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看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深层原因

在近代,由于伊朗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殊亲缘关系,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交恶是随着巴列维王朝剧烈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而全面展开的。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巴列维王朝自诩奉行“积极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一方面继续推行残暴的独裁专制统治,从而全面恶化了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并最终导致埋葬巴列维王朝的1979年伊斯兰革命,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     

战后初期美苏在伊朗、土耳其、希腊的角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在战时结成的同盟关系逐渐被新的矛盾所淹没。为了争夺战后地缘政治的优势,美英法与苏联在许多地区发生了冲突。其中,在伊朗、土耳其、希腊地区的冲突,是战后发生的第一场较量。其结果,苏联退出这些地区,美国的势力进入,对后来国际形势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政治伊斯兰影响下的土耳其伊斯兰教育的复兴

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进入了多党民主政治时期,在已形成的政治伊斯兰的影响下,土耳其的教育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伊斯兰教的影响表现在整个国家教育系统的组织中、课程设置中,以及专家的委任上。文人政府还在军队的支持下,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思潮运用在教育上。政治伊斯兰影响了学校的课程结构、教育政策及教育政策的实施。     

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的发展

作者论述了战后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发展过程及其趋势 ,认为当代土耳其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组成部分 ,其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战后以来土耳其迅速发展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尽管当代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当今在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是凯末尔主义为主的世俗主义。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

本文对当代伊朗外交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本文认为,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外交是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同时也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之一;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革命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国际孤立;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缓和"与"对话"外交,使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内贾德政府执政后,"拥核崛起"成为伊朗国际战略的核心,导致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紧张.当代伊朗外交有两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如何避免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其次.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新时期中国-伊朗关系的战略定位分析

本文简要概括了中国、伊朗建交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认为中伊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曲折演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中伊关系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大国话语权、能源安全战略、经贸和投资战略、对伊斯兰世界影响力和中美关系博弈的重要影响,最后对中伊关系的未来发展战略定位进行了分析.     

土耳其缘何难圆欧盟梦--土耳其与欧盟关系解析

加入欧盟是土耳其多年来既定的战略目标.然而,40多年过去,欧盟虽几经扩容,土耳其却屡屡被拒之门外.今年5月底,法、荷相继否决<欧盟宪法条约>,又给土耳其入盟增添了一些不确定因素.土耳其政治、经济、社会及宗教文化与欧盟成员国的"非均质"态势注定了其入盟之路仍将漫长而曲折.     

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

巴列维时期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磨合确立、繁荣发展和盛极而竭三个阶段;共同应对苏联威胁和激进阿拉伯国家挑战的地缘政治因素为两国战略合作打下了基础,军事和经济及安全合作推动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以美特殊关系和伊美联盟进一步巩固了伊以关系;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宗教保守势力和阿拉伯国家的反对也制约了伊以关系向外交上公开承认的方向发展.     

从威胁认知视角解析伊朗核危机

近年来,伊朗核问题一波三折,危机不断升级,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对于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的对抗和斗争,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试从微观理论视角,运用认知分析的方法,特别是国际危机中的威胁认知理论来解读伊朗核危机,分析美伊在核问题上对抗的实质,弥补宏观理论在政策解释上的缺失.本文将对威胁认知的概念、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的概括,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伊朗核危机中威胁认知产生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其影响,提出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可行性办法.     

土耳其的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

军队在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战后以来土耳其军队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军事政变 ,破坏了政治现代化的正常进程 ,同时也说明土耳其军队并没有远离国家政治舞台和政治生活 ,这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西化改革到伊斯兰革命——当代伊朗政治改革与发展研究

伊斯兰教什叶派在伊朗的政治进程中经历了参与、退出,再到主导的过程,使伊朗的政治制度从世俗的君主专制政权变成教法学家权威统治的神权国家。巴列维王朝的西化改革忽视了伊朗国情,最终导致了君主制的覆灭。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在规范伊斯兰政治秩序的同时,也使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面临寻求政治与宗教平衡的难题。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发展趋势

