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阈下“箜篌”语源之考辨与商榷

箜篌是我国古代区别于琴瑟的有圆柱状调音通品的弹拨类弦乐器,《汉语外来词词典》认为即突厥语的qobuz/qūpūz。根据“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国家民族与中国古代之关系,通过考古实物、考古图像及相关语音和器形调查等综合研判,发现qobuz/qūpūz是一种吹奏乐器,与箜篌的拨弦乐器不同类。就箜篌的语源,笔者倾向于古代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9世纪就已经流行的卡农qanun/kanun,在流经地新疆维吾尔语（突厥语）中称为卡龙qalon。从器形来看,卡农琴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卧箜篌的原型,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由古波斯经新疆传入汉地,其槽体的制作材料逐渐改用竹子,槽体形状由梯形变为类似中国古代琴瑟的长方形。竖琴类箜篌harp,在古波斯叫坎克cang/cank,其发音也与“箜篌”较为接近,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而进入汉地的,其出现和兴盛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从传入时间来看,qanun/kanun应早于cang/cank,因此,qanun/kanun很可能是“箜篌”的最早语源。     

古中国有无国际法问题

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存在是断无疑义的。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与安息就有外交和商务往来,并曾向西方其他国家多次派出使节。公元前90年并曾向罗马遣使商谈缔结对付游牧民族匈奴的军事同盟。这种种国际交往就构成国际法产生与存在的基础。而在此以前,我们伟大祖国对古代国际社会的贡献,物证可见子“丝绸之路”的开拓。事实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开拓早在公元前七——四世纪就在进行中。史料如下:     

从《孟子》和《政治学》比较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政体及其演变趋向

早期国家的政体问题是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所谓政体是指国家的组织形式,即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为古代社会的伟大思想家,孟子(公元前385—304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在空间上生活于相距万里的古代中国和希腊,然而他们的活动年代在时间上却几乎相同。这个时期,即公元前四世纪,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希腊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均已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当时中国正处于地域性诸侯国割据争雄的战国时代中期,希腊则进入了古典城邦时代的后期。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古代中国     

丝绸之路与源远流长的石窟艺术

栽桑有蚕、缫丝织绸是我国古代重要发明.至迟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丝绸已传到西方.古希腊称我国为赛里加——丝绸之乡,中国丝绸还远及古罗马.公元前二世纪东西交通曾一度中断,那是因为匈奴奴隶主从中作梗.汉武帝遣张骞使大月氏(今阿富汗)商约共击匈奴,公元前119年起对匈奴的反击连连得手,东西交通从此打开,中国丝绸源     

中国古代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与西欧大国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

从三个方面对本论题进行了阐述:其一,综述了中世纪西欧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法兰克王国(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大国不断兴起、不断分裂,最后走向各自独立发展的民族国家道路的过程;其二,综述了古代中国自秦汉以来在统一—分裂—统一的历史发展中,最终保持了民族统一大国国家发展道路的历程;其三,从四个方面比较、分析与论证了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西欧国家发展道路不同的原因和因素,即地理和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同、传统政治理想和政治制度的不同、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不同、古代民族关系发展方面的不同等。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与西方古代国家

从全球视角看中国，古代中华文明具有显著的政治统一性。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帝国以来，2200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中华民族虽然也多次经历战乱、分裂和改朝换代，但总能分久必合，统一的时间远远长于分裂的时间，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的人心所向与大势所趋。这在西方古代的国家群落中是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的。这是古代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最显著特色之一。     

匈奴及其法律

匈奴是古代的我国西北部的一个游牧部族,公元前三世纪末建立了匈奴国。兴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衮落于公元一世纪。本文要探讨匈奴国管理体系,司法制度,法律即匈奴的刑法,婚姻制度,继承制度及其特点等内容。     

民族地方自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20世纪上半期内蒙古历史进程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边疆少数民族通过自治运动推进自身政治发展。20世纪上半期,蒙古民族在内蒙古先后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自治运动,基于不同的动因和推动力量,三次自治运动勾画出了半个世纪中内蒙古地区政治发展的主线。在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国家构建三重作用下,蒙古民族最终选择了与其他民族共同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走出了光辉的民族-民主革命道路,成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典范。     

古代印度并非统一的国家

世界史所陈洪进研究员在讲授古代印度历史时说,古代印度,即今天的南亚次大陆地区,在政治上分成许多建立在部落制基础上的小王国,所以,古代印度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我们过去有一种传统的历史观念即认为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因而对于古代印度,也总以为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存在。而著名的印度古代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根据对最新资料的分析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印度历史是一部长期分裂的历史,是一个由部落社会不断向国家过渡的历史,这种过渡不限于古代,至今也没有终结。事实上,古代印度的帝国是短暂的,也是表面的,在地理上只是一个孤岛,而部落     

