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优先目标下的宏观经济政策抉择

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不利背景下,为了实现我国的保就业促增长的经济目标,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安排上.必须将就业放在首要位置,凸显财政政策在整个经济调控体系中的核心作用;而在财政政策体系中,又应以公共投资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支出政策为主导,并注重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和就业弹性下降问题,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利率政策变迁的经济绩效分析

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国内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为刺激有效需求，我国政府自2008年以来连续多次变动利率水平。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利率政策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能否取得预期的效应？本文通过考察利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绩效，分析利率变迁可能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     

矢志不移 全力以赴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实现长期又好又快发展

随着冬季的来临,世界经济衰退的征兆愈益明显,国内经济也呈下滑趋势,景气指数下降,就像现在的天气,寒风阵阵。当此之际,我们怎么办？市长陈强日前在全市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大会上的这个讲话,就不仅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和“全面小康增长”的实现途径

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以后 ,经济周期的形式和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今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将由“峰前谷后”的极度非对称性周期逐渐向以自然率为平均增长水平的对称性周期转变。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长尾特征必然带来经济“软着陆”后的“软扩张”。在“全面小康增长”的历史进程当中 ,经济增长的总需求驱动、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虚拟经济和实际经济的规模与关系和谐等将成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典型特征。     

抑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随着中国政府全面履行WTO义务,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严峻挑战,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在集聚.通货膨胀的主要危害不在于物价上涨,而在于对经济体系中供给能力的损伤,甚至会导致经济衰退.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防止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已成为当前最为紧迫的重大经济课题.从目前情况看,在诸多财政手段中,与支出政策、公债管理政策相比,税收调控对于通货需求会起到自动稳定器和人为稳定器的作用,改善税制供给仍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工具.     

“全面二孩”政策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的分析

人口增速、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变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人口政策的调整必然影响经济发展。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以独生子女为主的计划生育政策,对遏制东北地区人口过快增长,缓解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实施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东北地区的人口释放程度,改善劳动力结构,进而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     

中国愿景:“效率”与“公平”并重——破解经济增长的“黑洞”

经济增长的"黑洞",是一种吸噬力无穷大的奇异现象。中国经济一方面是在快速增长,成就瞩目;另一方面这个增长的"可持续性"面临断裂的威胁,正是来自这增长自身的力量。探究经济增长"黑洞"的成因,重点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政策上,侧重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实际关系。并认为:"效率优先"是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效率优先"的负面品质就是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非公平的资源配置隐含着吸噬其他对象发展能量的本能,这个本能就是形成"黑洞"的主因。抑制"效率优先"的负面力量,破解增长的"黑洞",惟有增强制度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国家的基本职能就是维护公平。发达国家的事实表明,"效率"与"公平"并非一对不可磨合的矛盾。单纯追求公平的资源配置,谈不上"效率优先",难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此低效率的"公平"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控制的下线;而突破公平与正义的"效率优先",必然产生"黑洞"效应,最终可能导致走向增长的反面,如此高效率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就是"效率优先"应该警惕的上线。基于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如何落实"效率优先"与体现"社会公正"之间形成最佳取值范围,这个取值范围也就是最佳值。"效率"与"公平"的下线与上线之间形成的函数关系,理论上推想可以建立一个数理模式,为国家的制度安排和制定经济政策提供最佳取值的参照。     

经济区“非效率”规划的原因分析与改进建议

从东北地区的经济衰退到部分地方性高新区沦为"鬼城",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地方性经济区划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并不具备持续性。通过对经济区划形成经济增长的逻辑进行梳理,再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区划实践发现:我国部分经济区划存在"非效率"规划现象,这与相关的经济增长理论形成了较为严重的背离。究其实践与理论背离的原因,主要集中在"行政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和"政府的决策机制"三个方面。基于此,建议政府应重视市场在经济区划中的作用,降低政府主观偏好在决策系统中的权重;做好"服务市场""服务经济发展"的政府本分,减少行政对经济发展的干预;明晰和细化政府职能。     

崛起的西太平洋“新月带”对亚太格局的影响

崛起的西太平洋“新月带”对亚太格局的影响沈振剑（河南省教育学院）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亚太地区的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使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进入九十年代后，当西方出现经济衰退、经济萧条之时，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则处于世界前列。特别是亚洲东...     

