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史记》、《汉书》是汉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代文明的记录,它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重大贡献在于记述了人文初祖和文明传承的历史联系;《汉书》的突出成就在于进一步描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山川形胜和文化交融。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恢宏历史画卷的开端。     

无根的漂泊——论《古诗十九首》"游子"的存在的状态

《古诗十九首》之所以成为千古至文,不仅是因为它以娴熟的艺术技巧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更在于它抒写了汉末文人在极尽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及对人生本质所进行的深邃思考。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同有之情。     

《陌上桑》与桑林主题

《诗经》中的《桑中》、《隰桑》等写桑林里男女情爱的故事,源于远古的桑林崇拜,而《陌上桑》中诱惑与拒绝的故事又源于“桑间濮上”之音,先秦时代能在桑林里坦然幽会的女性才是罗敷形象的原型。由于汉代儒家学者和文人不满桑园“淫乱”风习,开始对旧的桑林主题进行清算与重构,桑林主题被转化了,人物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使《陌上桑》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转型的标志。     

汉代越地楚歌诗及越文化的走向——以《吴越春秋》为中心

楚歌诗是汉代的主流艺术形式。《吴越春秋》中的楚歌诗并非先秦成诗,而是汉代越地文人赵晔的自创,或自出机杼,或改写史料,是汉代越地楚歌诗的代表。这些楚歌诗既继承了楚歌诗以＂悲＂为主的情感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越文化特色,在情感表达上更加强烈、复杂,篇幅增加,语言更为丰富细腻,有明显的文人案头创作痕迹。汉代越地楚歌诗的出现是在汉代大一统社会背景下楚文化风尚及地域文化转向的产物,它反映出越文化在汉代与主流文化逐渐趋同、融合的走向。     

《汉书·地理志》与《诗经》的文学地理观

《诗经》文学地理观内涵丰富且影响深远,受其影响,《汉书·地理志》在风俗区划上借鉴《诗》国地理,具有空间、时间、逻辑上的合理性;在风俗描述上汲取《诗》国风俗,对后世风俗研究、《诗经》研究产生影响;在风俗论议上征引先秦《诗》论,对其所含先秦人文地理观予以深刻的解读和充分的发挥运用.由此可见,《诗经》文学地理观对汉代时贤之影响,亦可窥见其在汉代发展所至新的历史高度.     

《史记》的历史思维

《史记》是一部为汉代治国道路确立历史思维的著作。《史记》的历史思维包括天人思维、古今思维、会通思维。《史记》所蕴涵的历史思维对更好地洞察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七略》文化框架与汉赋的时代特征

《七略》文化框架与汉赋的思想内容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汉赋的兴起是先秦文化流变到汉初,成为一个有机体系时在文学上的必然反映。汉赋反映了汉代文人的社会文化心态,其丰富的思想内容,独特的艺术风格足以使之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子虚赋》、《上林赋》：大一统思想的文学阐释

《子虚赋》、《上林赋》以文学的形式,客观地阐释了汉代鼎盛时期走向大一统的历史必然。主要表现在赋中的"巨丽之美"的描绘和讽谕的意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异曲同工。     

《高唐赋》、《神女赋》影响略论

《高唐》、《神女》二赋产生后 ,云雨变幻的巫山融入了绚烂艳丽的文化意蕴 ,文人士子欣然前去探幽寻艳 ,汉乐府旧题《巫山高》的创作也由单纯描写山川险阻融进了高唐神女的艳情 ;楚王神女的高唐艳遇成为文人士子创作艳情诗词的素材 ,为其抒写自己的艳情提供了便利 ;巫山神女的明丽艳冶为后来传奇中的神女仙子定下了“美而艳”的基调 ;巫山神女亡魂所化的身份、主动奔放的性格为后来传奇小说中的仙姝提供了范例。     

论李益边塞诗的音乐美

凉州籍诗人李益,其边塞诗在中唐独具特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有着极高的地位。考察李益的边塞诗会发现,他的诗歌极富音乐美,主要体现在:声律上极为讲究,诗句跌宕起伏、抑扬流转,具有很强的音乐效果和音乐美感;善于在其边塞诗中运用大量的少数民族乐器(曲),以曲调悲凉的边地音乐为触媒,表现作者特殊的生活感受;善于将富有边塞特征的各种声音、音响组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幽怨凄凉的氛围;以音乐感受深入揭示人物细腻的情感变化,在音响的美感中生动地反映人物独特的心理活动。     

唐代边塞诗与幽、蓟平台

唐朝幽、蓟二州地处东北边塞，成为吸引边塞诗人的一个重要平台。其中以陈子昂、高适、李白的成就最突出，影响最大。他们的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刚健清新、文质炳焕，抒发建功壮志与怀才不遇的情感冲突，歌颂戌卒英勇报国精神而又对其悲惨处境寄予深切的人性关怀，暴露战乱造成的巨大破坏和灾难，抒写厌战反战、渴望和平的心愿，描绘多姿多彩的边塞风光和民风民俗。边塞诗是那个时代社会潮流和审美潮流的产物，不仅为源远流长的中华审美文化增添异彩，而且铸入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灵魂深处，为塑造一代代中华儿女的高尚情操、审美趣味和价值理念，发挥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壮士怀远略 志存解世纷——由李白边塞诗看其对战争的态度变化

李白是我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其边塞诗歌反映了他对待战争的态度变化 ,由对战争的歌颂、肯定转向静观和反对 ,进而进行无情揭露和鞭挞 ,这种情况在盛唐诸多诗人中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古代边塞诗派的成熟兴盛与大西北

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存在混乱现象。我们所说的边塞应该是指古代中央政权统一时候的边塞 ,即主要指沿着长城的走向所形成的地域。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割据政权之间的边界是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边塞的。边塞诗的成熟和兴盛离不开大西北。没有大西北边塞卫国战事和奇丽风光 ,就不会有唐代的边塞诗派的兴盛与成熟。边塞诗在宋、元、明三代衰落了。边塞诗在清代取得堪与唐代媲美的成绩。     

漫谈“以汉喻唐”

汉、唐是我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两个朝代,因为同为盛世,唐代诗歌经常采用"以汉喻唐"的方法歌颂自己强大的民族或者委婉地批判统治阶级的昏庸之举,并主要体现在唐代边塞诗歌中.汉代的帝王将相、皇妃美人、文学大师、艺术精华都受到唐代诗人的青睐,是唐代诗歌的主要征引对象.     

陶渊明与岑参的仕宦经历、山水田园诗风格比较

陶渊明的人生经历及诗文创作对唐宋两代文人的影响深远,尤其对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影响更为显著。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岑参的山水田园诗也深受他的影响,尤其在岑参早期的生活与创作受其影响最大。陶渊明与岑参在家庭出身与仕宦经历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二人的仕宦经历都体现了仕与隐的矛盾,并且这种矛盾都是通过山水田园诗表现出来的。对二人的诗歌风格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岑参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但深受陶诗之影响,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较陶诗更为成熟,二人的山水田园诗分别体现了不同的风格特征。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论西汉前期刍、稾税制度的变化发展——读《张家山汉墓竹简》札记之二

关于秦汉时期的刍、高禾 税制度 ,现存秦汉史籍记载奇缺 ;自云梦秦简出土 ,始知秦时刍、高禾 税制度之梗概 ;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的出土 ,又使人得知刍、高禾 税制度在文景时期的巨大变化 ;今张家山汉简的出土 ,又填补了秦至西汉初刍、高禾 税制的空白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