城邦与血缘氏族制──略论中国古代社会与希腊社会的差异

公元前１０００～５００年期间，中国古代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首先是国家形成方式不同，基本的社会组织不同。希腊文明基本社会组织是城邦制；中国古代基本社会组织是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制。第二是文化内涵不同。希腊公民是作为自主的个体的人参与城邦各种活动，人是第一位的，法律在人之下，是人活动的产物；中国血缘制下的氏族成员是以一定的宗法上的身份出现，持有特定的称谓和名分，在人之上有血亲关系和“礼”，人的行为是由“礼”规范的。第三是生存状态不同。希腊城邦公民的经济生活是以海外贸易和殖民为主，而中国宗法制下的血缘氏族的经济活动则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两个古代文明本质的差异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对分数的研究

我国古代早对分数有深入研究,我国对分数的研究成果是我国对世界数学的一项伟大贡献,约公元前四世纪《管子·地员》中提到分数算法,“宫”音管长“三分而损之以一”便得着“征”(Zhi)音管的长度,(那时的宫、商、角、征、羽五音相当1、2、3、5、6),这说明我国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就知道分数的应用。我国古代很重视历法的研究,秦     

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导因素与早期华侨

我国是侨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裔有两千多万,足迹遍及五大洲,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中外不少学者重视并加强对华侨问题的研究。本文着重浅述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因素,借此引涉与早期华侨的一些关系。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伟大的中华民族,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开发了中华大地。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我国就进入奴隶社会。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诞生了。直至清朝乾隆时期(1736——1797),我国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团沙群岛,西至葱岭,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是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封建国家。 正当我国处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亚洲许多地区,特别是东南亚一带,基本上还停留     

试谈司马迁的寓己于文——为司马迁诞辰二千一百三十年而作

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思想家.他的不朽之作——《史记》,两千年来,得到了古今中外广泛的赞誉和高度的评价,在苏联早期编纂的百科全书中,曾称赞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知识,较其他古代东方各国获得更大的发展;在公元前六——三世纪,古代中国就有了最初的一些历史著作.叙述从远古时代到纪元前二世纪的中国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最伟大思想家之一司马迁(     

维吾尔族源流新考

一、维吾尔族来源于丁零族维吾尔族名称在中国汉文史书上出现是很古的,远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关于丁零、丁灵、釘灵、狄历等不同译名记载,实际都是同名异译。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能够把这些名称记裁在史书的显赫地位,说明它远在公前元三世纪以前早已存在,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在春秋左传昭公元年经文就称:“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鹵”。据称大鹵就是太原地区,可见在远古丁零族就生活在我国北方了。在五胡十六国时的丁零大姓就有翟氏、鲜于氏、洛氏、仇氏、而以翟氏为最多。古代“翟”与“狄”通,可见古代狄的世系出自丁     

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

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雅典采银业状况考徐松岩奴隶劳动在主要生产领域日益广泛地被应用，国家和奴隶主个人占有越来越多的奴隶，这是古代奴隶制日趋发展的一个基本表现。采银业在公元前５－４世纪曾是雅典的重要财源，也是使用奴隶最集中、最普及的行业之一，贵族奴隶主把大批...     

古代雅典的奴隶“警察”——西徐亚弓箭手

西徐亚弓箭手是古代雅典的公共奴隶,充当着雅典的“城市警察”。本文利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喜剧材料和演说词,从西徐亚弓箭手的起源和身份、职能以及他们在雅典社会的地位三个方面考察了古代雅典这一特殊的奴隶阶层。     

城市化与美国市政体制改革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的城市化浪潮中，美国城市政府体制由单一的弱市长制逐渐演进为强市长制、委员会制和经理制。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动。三种新型体制的出现揭开了２０世纪初美国国家机器一系列重大调整的序幕，促进了城市问题的解决，同时也探寻到一条现代化条件下推进民主政治的道路     

谈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兼评“三权分立”制

一、国情:我国不搞“三权分立”制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绝不是搞西方的多党制和议会制。”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主要理论依据。它一直是资产阶级国家政体的典型形式。这种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分权思想的萌芽.公元前三世纪的罗马就集     

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下限论纲

古代东方与古代罗马的情况不同,传统观点用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时间——公元476年来划定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大致下限,不妥.这一下限应大大提前:西亚不晚于汉谟拉比时代(公元前18世纪),埃及不晚于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1世纪),印度不晚于阿育王时代(公元前3世纪).随着这一视角的变化,可见封建社会长期存在,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亦为古代东方的普遍特征.     

汉文化:中国上古文化的第一次大融合

正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大致是相应合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从此,中国才具有更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其疆域所至,不但袭承了唐、虞、三代以来集中活动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而且以严格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权,推及于古代被称为"四夷"的广大领域,使中国成为大致具有后世中国疆界之雏形的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秦的统一,真正做到了政治、疆域上的统一。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