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维度、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

农转居社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区类型,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治理问题,内在地要求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与成熟的城市社区相比,当前农转居社区治理能力总体水平不高,相关主体参与治理的能力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基层党组织转换不彻底、政府服务缺位、社会组织发育不良、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等,制约了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在优化各治理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强化各主体的能力建设,注重形成整体合力,以提高农转居社区的治理绩效。     

村庙组织成长与农村社区治理

在当下的传统农村社区中,村庙组织已成为重要的草根组织之一,推动着村庙及其信仰活动逐渐由复苏走向复兴,并使得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的管理有了初步的"方圆"与"规矩"。但是,庙宇的滥建、迷信活动的抬头、村庙的财务不清以及据庙敛财等现象频现与此也不无关联。着眼于现实语境,首先需要重新认识村庙组织成长的社会背景和发育的社会形势,进一步厘清村庙组织成长的现实意义,然后在农村社区治理的层面上逐一突破,积极发挥村庙组织的治理功能。     

联村社区治理的若干问题论析

联村社区是因应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益、加快城镇化集聚效应、优化农村基层综合管理的产物,具有正当性。农村"联村社区"与"行政村"关系的背后是微妙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张力,牵涉着"乡—村关系"的构建。联村社区治理的关键是既不能赋予"社区"凌驾村级组织的权能,也不能使"社区"缺乏基本的整合能力。乡镇派出机构的"行政路线图"有失偏颇,"党委路线图"是一种选择;联村社区治理的困境是域内各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如何破除其自私积弊导致的社区合作困境是一个大问题;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招聘的专职社工运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拨乱反正意义。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治方式比较——以浙江省A村和B村为例

本文以两个村庄为个案 ,从实证的角度对集体工业化和个私工业化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庄治理方式进行比较 ,分析了两类村庄治理在社区权力结构、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以及村民公共参与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 ,村治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特别是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与作为基层政治形式的村治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村治方式将在经济等环境要素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的过程分析--基于资源配置视角

治理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理念,强调随着资源配置结构的复杂、多元、动态化,社会治理结构从政府单极统治走向网状水平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单位不再只是资源配置的主体,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推动国家"社区建设"理念的提出,从而鼓励社区非营利组织、社区公众和政府一起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形成网状社区治理结构.尽管政府在新的治理模式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模式也体现了国家-社会关系的转变.     

“智慧信任”:数字革命背景下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新动力——基于贵阳市沙南社区的个案分析

从厚植乡土的农业时代到数字技术的信息时代,社会关系经历从"熟人圈子"到"陌生分化"的演变过程,社会信任模式也从简单人际信任走向数字技术信任。新时期,传统信任模式在信息社会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在数字化技术的智慧治理情景下,融时代性与传统特色为一体的"智慧信任"模式方兴未艾,日益渗透于基层社会各项治理事务中,并逐渐塑造着基层社会多元主体间的新关系。"智慧信任"生动体现了基层社会关系新的发展方向,并呈现出以技术理性为支撑、以信任重建为导向、以价值整合为归属的内在运行特征。作为一种新兴信任形态,"智慧信任"为培育社区公共精神和构建基层社会共同体提供了新动力,有效推动着新型社会治理文化乃至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建设和完善。     

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阶段特征

农村社区作为基层社会的构成单元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社会日益开放、流动,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农村社区正逐步打破传统封闭的发展模式,其人员构成、职业分布、家庭结构等方方面面都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在当前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建设呈现组织发展与治理结构多样与"异化"共存、基层社会管理村民自治与民生服务共赢、服务体系及其方式便捷性与信息化兼具、农村社区文化多元化与现代性伴生的阶段特征。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的探索与实践——基于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的调研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村居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其发展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农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成为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当前的农村社区治理大多强调一种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QL农村社区改造由传统村居转变为现代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和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强调居民的主体参与作用及农村社区各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其经验对于推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和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有益的参考价值,同时也验证了现代治理机制理论对于指导农村社区治理的有效性。     

街道办事处改革:问题、路向及制度条件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很多问题.推进城市治理结构扁平化,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二级政府、二级行政”体制,由区政府直接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从改革路径看,撤销街道办事处有赖于推进大部门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公益性社区组织等前置性制度建设.     

