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实地研究的典范——论李安宅对藏族社会和祖尼社会的考察

李安宅是译介与引进西方文化人类学理论并进行中国化实践的先行者,他对中国藏族社会和美国印第安祖尼社会的考察都是通过身历其境的观察与直接的文化接触而完成的典范性研究,是对"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证验终"治学方法的完美呈现。李安宅对实地研究的积极推介和努力实践、"主位视角"与"客位视角"有机结合等方法对增进文化了解与沟通都具有开拓性意义,其实地研究的价值仍值得探讨。     

宗教与边疆的交织——1938—1949年间的李安宅

文章将李安宅的藏学人类学生涯视为一个整体,并尝试梳理出他在藏学人类学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其中,他在宗教和边疆这两方面着墨最多。通过实地研究,李安宅发现宗教在藏族社会里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成为组织人们世俗和神圣生活的轴心。在边疆研究上,李安宅提出两种连接内地与边疆的范式、三种连接的具体方法。最后,文章研究分析李安宅相关著述,同时考察了李安宅的人类学观,基于此对李安宅人生后30年的学术缄默给出了一个学术史意义上的解释。     

建设科学理论与寻求“活的人生”——李安宅的人生轨迹与学术历程

作为人类学家的李安宅,早期致力于科学理论的建设,而后则着眼于中国边疆地区尤其是藏族地区的实地研究,对中国边疆建设及边政改良多有论述,以其理论知识服务于"活的人生"。民国时期的李安宅党派关系及社会交游非常复杂,学术历经多次转型;其1949年后的人生遭际,基本上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李安宅的学术人生形态,既有时代的规约,也有其自身的设计。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本文为我国已故知名的社会学家、藏学家李安宅教授的遗作。解放前,他曾长期生活在安多藏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积累了大量的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在四十年代撰写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就是其中的重要著述之一。此书在国内迄今尚未出版。为了纪念李安宅教授,现选刊该书《出版前言》、《文化背景》和《历史概况》三部分,以飨读者。     

《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出版并举行首发式

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安宅、于式玉遗著编委会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已于今年9月正式出版,并于9月2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了首发式。《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李安宅教授,在藏学研究上一生辛勤耕耘的结晶。早在三十年代末期,作者即深入甘肃南部藏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取得     

知识、仪式与宗教——读两本抗战时期宗教人类学名著

<正>在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领域,李安宅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和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是先驱性的重要文本。1938年,李安宅、于式玉前往甘肃拉卜楞地区进行实地研究,历时三年,开展了藏族宗教研究和教育实践。《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是李安宅在实地研究和文献研读基础上形成的著作。11940-1942年,田汝康在云南芒市那木寨进行了持续性的田野调查,基于五个多月的长期调查写成了《芒市边民的摆》一书。这两本写于抗战时期的著作,研究主题都是中国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但是两本书在行文风格、研究方     

编辑视野下的李安宅研究:学术研究综述的范式转型

文章通过"篇名检索"、"主题检索"及"全文检索"3种方式在中国知网上检索"李安宅",并结合其他来源的相关论著,对当前学界李安宅研究作初步评估。这3种检索结果直观反映了李安宅研究"核心区"、"关联区"及"边缘区"的情况。总体上看,1990年前后李安宅、于式玉夫妇遗著的出版,起到重要的奠基作用;2006年起,国内李安宅研究的兴起,汪洪亮、陈波等学者作用较大。文章结合林则徐等较为成熟的人物研究及任乃强等刚兴起的人物研究,对李安宅研究的现状及今后的可能进路进行分析。文章认为,撰写具有人类学味道以及思想史、学术史意味的研究述评,改变当前学术综述"述"多"评"少、过度依赖发表的文献成果进行评述的状况,是学界今后应该努力的一个目标。     

