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审美活动的学术定位——从"社会个体生成论"看美学的研究对象

在当今"审美泛化"几乎遍及日常生活每一个方面的情况下,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明确"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活动",从对这种活动的严格的学术定位入手,通过概括阐述进行这种学术定位的原因、方式和结果,根据"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强调必须从严格的学术批判反思精神出发,通过既把审美活动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严格区别开来、又有机统一起来,真正确定审美活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为今天仍然能够存在并健康发展的美学研究,奠定坚实可靠的理论研究基础。     

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当代人类悖论性的生存状况,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从生存论维度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旨趣。这种解读模式以西方生存哲学为参照系,以人类现实生存和发展困境为切入点,拓展了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维度,彰显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表达了学界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回归生活世界,构建同当代哲学思想的对话与论战平台的理论自觉。但这种解读视角的时间不长,做出盖棺定论为时尚早,研究过程中显现的问题亦需要我们反思,以避免遮蔽马克思哲学自身的基本理论问题。     

论美学传统思维方式的突破--从社会个体生成论角度看美学的研究对象

通过以社会个体生成论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为基础,我们有可能从生成论的角度出发,以生成论的基本框架突破和扬弃美学传统思维方式所坚持的主客二分的预成论基本框架,探讨社会个体的审美维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不同于其认识维度和社会实践维度,它的形成过程和基本特征是什么,以及我们应当如何根据这些方面确定我们进行相关学术研究的方式.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实践本体论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关于实践的论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它在哲学层面上加以讨论;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进一步将实践概念置入到社会经济与社会历史范畴中加以研究。至此,实践更加强调社会变革之维度,历史概念在实践论中得以凸显。实践概念从哲学层面到生产层面的转变,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从旧的唯物主义哲学转向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然而,研究哲学,马克思旨在废弃旧的理念,构建新的体系。于是,历史维度逐渐在马克思的实践论中呈现出来,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唯物主义并非实践哲学之本体,实践也并非马克思哲学之全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提出与运用,使哲学研究彻底超越了外在的、抽象的人本主义的理论批判,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试析西方人文社会学科中的“空间研究”问题——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为范本

本文借助对列维·斯特劳斯"空间研究"的"范本解读",揭示出其理论中所蕴含的"空间研究"的一般性问题——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结构主义试图借助人文社会现象的"共时结构"来"为社会系统拍一张‘永远有效的快照’,像展示一幢建筑物的结构一样地揭示其结构"(吉登斯语)。然而,结构主义却存在着本根性缺陷:它无法对同时存在的人文社会的历时性现象加以合理的解读,因此,结构主义的"空间研究"虽然有某种创新意义,却丧失了现实的实践基础。依据这种视角,只有与"时间(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空间研究"才具有实际的理论意义。     

策划实践观:马克思哲学探究的新视角

立足于现实生活,建构新型的生活蓝图,成为马克思哲学有别于它种哲学的重要精神气质.马克思的实践观本质上是一种生活观,这种生活观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深化研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生活是一种生产实践;从人与人的关系看生活是一种交往实践;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看生活是一种策划实践.从不同视阈阐释策划实践的范畴规定,揭示策划实践观内蕴的生活策划、社会策划、行动策划、梯度策划、新唯物主义的策划方法论等基本特征,以及研究策划实践观的意义,有助于突出策划实践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的重要地位,为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判断文化是否先进的方式——兼论以"社会个体生成论"为判断依据的现实可能性

究竟应当如何判断一种文化的先进与否,这个问题既是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难题,也显然由于其答案对现实的规范引导性而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往人们无法对文化的先进性进行确切的判断,主要是由其引用的传统文化定义和其中所隐含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决定的,因此,只有彻底突破和扬弃这种定义,寻找真正切合实际的文化定义,才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科学方式。而社会个体生成论的文化定义则为解决这个难题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批判与反思:实践民族志建构的必然性探析

哲学特有的批判与反思贯穿于民族志写作始终,使民族志写作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将使这种发展趋势一直持续下去.应建构实践民族志这种新的民族志写作方式,该模式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批判与反思是其动力,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交融体现其价值,科学实践是其本质特征.     

思想的政治与政治的思想——重新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问题

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基本问题上先天不足主要在于缺乏面向自身的反思意识和方法论自觉.重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不仅需要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中的主要观点进行反思与批判,更要实现问题视角的自觉转换和方法论的自觉.只有坚持从社会实践活动出发,以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重新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本问题,厘清政治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明确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地位,才有助于强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基本问题的认识.     