农村微观组织再造与社区自我整合——湖北省杨林桥镇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长期沿袭的自上而下单一行政治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外部性的整合机制一旦发生变化,乡村没有相应的组织来承接和应对大量农村内部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整合,从而陷于“治理真空”。由此需要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大力推动乡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育,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织载体。湖北省杨林桥镇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管理和自我整合的事例,说明社区自我整合可以将村民的动员式参与变为主动式参与,开发农村内部资源和节省治理成本。对于正在变化中的农村来说,外部性国家整合与社区自我整合都是不可或缺的。     

城市社区视角下农民工组织管理体制更新的推进重点

农民工“城乡边缘人”的社会角色定位使其闲暇生活具有与传统农民和城市市民不一样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单调化、庸俗化、问题化三个特征．由此农民工闲暇生活对城市社区建设产生了新需求。但多元化的趋势与过去沿袭已久的单一行政化组织管理体制模式之间的矛盾构成了我国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由此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更新改革成为一种必然。政府引导的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模式将是城市社区管理农民工的有效管理体制模式．可从五个方面加以重点推进。     

社区治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日本的社区建设采取行政与自治相结合的混合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社区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方式。两国社区治理的做法与经验对我国的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坚持存量盘活、增量添彩的基本原则,发挥政府的资源与政策优势,引入契约合作模式,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推广“三社互动”,创新社区党建,实现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行政控制、公共服务与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功能——对云南省社区的剖析

借助对云南省城市社区调研的资料和数据,通过解剖社区各类工作,昭显社区组织的两大功能:行政控制和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满足,后者包括政府提供的针对所有社区的公共服务,以及只针对本社区居民的由社区自身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分析,文章提出下列四个命题:(1)行政控制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是当前城市基层社区组织的两类主要功能;(2)存在两个层次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一是由政府提供,基层社区组织具体执行的公共服务,二是基层社区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3)政府投入水平决定行政控制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4)社区经济、政府投入决定社区公共服务提供功能的发挥。     

论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作用机制

1999年"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国社区治理的实践始于城市,城市社区治理成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排头兵。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怎样运转的呢?中国的城市社区治理以居委会为基石,在三大领域形成三种基本的关系,即居委会与党组织、政府组织构成了政治系统的"二元半",居委会与社区居民、社区中介组织构成了社会系统的"三点一线",居委会又与业委会、物业公司构成了经济系统的"三驾马车"。居委会作为这三种关系的联接点,促使其相互作用,推动着中国的社区治理不断走向成熟。     

边缘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村社区治理——以浙江省T村社区为个案

浙江省T村社区是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城郊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治理体制的双轨化、治理范围的村落化、组织结构的两栖化、组织职能的叠合化。城郊村社区治理的的边缘化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城乡二元性社会体制的制约、城郊村社区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不足、城郊村社区的现实需求。     

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居民参与--以昆明市S社区居委会为例

居民广泛的社区参与是西方社区发展实践的经验和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之一。由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动力来自于政府 ,而非社会自身 ,因此 ,城市居民缺乏社区参与的传统和社区参与的意识。居民对社区事务和社区建设活动普遍缺乏参与的动机和愿望 ,这一状况也直接影响到城市社区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选取了一个社区居委会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通过对这一个案中居民社区参与的基本特点的描述 ,力图找到影响居民社区参与的可能原因 ,并就如何提高居民社区参与提出对策建议     

撤村建居过程中的群体分化问题

撤村建居正在引发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变迁,这一变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农村社区到城市社区的转变,第二层面是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在变迁过程中,出现了值得注意的群体分化现象,给市民化进程带来复杂的社会后果。本文综合分析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新出现的群体分化现象、分化的机制以及对市民化的影响。     

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

本文从现有城市社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出发,以新型物业小区为原型指出现代城市社区具有“双重二元性”,亦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型社区发展的中国路径所具有的六个方面显著特点.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特点无论对于社区建设实践还是社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