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在历史系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点表現

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给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指出明确的工作方向,我們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厚今薄古”同“厚古薄今”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两条道路問題,因此,我们在研究“厚今薄古”方針同时,必须用这一方针检     

我对于厚今薄古的一点体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我从人民日报读了这个讲话的简短纪录之后,有了很大的启发,也受了很好的教育。我想在这里略谈我个人对于厚今薄古这个问题的一点体会。陈伯达同志指出:“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他又指出:“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开拓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从史学研究看,我们过去走过不少弯路。在陈伯达“厚今薄古”口号倡导下,要求历史学配合当前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甚至为具体的某项政策作图解;以后发展成为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     

彻底清除“厚古薄今”的思想影响

陈伯达同志提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針后,在高等学校的人文科系展开了激烈争辯。这是在人文科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大是大非之争,是一条紅线和一条黑线的斗爭,是兴无灭资的路线和兴资灭无的路线的决战。我們要通过这次大战,树起政治紅旗,使马克思主义稳固地占領一切的学术領域。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对于“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陈伯达副部长所作的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的指示,我认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两个方面,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历史学来谈谈。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一向存在着的两条路线。整个史学界都贯穿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兴无灭资,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边干边学,力争红透专深,明确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服务,才能真正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所以,厚今薄古不单纯是史学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指出了我们学术思想革命的战斗方向——上海社联召开“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座谈会纪要

自从陈伯达同志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发表后,引起了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的普遍重视。一个多月以来,上海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有关学术团体,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参加这个辩论的,除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之外,还有广大学生、机关干部以及中学教师。辩论之热烈是很少有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为了进一步推动学术界的这场争辩,正确理解这个方针,特于四月十三日假科学会堂举行了座谈会,应邀出席的有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哲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学术界学者四十余人。座谈会由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席、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主持。他说,“厚今薄古,边干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史学界的革命

解放以来,史学界在党的領导下,在马列主义学习和历史科学的研究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学界还存在着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傾向。为了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服务,必須根据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进行一次革命,彻底肃清“厚古薄今”的傾向,坚决貫彻厚今薄古的方針,这里我們想結合山大历史系的情况,談談我們的看法,不妥当之处,希望指     

我对“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看法

现在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说应该克服偏重研究古代的偏向。为什么今天一般偏重于古代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批判,还未清除的结果。科学工作者不关心当前的社会实际,忽视现实社会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和一日千里的大发展,当然谈不上研究工作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厚今薄古就是要我们多研究现代的东西,我的体会,也就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是现代的、当前的社会实际,     

“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和王若水同志商榷

一、分歧在哪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有陈伯达和康生插手,他们无中生有,谣言惑众,逐渐把这场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杨献珍同志才有机会发表文章,进行答辩,直接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对于我们了解争论双方分歧的焦点和实质,无疑有极大的帮助。分歧在哪里呢?     

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受到林彪、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的斥责和批判。在他们横行的日子里,从文件到讲话,从报刊到电台,都对这个所谓“反动口号”进行了口诛笔伐。对坚持和赞成这个口号的同志,实行法西斯的残酷镇压。这个口号究竟“反动”在哪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为什么那么憎恶这个口号?应该不应该为这个口号来一个“平反昭雪”,恢复它的本来面目?现就这些问题,谈谈我们一些看法。     

对《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的两点意见

冷素辉同志的《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载《社会科学》1984年第9期,以下简称“冷文”),比较系统地剖析了“继续革命论”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性,读后颇受教益。但是“冷文”认为“继续革命论”是康生、陈伯达之流“制造和宣扬”的“反革命理论”,则是不正确的。因为: 一、“继续革命论”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     

治古史也应“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伯达同志说:“考古是可以的,但不能用学术界的主要力量去考古。主要力量应该用于研究当代的实现。”这几句话对于我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历来的偏向,可谓一针见血,又是剂救时良药。我个人专研古史,当然没有设想到这样全面的问题,但即就古史而论,我也主张从较近的古代,逐渐向上推求到较远的古代;谁都晓得,时代越近,我们能够掌握的材料越多,现象的观察越明朗,得出的结论也较易正确。考古,如陈伯达同志所说,     

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

一经过了一年多来的整风运动,我更深深地体会到: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进行。毛主席的著作,是研究五四以来社会经济变化的一把钥匙。在各个革命时期,毛主席都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指出了中国革命最正确的道路。所以,研究现代经济史,首先,必须深入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在整风运动以前,我虽然也认识现代经济史的重要性,但是对这方面,还没有投入主要的力量。我的研究工作主要安排在鸦片战争以后到五四以前的阶段。在思想上,我还以为这样已经是厚近代了。可是等到学习了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才认识到我所厚的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     

论领导干部为什么一定要讲政治

江泽民同志最近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悦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这一重要指示,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面对新的形势从宏观上提出的治国安邦的大战略,它表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远见卓识和驾驭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陈伯达的“理性主义”是什么货色?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一九七一年写的,没有公开发表过。批陈伯达的“国防哲学”,是敬爱的周总理当时给我出的题目,文章写出后,在姚文元那里压下了。这次《社会科学战线》向我索稿,我苦于没有时间写文章,只好检出这两篇旧作交差。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都是一伙,批林、陈时,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批适。现在揭批“四人帮”,似乎有必要补上这一课。陈伯达在二十年代写的反共文章是他的极右表现。到三十年代,他叫喊所谓“国防哲学”,这时他已经钻入革命阵营内部,学会使用某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因此虽仍然表现为右,但和二十年代那种赤裸裸的极右表现不同了。这种右,在革命人民中还是有些欺骗性的。到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极“左”伪装出现时,欺骗性就更大。可见反革命分子是越来越狡猾的。把陈伯达在七○年宣扬的“天才论”和他在三十年代宣扬的“国防哲学”相对照,就可以看出,不论是右的表现也好,极“左”的表现也好,他在认识论上一脉相承的东西是先验论。基于上述情况,发表这两篇七年前的旧作,也许还不是没有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