我所知道的李安宅教授:兼谈海外对他的研究

龙达瑞博士在求学期间,曾经与李安宅先生有过接触。文章除了回忆其作为在校学习期间接受李安宅先生教诲往事之同时,介绍了海外学术界研究李安宅学术的概况,分析了海外引进李安宅先生学术的代表性著作,进行了学术评议;并指出李安宅先生是那个时代学者的典范,以学术为生命和终身职业。同时提出,国内藏学研究需要加强,不懂藏传佛教,难于深入研究。     

评李安宅遗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藏学家李安宅教授(1900-1985),一生著述甚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他的主要藏学遗著《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一书汉文本,经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安宅、于式玉教授遗著编委会委托王辅仁教授整理,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于1989年9月正式出版。     

李安宅的学术成长与政治纠结——两个版本自传比较阅读札记

文章对李安宅写于1951年和1961年的两个版本自传进行比较阅读,揭示其内容差异与思想微妙变化之处,并藉此分析李安宅的早年生活对其后来人生的持续影响、李安宅的学术选择及政治纠结.走动在政学之间,贯穿了李安宅的大半生,也为其人生的跌宕提供了注脚.     

于式玉的藏学研究与中华民族整体性追求

李安宅、于式玉是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但相对李安宅而言,于式玉的藏学研究还没被学界充分认识。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西北、西南及海外三个场域。就时段而言,大致是自20世纪30年代初至50年代,基本持续,少有中断。于式玉的藏学研究具有丰富而细腻的特点,其视野、角度与李安宅既相通,又有差异。贯穿于式玉藏学研究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体大用",实际上是论证和构建中华民族整体性。     

一个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研究史的讲述——以李安宅先生1961年5月15日《自传》为中心(上)

文章在整理四川师范大学所藏李安宅先生亲撰《李安宅自传》(1961年9月3日撰成于西南民族学院,共21页)的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通过分析李安宅先生早期学术发展的轨迹,归纳了其中存在的必然学术逻辑。文章指出,李安宅先生在非常年代回顾自身学术发展史时自称"文化买办",恰恰是其早年的中外学术文化浸润、其人游学中外各大学及学术机构的缩影。此外,他在民国时期的学术人生,还是当时一大批学者民族本位、"学术报国"式爱国情结的体现。     

“内部人”与“外部人”的交叉视角的研究尝试——奥斯古德与李安宅1938年在昆明高峣村

1936年李安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耶鲁大学皮博蒂博物馆（Yale Peabody Museum）馆员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两人商讨和制定了在李安宅的河北农村老家和奥斯古德在美国佛蒙特州家乡的乡村，采用“内部人”和“外部人”交叉的视角进行人类学研究的计划。1938年奥斯古德按约前往中国。由于其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原定河北的调查计划无法进行。于是两人在抗战后方——云南昆明的高峣村合作调查。25年后奥斯古德在美国出版了这次人类学调查的成果《Village Life in Old China: A Community Study of Kao Yao, Yunnan》。对于李安宅来说，高峣田野的经历以及他与奥斯古德共同制定的研究计划和思路，对其今后的学术之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在其后的研究中将内外交叉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贯彻始终。     

浅析宗教文化对藏族舞蹈的影响

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藏族舞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舞蹈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民族民间自娱性舞蹈,另一类是宗教舞蹈。宗教舞蹈是在祭祀礼仪中才会跳的一种舞蹈,大多是为了祈福,这也符合了藏族"多神崇拜"民族信仰的特点。藏族舞蹈是藏族人民生活发展的缩影,沉淀了藏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的信仰,成为了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藏族舞蹈随着整个藏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文化对藏族舞蹈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藏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才创造出了现在的藏族舞蹈,本文我们将对宗教文化和藏族舞蹈进行分析探讨,看看宗教文化对藏族舞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浅析宗教文化对藏族舞蹈的影响

