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昆体评介

<正> “西昆体”系以《西昆酬唱集》中之诗而得名。《西昆酬唱集》“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昆酬唱集》所收全是近体诗,这和五代赵永祚所编《花间集》兴味相投。不过《花间集》是长短句式的格律诗,《西昆酬唱集》则是整齐句式的格律诗。《花间集》以温庭筠     

论宋初白体七律诗风的演变

白体在晚唐五代开始流行,宋初为盛。分为两个层次,三种形态。第一层次为五代入宋的诗人,以徐铉、李昉为代表,其七律诗风为典型的闲适唱和型宫廷诗风,但徐、李二人亦有明显差异,产生差异的原因为二人所处的地域及入宋后的仕途经历不同;第二层次为太宗朝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这一阶段,其七律诗风又表现出两种形态,一种为颇有气节的士大夫诗风,代表诗人为王禹偁、田锡、张咏;另一种为纯议论说理式诗风,代表诗人为宋太宗、晁炯。政权交替、社会环境、士人心态等是白体在晚唐、宋初流行的原因。之后,西昆体七律正是在对白体诗风写意说理的继承及对晚唐体七律技巧的探索中,融合李商隐的典实丽密而形成的,江西诗派七律则是对三者的吸收与改进。     

宋诗学杜新论

文学史家一般认为,北宋初期,诗坛主要受中,晚唐诗风影响,杜诗尚不被重视。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国初之时,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 方回对宋初诗坛状况的分析则更为明晰: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划五代旧习, 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     

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杨亿等人所作《汉武》唱和诗是针对真宗朝"西祀"、"东封"和"祥瑞"频降的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绝非单纯意义的"以学问为诗"。传统认识中对杨亿及其"西昆派"的认识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与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杨亿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汉武》唱和组诗的真实情感。     

西昆体七律的审美转向与艺术新变

西昆体七律融合了白体七律的铺陈议论、晚唐体七律的属对精工及李商隐的比兴用典,形成"以赋为律"、以学问为诗、注重属对功夫的特征,为北宋七律奠定基本格局。其后北宋七律走向正是融白体的日常化交游、晚唐体的写景言怀、西昆体的学问化为一体,将文人雅趣引入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成于日常生活中见学问的特征,造就宋诗平淡而高深的独特面目。西昆体的许多创作理念与技巧,是宋诗有别于唐诗的关键所在。自从西昆体七律出现后,北宋七律几乎都有了"西昆体的底子"。     

论《西昆酬唱集》的历史生成及文本意义

《西昆酬唱集》是适应宋初崇文环境所生成的一部唱和诗集,它不仅是北宋崇文环境下文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北宋文人集体理性精神觉醒的开端。不论是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还是文学变革的层面,《西昆酬唱集》无疑是推动北宋文人化进程,以及宋型文化与文学范式确立的经典范本。对《西昆酬唱集》文本生成背景与意义的探讨,是深入把握文本与历史、文化之间多维关系的基本前提与有效途径。     

李商隐艳诗的审美倾向论略

诗至晚唐,几无大家,李商隐仿佛是一枝独秀。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想象丰富,设彩繁艳,构思缜密,音韵铿锵,历来以诗风的绮丽香艳著称。李商隐的艳诗,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评议时政的托古讽今之作,又有感伤自己平生不遇的咏怀之作。元好问《论诗绝句》说:“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     

论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互动——以宋代文学选本为个案

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文学选本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文学思潮,而文学思潮也制约着文学选本,促使选本对思潮作出反应.文学选本与文学思潮的互动关系,在宋代文学选本中有非常生动的表现,典型的个案有《二李唱和集》等诗歌选本与“白体”诗风的相互生发、《西昆酬唱集》对“西昆体”的引领与示范、《二妙集》《众妙集》《三体唐诗》等对宗唐思潮的契合与呼应、《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对雅正词风的疏远与游离等.     

苏辙的七律诗风与北宋元祐诗坛

苏辙少时从学于父兄,入仕后与欧阳修、司马光等交游,后又教授张耒,他们的七律诗风皆呈现白体特征。白居易是其文集中所提唐代诗人最多的一位,他欣赏白居易的诗品与人品,但对白居易也是有选择的接受,这使得他的七律能够突破白体的局限而自成一家。他的七律诗风"妥帖大雅",长于叙事是其七律的最大特征,且诗法与文法并重,流畅与凝练共存,是白体诗人中七律艺术水平最高的一位。元时期苏门七律各呈姿态,苏轼七律可谓白体中的变体;苏辙、张耒承欧阳修一脉而来,可谓白体中的正体;秦观七律呈现明显的晚唐体特征;黄庭坚与陈师道承西昆体、后昆体、梅尧臣、王安石等讲究法度一脉而来,成就江西诗派。     