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和伊朗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伊朗问题将成为美国优先解决的问题之一，也将在未来几年里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焦点。美国全面军事解决伊朗问题的可能性很小，最可能使用的是“打压结合，以压促变”，即对伊朗实行政治上的打压与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甚至有限的军事打击，支持改革派，促使伊朗民众对现统治不满。进而使得上层的改革者与下层渴望改革的民众相结合，形成“新的革命”力量，最终改变政权。实现和平演变，不战而胜。     

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

丝路曾是连结亚非欧三大洲的陆上交通要道,也是推动东西方文明融汇交流的商贸通道.丝路开通后,中古时期伊朗的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先后成为丝路上最大的丝绸市场之一.在欧洲与远东商贸交往中,安息人和波斯人相继是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中间商.他们不仅充分利用伊朗高原的地缘优势,而且长期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使安息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在东西方的交往中大放异彩,波斯语则成了丝路上的国际通用语言.中古时期伊朗与中国的丝路商贸促进了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丰富和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945～2005：中国与伊朗外交关系考略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和伊朗两国都基本实现了各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也都取得了显著的现代化成果.但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中伊两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代际差距".作为一种相对成功的社会转型和发展模式,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经验为伊朗共和国的革命后社会进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范式.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双边往来是实用主义超越意识形态的典型例证,必将在新世纪谱写出更辉煌的新丝绸之路篇章.     

革命卫队与伊朗核问题

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发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日益凸显出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伊朗的决议以及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都将革命卫队的一些官员,以及革命卫队控制的一些实体作为制裁对象。制裁革命卫队的主要原因在于限制革命卫队获取发展核计划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削弱革命卫队对伊朗政治的影响力以及革命卫队的战斗能力。仅仅通过制裁难以解决伊朗核问题,国际社会与伊朗应该通过建立互信,消除彼此的疑虑。     

阿卡耶夫时期土耳其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语言政策

土耳其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突厥语国家有着天然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联系,在阿卡耶夫执政初期,土耳其就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在政治上进行笼络,并在此基础上对吉尔吉斯斯坦展开语言攻势。文章探讨了阿卡耶夫时期土耳其对吉尔吉斯斯坦展开语言攻势的背景、内容和结果。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土耳其的社会历史发展

文章指出,土耳其的社会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伊斯兰教占绝对统治地位到政教分离的世俗化、现代化,再到伊斯兰复兴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现代化与传统、西方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矛盾对立与抗争,伊斯兰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仍将是影响土耳其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数。     

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改革

近现代土耳其伊斯兰教法世俗化改革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内容 ,它主要历经了麦哈默德二世、坦志麦特和凯末尔时期三个阶段。综观整个发展 ,土耳其教法世俗化主要体现出法律理念和法源逐渐远离伊斯兰法、习惯法和统治者意志的束缚 ,法律体系的划分逐渐趋于精细和完善 ,西欧法典不断引入并逐渐代替传统法律 ,废除长老制、乌莱玛的法律权威逐渐被削弱并最终为制法会议所取代 ,实现司法制度国家化和官方化 ,全部司法工作归国家司法部门统一管理和进行。教法在土耳其已经成为历史 ,但有关其性质、西方在其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苏菲主义与乌莱玛的发展前景等问题仍能引发人们的深思。     

土耳其民族问题及其影响下的对外政策

民族问题是因民族文化差异、民族群体利益或者阶级不平等的延伸等原因造成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一个极其重要和敏感的问题,它与宗教问题一起被喻为政治的两座活火山。地跨亚欧两洲的土耳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民族感情、文化特征、宗教信仰、地缘联系、历史渊源等因素在历史诱因的催化下,使土耳其的民族问题复杂多变。民族问题不仅造成土耳其国内局势的长时期不稳定,暴力恐怖事件频发,也使土耳其卷入多个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之中,对土耳其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