从布迪厄实践理论看人类学田野工作

布迪厄在批判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知识生产模式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科学的知识生产,创立了实践理论。实践理论通过惯习、场域、策略等概念超越了主客观的对立,发现了实践活动生产的逻辑。关注与理论逻辑完全不同的实践逻辑,对我们把握科学的实践具有方法论意义。实践理论中的“反思”在确立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科学关系方面,成为指引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强有力的方法论工具。     

心灵哲学视阈下的中国哲学

天道与人道的结合部当是人的身体与其精神活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现代西方,这一问题多半以“心灵哲学”的形式出现。约翰·海尔曾提示心灵哲学的核心问题来自本体论方面,启示我们对心灵及其在自然中地位的重新关注,并在形上层面作出系统的说明。这对我们从整体上概括中国哲学发展轮廓具有意义。另外,西方人的哲学论证很多以科学知识、经验为依据,这对我们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心身观的层次、结构及关联体系也具有参照性。     

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重点涵盖四组基本问题,即历史学中的"史实"真理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和客观性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本文将这四组问题与科学哲学中的同类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并进一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剖析了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中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由此得到的结论是: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就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     

哲学与哲学家：面向哲学本身的反思

哲学具有怀疑性和批判性,哲学的本性要求哲学的慧目关注于哲学及哲学家本身。哲学是哲学家的存在,哲学家是从事哲学活动的存在者,哲学有赖于哲学家的发明和创造,哲学家只有通过哲学才能获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沉思哲学与哲学家的内涵实质与一般关系,追问何谓哲学及哲学家何为,阐明哲学和哲学家得以存在的内在依据,是进入哲学门庭的必经之路。     

哲学:在历史与文化之间——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使哲学研究转向人之生存的历史性,实现了哲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的统一,建构了全新的历史哲学。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表现为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研究的形而上维度和对具体历史进程研究的形而下维度的统一。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研究是统一的,都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总体研究,只不过视角不同。文化哲学可以作为历史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而历史哲学则可以作为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论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哲学的存在是多元的,哲学并没有一个唯一标准的样板。哲学具有历史性、民族性、个体性特征,因而在哲学自身范围内我们无法回答什么是哲学。要理解哲学,必须超出哲学的范围,从哲学与非哲学、特别是与实证科学在对象、问题、方法、功能等方面的区别中来揭示哲学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以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为对象,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哲学,同时它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目标,充满着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深切人文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我们认识与改造世界最锐利的武器。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近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的比较

古代哲学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是淡漠甚至蔑视的,而近代哲学则热衷于自然科学;古代哲学视哲学与自然科学如冰炭不可同器,近代哲学则把自然科学视为哲学的基础;由于远离自然科学、古代哲学带有明显的玄想性和直观性,由于亲近自然科学,近代哲学带有实证性和经验性。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科学改变了中国哲学的走向,使近代哲学具有了不同于古代哲学的特征和风格。然而,近代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推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如何利用自然科学来丰富和发展哲学,仍然是哲学研究的现实课题。     

中国现代哲学视野下的分析哲学

本文梳理了分析哲学输入现代中国的多种途径:杜威对罗素的介绍、罗素来华讲学、维也纳学派等。其中罗素关于分析哲学看法对中国现代哲学影响最大,维也纳学派虽也在当时的中国起着一定的作用,影响却微乎其微。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张岱年等人不认同维也纳学派以分析方法拒斥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而赞同罗素早期的以分析方法构建新实在论思想体系的哲学倾向。如果说西方哲学家如维也纳学派企图以逻辑分析方法来消解形而上学,那么中国现代哲学家则试图以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现代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新理学》等就是这一重建的结果。金岳霖、冯友兰等人的哲学立场反映出了他们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强烈的人文情怀,他们既看到了逻辑分析方法的现代意义,也同时看到了中国传统哲学在西方哲学冲击下面临的重重困难,所以试图利用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体系。他们对分析方法的理解也与西方哲学家稍有不同。     

中西马哲学对话与中华民族哲学自我的建构

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会通与融合,其根本目的是建构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与＂哲学知识＂层面的对话相比较而言,生命价值层面的对话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深层维度。批判传统哲学的泛伦理主义倾向所带来的虚假生活和资本逻辑对多样异质生活的同化,追求平凡真实的生活是中西马哲学对话的现实维度。     

论人的哲学、社会哲学和哲学人类学

人的哲学、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可称为"三大人类哲学",它们的兴起是近年国内哲学研究领域中一个不争的事实.人的哲学、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赖以形成的客观依据是什么?如何准确把握它们各自的性质、对象和内容?如何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在准确界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和积极建设这些关于人类研究的哲学学科?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研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梳理、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而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却使这项工作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其中如何看待中国哲学的文化特质、如何看待西方学术规范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显然是从理论上阐明上述工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