论王禹偁的七律诗风及诗学史意义

王禹偁为宋初宗白诗风中七律创作最多且成就最高的一位诗人。其七律基本以应酬为主,但走出了宋初的台阁之风,颇得江山之助,对于北宋七律题材颇有开拓之功。其七律语言直率,多议论,章法顺畅流走,不太讲究结构布局,明显偏于白居易七律风格,又具有杜诗沉郁含蓄和晚唐清丽工整的特征,体现出一种整合性诗风。这种诗风已含有宋诗渐变的因素,以议论为诗、重理性、以文为诗、重叙述铺排的特征都已逐露端倪。其诗文理论与实践对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小招隐馆谈艺录》(二)

<正> 小招隐馆谈艺录卷二论宋代诗派宋初之诗承晚唐,格调为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李宗谔以下凡十七人,有《西昆酬唱集》,负其博丽之才,求工巧于字句、对仗,剪彩雕虫,砌石补衲,有色无香,有形无神,一题一诗,足了斯义,无兴观群怨之可言。盖砌贴多则性情少,典故多则寄托废。闰扑地,歌吹沸天之场,必无高人韵士涉足其间。此之谓力尽于外,精竭于内。苏、黄最忌此种。所     

中晚唐之际的刘白诗派与姚贾诗派

刘白诗派和姚贾诗派是中晚唐之际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刘白诗派的成员多是高官显贵,其诗歌多叙写闲适之情,诗风平易畅达;姚贾诗派成员多是下层文士,其诗歌多叙写荒凉冷落之景和身世之感,诗风寂寞寒苦。他们的创作一直影响到北宋初年的白体和晚唐体。     

谈温李齐名

温庭筠以诗、词赋的成就,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文坛带来了生机。《东观秦记》、《北梦琐言》、《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唐语林》、《新唐书》、《旧唐书>(《李商隐传》、《温庭筠传》)等都载录温庭筠和李商隐齐名。温庭筠和段成式、李商隐号称三才,文称三十六体(岑仲勉《唐人行第录》载录三人族兄行第都是十六)《四库全书·西崑酬唱集提要》说:“冯武序以李商隐诗与庭筠、成式并称‘西崑三十六体,”《册府元龟·才学类》     

论北宋诗文改革家范仲淹

范仲淹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诗文革新家。北宋初文坛上盛行着形式主义的创作文风。这是五代时期形式主义创作文风的继续发展。形式主义创作文风常常是统治阶级腐朽堕落、骄奢淫逸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齐、梁、陈、隋、初唐、晚唐、五代都由于这种原因,在文坛上出现过形式主义创作文风。赵宋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公开提倡奢侈豪华,甚至以此作为条件,换取文臣武将不搞政变。西崑诗派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西崑派作者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就是这样一批御用文人。他们编辑的《西崑酬唱集》是他们的代表作,酬唱的内容多半是描写宫庭、官僚的荒淫无聊的生活。粉饰现实,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毫无民生疾苦的反映,自然更谈不到兴寄和讽谏。这批人身在馆阁、纠集在皇帝周围,很得皇帝的赏识。他们自吹文章“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刘扬风采,耸动天下”。当时西崑诗派的形式主义文风相当盛行,影响面很大。     

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心

宋真宗崇儒好文,眷遇词臣,其在位期间,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翰林学士的政治风概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在颂美功德与缘饰礼乐的时代气氛中,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博学多闻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嬗变,呈现了"盛世"之音的气象与格调。杨亿以清忠鲠亮之气发于翰墨吟咏,首变"文格"与"诗格",一洗唐末五代芜鄙卑弱之气。     

论杜牧咏史七绝的艺术特色

杜牧是晚唐写七言绝句的能手。前人论七绝,盛唐推王昌龄、李白;中唐推李益、刘禹锡;晚唐则举杜牧和李商隐。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七言绝句一体,殆尤专长。” 杜牧的七言绝句,题材多种多样,写景抒怀,宫怨边词,咏史状物,无所不有。其中以咏史绝句写得最有特色。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试论苏曼殊对李商隐诗风的继承与创新

苏曼殊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继承了晚唐李商隐的诗歌风格。本文试从苏曼殊诗歌中色彩字的运用、华美的辞藻、女性意向等三方面来分析其对李商隐诗风的继承与创新。     

苏舜钦以文为诗考说

苏舜钦继承了杜甫、韩愈以文为诗这一艺术手法,较早在古体诗中大量运用,并将其扩展到近体律绝。他的诗歌同之前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诸诗人相比显现出独特的面貌,也使宋诗开始出现了迥异于唐代的诗风。     

马嵬诗辨

李义山《马嵬二首》,向被视为讽谕玄宗荒淫误国之作。其七律,尤为诸选诗家所喜录。最新出版之《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仍守此法,并做注云:“原有两首,都讽刺唐玄宗。”由是观之,马嵬诗之旨在讽谕,乃世所公认。 然近读《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见载有秦似同志《李商隐诗》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