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

最近50多年来,拉丁美洲地区各国经历了经济增长、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贫困加剧、经济低迷、社会冲突、政治动荡的发展变迁历程。拉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些矛盾、问题和困境,被称为“拉美现象”。在过去的50年间,拉美地区经济上经历了前30年的经济增长和后20年的经济衰退时期,政治上经历了由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但不论经济、政治情况如何变化,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贫困加剧、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直未得到改变或好转。拉美地区长期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的原因很多,但社会财富长期过于集中,城市就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政策不公和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弱化是其深层原因。     

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金融宏观调控——日本与德国应对“广场协议”的得失与借鉴

2005年7月我国汇改以来,人民币进入了一个快速升值的通道。在本币升值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进行金融宏观调控,直接关系到一国经济的持续发展。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和德国都经历了本币快速升值的过程,德国应对马克升值的金融调控政策得力,不仅保持了物价稳定,而且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日本应对日元升值的金融调控政策失当,结果催生了泡沫经济,导致了长时期的经济衰退。我国人民币升值的进程还未结束,在此背景下的金融宏观调控,有必要以德国和日本的得失为镜鉴,坚持汇率调控的主动性和人民币升值的渐进性,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优化外汇资产投资战略,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     

南朝鲜的“官治金融”

40多年来,南朝鲜金融政策基调转换三次:从1945年到50年代末,金融政策基调为稳定政策;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推行经济开发计划,金融政策基调转换为“增长金融体制”;进入80年代,金融政策基调转换为强调“安定政策”。由于有利地推行安定政策,到1984年     

“黑色星期五”意味着什么？——试析美国股市暴跌的成因及后果

美国股市暴跌并非经济衰退的开始,只是由失衡向均衡状态所作的一次剧烈调整,从长远看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平稳着陆。美国股市经过调整后将继续走强,但将多一些理智和真实,少一些狂热和泡沫。     

“度”的辨析

“度”是辩证法的重要概念，也是社会生活和自然科学中的重要问题。教科书称“度”是事物保持自己质的量的限度，是质与量的对立统一。虽很概括，但却比较抽象，面对现实问题难以说清。如：中国现阶段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质的量的限度、幅度，到底是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量的限度、幅度，还是允许非公有经济形式存在的量的限度？还是这些限度的总称？什么是中国社会适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经济增长的最高速度，却不是中国社会所需的最佳适度值？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对“度”…     

美国新能源政策分析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美国推行新能源政策,既有其全球战略考虑,也有发展经济,引领美国走出经济衰退的目的.美国新能源政策的路径:奥巴马竞选主张-制定政策-国会立法-新能源外交.我国应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必要的应对策略.     

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及政策意义

传统的增长理论假设经济增长是没有生态极限的,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持续的福利改善,现在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经济增长存在着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提出了政府规模对于福利提高的门槛问题,论证了治理门槛与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的一致性;因此,讨论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关于美国经济走势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美国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可能由此导致经济衰退。美国经济虽有隐患,但还不足以在近期内影响增长态势。作者认为全力以赴迎接或拥抱新经济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初不容置疑的战略抉择。     

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及我国应该采取的对策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全球性经济衰退的风险明显增大。对我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形势严峻，深层次的影响目前尚不明显。为防止形势进一步恶化，我国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变不利为有利，促使经济更快增长。     

“包容性社会政策建构与社会管理创新”专题

主持人的话:包容性政策是"包容性增长"理念在社会政策层面上的体现。2009-2010年间,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在国际会议上曾三次倡导"包容性增长",指出我们应该坚持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地区和群体。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是使包容性增长合理化、合法化、常规化的重要手段,其本质在于倡导机会平等的增     

从“凯恩斯效应”到“阿米曲线”——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线性转向

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两者关系的传统研究往往以线性假定为基础,所以实证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现象促使研究者从非线性角度重新审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巴罗法则”在内生增长框架内为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倒“U”关系.而“Armey曲线”不仅非常直观地表达了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同时还指出这种非对称关系的非对称性质,具有很强的总结性和政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