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下的“非转农”: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

中国的区域性差距大,各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能力又不一样,所以各地城市化发展水平和所处的阶段不一样。相对而言,东部城市化发展水平比中西部高,大城市比中小城市高。立足点不一样,对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判断也不一样。总体看,中国目前还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但由于政府介入等原因,也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非转农"存在"名义上"和"事实上"两种含义,判断非转农是城市化还是逆城市化要依具体情况而定。     

“非转农”:逆城市化的本土实践与现实反思

城市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发生了以"非转农"为实践形式的逆城市化流动。"非转农"的逆城市化,主要涉及三类具有明显区分度的群体,分别是:农村籍青年大学毕业生群体、实现"农转非"的新市民群体、资本下乡形式的老市民群体。"非转农"的逆城市化,蕴藏着不同的逻辑动因,在"国家——社会——个体"的结构性作用下,呈现出不同的演变趋势。"非转农"的本土实践表明,当代中国逆城市化不是对城市化的阻碍与反叛,而是对城市化的促进与调整,并将从根本上提升当代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与质量。     

中国“逆城市化”背景下的“非转农”问题探析

"逆城市化"作为城市化整体进程的一个子阶段,其产生和演化具备自身的内在规律性。通过比照"逆城市化"的核心内涵、内在动因及外在支撑条件,文章认为,自19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社会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非转农"行为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逆城市化"现象。从本质上讲,这些现象更多的是为某些经济利益所俘获而呈现出的变异或扭曲行为。     

建立以公民个人户籍信息登记为核心的户籍制度

现行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我国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户口登记和人口管理合一的户籍管理模式,各种"非户籍利益"以人口管理为入口不断加载在户籍制度上。因此,现今户籍制度改革应当以公共服务理论为基础,实行户口登记与人口管理分离,完成剥离"非户籍利益"的任务,建立以公民个人户籍信息登记为核心的户籍制度体系。     

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与中小城市发展——以福建省为例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表明户籍制度改革有了突破性进展,户籍迁移将实行分类政策。其中,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将放宽。无疑,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为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因此,应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精神为指导,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健全与户籍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大力推进县域经济结构升级,加大县(区)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中小城市的辐射与吸纳能力,推进城市化进程。     

法律制度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2014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对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纵观中国几十年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我国《宪法》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影响重大,修改后的《宪法》有力地推动了户籍制度改革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世界人权理论及西方国家的户籍制度对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平等、自由、正义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重要的法理基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也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所在。但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实际操作中,一定要实事求是,统筹兼顾,综合施策。取消二元户籍制度不能搞"一刀切",应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积极的渐进式的户籍改革之路。     

我国户籍型教育问题思考

户籍型教育问题,是指由我国户籍制度导致的,农业户口居民子女享受不到与非农业户口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户籍型教育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户口居民子女在各个层次教育上的教育问题。户籍型教育问题根植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的户籍制度,有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和教育制度三个方面的原因。     

“城市失用地”的概念、类型及其社会阻隔效应

本文通过分析中国2010年发布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揭示了城市化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城市中没有经济社会价值的区域,提出了"零价值区"、"负价值区"概念及"城市失用地"假设。提出了不同于城市社会学范式性理论的城市空间区位价值理论的新视角,即:政府权力、个体利益、废墟经济、文化僻陋和生态歧视已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出现"零-负价值区"和"城市失用地"的五个原因,及其后效———"城市社会阻隔效应"。提出了分析这一新用地问题的实证研究手段。     

“逆城市化”还是“伪逆城市化”——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逆城市化"在理论和实践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国家"城市病"和城乡差距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二战"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中国目前出现的所谓"逆城市化"的现象,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利益驱动的结果,是一种"伪逆城市化"。故而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逆城市化"理论研究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应当吸取西方城镇化的教训,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及其应对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是指农业转移人口群体市民化意愿强烈,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是由于市民化能力不足、落户城市困难而又不愿舍弃农村的特定社会现象。"二律背反"现象不仅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还会诱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主要根源在于以传统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消除这一现象,必须深化户籍和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构建合理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推进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     

