情节生成的文化渊源,而宗法观念最终促进了屈原帝王情结的形成。     

《哀郢》的写作时间及内容新解

约楚怀王二十九年,汉北两城市被秦军攻占,屈原从放流九年的汉北逃归郢都,立即被逐,东迁夏浦一带后写出《哀郢》。“两东门”指汉北沦陷的两城市的东门,“九年不复”指九年没有复用。屈原未去陵阳九年,被逐期间(约一年)时刻希望返郢复用。     

文学史论楚辞兴起因缘之回顾探讨

今日台湾常见之九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在分析、探讨楚辞兴起之因缘时,有七种忽略了屈原对于“楚辞体”创造之重要地位,有一种对此论及之比重较少,只有王忠林等编写的《增订中国文学史初稿》对此论述得最为扼要、全面。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的相关成果,反恩文学史针对此一议题之处理,有两点不容忽视：其一为楚辞名义问题,牵涉到作者采用的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其二为“南北之辨”,则是如何看待楚辞与南、北文化之间的渊源。     

林云铭与《楚辞灯》

清初林云铭,评注《楚辞》,著有《楚辞灯》一书。其评注重《史记》,并以屈注《屈》,务求《楚辞》本来面貌。又从文学的角度解读,大力疏通各篇文理脉络,以求其大旨。另外,其评注也有指摘前人讹误、另辟蹊径之处。林云铭引已为屈原同类,文中多代屈原而言之。其观点虽不能认为确乎无疑,亦自成一说,影响颇大。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从屈原《九歌》看戏曲与仪式的关系

中国戏曲的起源有多种因素,通过对中国早期戏曲的梳理和研究,不难发现,戏曲的早期形态无不与仪式相关。屈原的《九歌》表现的就是楚地的祭祀仪式,其中的载歌载舞就是中国民间戏曲的萌芽。因此,研究楚国的巫傩文化特点与屈原《九歌》的构成对于进一步了解中国早期戏曲的形态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