在藏族的传统文化中,藏族舞蹈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舞蹈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民族民间自娱性舞蹈,另一类是宗教舞蹈.宗教舞蹈是在祭祀礼仪中才会跳的一种舞蹈,大多是为了祈福,这也符合了藏族"多神崇拜"民族信仰的特点.藏族舞蹈是藏族人民生活发展的缩影,沉淀了藏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以及民族的信仰,成为了藏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藏族舞蹈随着整个藏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在这发展的过程中,宗教文化对藏族舞蹈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藏族宗教文化的独特性,才创造出了现在的藏族舞蹈,本文我们将对宗教文化和藏族舞蹈进行分析探讨,看看宗教文化对藏族舞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藏学界的“天涯同命鸟”——于式玉与李安宅的人生与学术

在中国民族学史上,李安宅和于式玉是一对重要的生活伴侣和学术伉俪,尤以藏学研究名世。于式玉以大量精力应对生活和辅助丈夫,她具有良好的学术根基,极富语言天赋,擅长文献目录,又肯实地调研,为其藏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是李安宅藏区实地研究的坚强后盾。二人学术生命互相交融,堪称藏学界之＂天涯同命鸟＂。这对学术伉俪的一生,让我们认识到时代对他们人生的彰显和遮蔽及其学术的造就和毁灭。     

西藏的藏族和回族关系初探

本文根据文献材料及实地调研,对西藏的"藏回"及流动回族作一简介,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探讨藏族和回族关系形成的客观因素.本文认为,最早进入西藏的穆斯林人发展成为今天的"藏回",融入了当地社会,与藏族和睦共处,这是经由历史上西藏地方政府的官方支持,回族和藏族之间在社会分工中形成互补、文化上借鉴、宗教上相互尊重和宽容的结果;而当前大批流动的回族在西藏的融入程度较小,这同样有客观的原因.     

安多社会的知识性格——读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

<正>李安宅先生和他的老师张东荪先生是中国最早关注和提倡西方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学者。1938年,李安宅翻译出版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即今日所见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的第五编,紧接着就去了西北藏区作调查。这部译作于1944年重新出版时,李安宅先生在前言中说道:"即在社会学范围以内,我国社会史,社会思想史,不都需要努力建设吗?知识     

复合性文明的现象学“描述”何以可能——阅读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些启示

在藏学人类学研究中,早期李安宅、于式玉的实地研究仍然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他们的“描述”时刻提醒我们,民族志的现象学书写如何本着“亲历性”和“情感性共感”的原则,去呈现他者世界所显现的经验现象及其背后的结构与意义。在文明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家如何“搁置”所谓差异性或多样性的“魔咒”,努力避免还原论冲动,尊重他者在伦理上的优先性,回到“是其所是”的文明事实本身,对于我们“面对面”地直观文明之间以及“你—我”的互动机制亦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最近出版的《仪式空间与文明的宇宙观》一书,也给宗教现象学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案例。     

边疆文化与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学术实践——李安宅宗教论述再探

20世纪30—40年代,边疆研究学者在抗战大背景下进行西部宗教调查和研究。在此情景下,李安宅不仅深入调查宗教,而且以宗教适应论、宗教体用论、族教分离论和宗教运用论等全面阐述其宗教理论,且直接将宗教论述所体现的文化理论与国家建设的关系放在其论述的重要位置。宗教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解区域文化协作、中华文化秩序、国家文化整合和国民意识培育中有重要的价值,因而跟中华民族国家建设息息相关。他的宗教论述贯通“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中华复合文化观。这种文化观表达的是用国家文化建设来营造超越血缘、宗教和群体的整体秩序,重塑具有个性、适应社会和国家需求的健全国民,陶铸全国的理想。如此,李安宅宗教论述的价值不仅在宗教和边疆研究有重要的贡献,更在边疆文化与国家建设方面有独特的思考。此外,基于宗教论述所拓展的区域文化和国家建设研究中对宗教中国化具体路径、中华文化特性和国家认同的研究方面仍然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