中国“半城镇化”问题与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半城镇化"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根源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相对于政府和学者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热心,不少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却并不强。这种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主要在于城乡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土地价值的提高及其保障功能。"半城镇化"现象,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一面。解决"半城镇化"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应从长计议。     

户籍制度约束下人口流动对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户籍制度约束下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候鸟型"特征,对于财政体制形成了巨大冲击,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向的不确定性与依据户籍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资源配置机制僵化之间的矛盾。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表面上看是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实质上是财政体制的激励导向不当所致。本文意在梳理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人口流动对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从财政制度设计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农村环境危机与中国城市化的政策选择

中国就地城市化战略的实质是农村工业化,而农村工业化却最终导致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化解农村环境危机要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战略,把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战略转变为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城市化战略,即在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劳动就业、环境保护等制度的前提下,建立“就业地入户”的户籍制度和以户籍人口增长为基础的建设用地审批制度,切实保障公民平等的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依靠市场的力量决定各类城市的发展.     

有城无市现象的社会学解读——以N市为例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和老城的改造,传统的城市街坊和市井生活面临着消逝的危险。城市化的进程表面上看是经济的增长,城市的繁荣,但实际上忽略的代价是城市历史脉络的中断和人的价值的丧失。本文透过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有城无市"现象,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对此种现象进行社会学的解读。     

以“正义”之名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

新中国户籍制度作为一项复杂的行政管理制度,在其诞生伊始对缓解城乡危机、配合计划经济体制、促进实现国家重工业发展战略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现有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越发凸显,改革势在必行。遗憾的是,从已有的改革实践来看,现有体制并未进行根本性改变。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就在于对于改革的价值取向没有清晰的认识,以正义之名论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十分必要,希望通过对改革的价值取向进行基于"正义"原则的分析,进而提出改革的目标、路径及解决改革中难点问题的政策建议,以期为改革我国户籍制度尽绵薄之力。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的三个误区

当前户籍制度改革在认识与实践中存在误区:一是对户籍制度本质内涵认识模糊,改革重心错位;二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定位为城镇化,不仅不能使户籍制度改革走向深入,反而扭曲了城镇化的本义;三是改革在力度、步骤选择上没有综合权衡相关制度、政策,以致过分追求速度,急于求成,使改革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心应是对户籍分等特点的剔除,而不仅仅是取消户籍分类;户籍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也不应该是城镇化,人口迁徙自由才是其价值取向的本质概括;诸多主客观因素决定改革总体上只能是渐进的。     

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改居”路径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制约,我国城市化大体可归纳为农村人口自发进城和村改居两条路径。与农村人口自发进城相比较,就地城市化、政府扮演主导和推动者的角色是村改居城市化路径的特点。村改居不只是简单地将村民委员会换为居民委员会或将农村户籍换为城市户籍,其内容涵盖了组织、管理、文化、环境、公共服务、居民转产转职、城市融入等诸多方面内容。目前村改居工作中存在城市化的非协调推进、居民主体意识缺位、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受损、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够自组织能力低等问题,值得正视。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研究

以旧时计划经济为背景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构筑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分立壁垒。一方面,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与利益分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也给现行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延缓了城市化的推进;但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辽宁户籍制度改革的思考

近年来,辽宁户籍制度改革虽有进步,但也存在不足.新形势下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各部门认真梳理现有规章,及时清理,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福利功能;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创新;适度提速城市化率,满足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需要;加快各项配套制度的改革,形成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合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为早日实现户籍一元化奠定物质基础.     

户籍制度改革后的计划生育问题与对策——以山东省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按户口性质划分的二元计划生育政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社会的二元化特征渐趋模糊,按户籍性质的不同进行计划生育管理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的要求。鉴于此,本文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后继续贯彻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路以及以此为前提的社会抚养费征收、计划生育奖励扶助的执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