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早期国家形成模式中的“无讼”根源探微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种价值,因应"习惯法"与"成文法"的此消彼长,愈加表现为中国传统主流社会对诉讼行为的评价。肇基早期国家的形成层面,在因强力而产生的"酋邦"中,被征服者的诉权遭到漠视,取而代之的是藉公权力规训下的"无讼"理念的兴盛。与此同时,运行于"酋邦"的专制权力鼓吹等级与名分,尤重社会秩序的稳定,造就了"无讼"产生的土壤。此外,与"公共权力"相反,"酋邦"的本质是对他方权益百般压制与独擅政权的"家族权力"。而这宣告了"无讼社会"的来临。约言之,与"部落联盟"相较,"酋邦"起源于"强力"、存在"专制权力"、以"家族权力"为本质等特征"注定"了"无讼"产生的历史条件,是"无讼"最深层次的根源所在。     

中国传统无讼法律文化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的影响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如何消除无讼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应挖掘无讼观念的合理性,寻找传统观念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影响.     

论传统无讼法律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讼,无讼就是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和争端,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法律上的反映。传统法律的无讼思想具有注重人际和谐、轻视法律诉讼、重视道德教化、注重犯罪预防、重视贤人政治、轻视个体权利的特点。传统无讼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和民众的法律意识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传统无讼思想对当代中国法治的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传统无讼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无讼思想过于强调秩序和稳定,使中国社会在僵化保守中难以发展,并形成中国人贱讼、耻讼的心理;另一方面,由提倡无讼思想进而发展起来的传统调解制度,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当代人民调解制度的渊源。     

和谐社会建设中对传统"无讼"思想的再思考

“无讼”是贯穿中国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一个永恒理想。古人为实现“无讼”的社会理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总结出一些有效途径。传统的“无讼”思想尽管有其明显的弊端,但是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看,今天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传统“无讼”思想,汲取其精华,为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儒家的和谐观与中国传统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儒家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渊源就在于儒家以"无试"为主要内容的和谐现.主要论述儒家和谐观中的"无讼"思想,及在儒家和谐观指导之下的传统调解制度的发展和手段,旨在探讨"和谐"与"调解"这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思想与法律制度之间的联系.     

无讼法律思想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作为中国传统最根本的诉讼观念,无讼思想支配了中国传统的诉讼历史并影响了中国整个传统法制的走向。无讼观念的内涵是解决社会纠纷时尽量避免诉讼。但社会生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古代社会通过道德教化、乡里调解、官方息讼等手段来解决纠纷。无讼法律思想虽然具有许多消极因素,但在现代法治建设的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利用其中的积极因素来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中"无讼"根源之探讨

"无讼"观念是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理念现象.本文主要从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以及政治统治等方面分析其形成的根源.     

中国传统“无讼”思想若干问题研究

无讼思想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道、法等流派相互影响,各自形成了对无讼的认识。无讼思想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并且其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无讼法律思想的当代价值包括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建构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防止法律万能主义和有助于保障社会顺利转型。     

无讼思想与王权主义秩序情结

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秩序建构是传统社会政治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健讼所造成的秩序困境面前,无讼成为王权主义对其“秩序情结”的一种极致性表达;而王权主义作为衍生中国各种文化思维的“元叙事”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秩序要求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反之,源于诸子各家的文化又共同创造了无讼的氛围,缔造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思想。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与现代"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的"无讼"理念蕴含了我国古代对"和谐"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根源,通过统治者制造"无讼"的舆论、司法官员处理纠纷、封建政权的支持、古代文学作品的传播等途径得以产生.我们必须对"无讼"理念进行批判的继承,剔除其中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为现代"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借鉴.     

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明清诉讼：官方的态度与民间的策略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认为,传统中国乃是一个“厌讼”社会而非“好讼”社会。因为它的流行,似乎成了一种真理。然而这种真理的背后,却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依据。这一论断的根本问题,乃是抹煞“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一、理想:无讼与教化的社会孔子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话。但是,这句话恰恰说明,他并不排斥“听讼”这种随着公共权力产生之后国家必须承担的政治责任;只是,他更加强调“听讼”之目的,这是为了达到“无讼”的社会理想。据此,“听讼”并非目的而是手段。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乃是从社会秩序角度着眼来解决社会矛盾和…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周易·讼卦》“孚”“惕”异文研究

楚竹本、帛书、朱熹本三个版本的《周易·讼卦》核心字词异文解读,有助于精准理解和把握《讼卦》的思想主旨。通过对"孚""惕"二字的比勘,基本可以断定"孚"的真实含义为"由实而信","最根本的真实"是"孚"与"復"(帛书)共同的核心内涵,也代表着《讼卦》诉讼思想的核心基础;"惕"与"愓"相通,通"荡",究其内涵而言:"源流"意为本,"警惕"意为用;"惕"字也凸显出《讼卦》的核心内涵和最高理想,即"讼源"决定"无讼"的实现。同时,异文研究展现出《讼卦》字词在不同历史时期中所具有的独特思想特色。     

无讼及调解：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无讼及调解制度,有其合理的因素,我们应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其价值的永恒的成分;另一方面是为了不断地自我完善,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     

北洋时期律师的身份及其管理体制

北洋时期的法律把律师定位于社会法律工作者,即自由职业者,与清末相比则是历史的进步。北洋政府受传统"无讼"观念和"讼棍"观念的影响,对律师制度仍存疑虑,突出强调律师的义务,确立了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律师工会管理为辅的管理体制。     

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

人性好利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刑大于赏、轻罪重刑、反对赦宥是其特色。法家的重刑思想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导致了统治者对刑罚的迷信与崇拜及其酷刑与酷吏现象的出现,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忌讼与耻讼的心态,抑制了中国部门法以及中国法学的发展。     

宋明理学义利之辨与传统诉讼观念

宋明理学对艾利之辨在不同时期偏重点有所不同.明中期以前的前期理学家,总体上继承儒家的"义以生利",主张与民以利,承认合理有限利欲,而明中期以后理学家则肯定人之欲念与商业贸易存在的合理性,形成士农工商四民平等的价值现和社会观.宋明理学对义利之辨的重新演绎无疑影响了中国传统诉讼现念:有助于民事诉讼中追求"又理决狱",财产诉讼现念有所松动;有助于民事诉讼中确立诚实信用证据原则;有助于促使从"无讼"的理想走向"息讼"的现实;客现上为加剧健讼现象的出现、民事诉讼法律增加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