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数字化转型下网格化治理的逻辑、实践与路径

积极构建网格智慧工作体系,以形成反应便捷、协同高效、服务精准的“微治理”单元,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防线。近年来数字城市建设、城市治理的技术化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汇集在一起,以资源整合、流程再造、服务融合为基层赋能的网格化运作逻辑,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效能。基于广州“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智慧网格治理建设实践可看出,打造智慧网格需进一步从理念更新、信息整合、流程优化、平台开放、队伍建设等方面持续创新,探索完善路径,以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智慧化转型,为公共安全与社会稳定夯实根基。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数字赋能及实现路径

数字化时代乡村治理要素呈现新的变化和特征。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构建数字中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必然要求。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理念持续深化，乡村治理主体、客体、过程等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乡村治理现代化迎来光明前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和理念，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亦存在一定的困境：传统既定思维与现代治理理念存在张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薄弱、城乡二元差距加大数字鸿沟、数字利维坦潜含技术异化风险等。为此，必须从培育数字型现代治理人才、完善乡村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多方协作共治模式、推动数字建设回归服务本位等方面，清除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掣肘因素，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     

数据赋能与多元共治：基于大数据应用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大数据应用则是加强和创新乡村多元共治的必然要求。综合数字治理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构建“数据赋能-多元共治”的分析框架,提出大数据应用能够驱动乡村多元共治从各自为战转向流程再造、从分散治理转向协同治理、从基于经验转向基于数据,具有高效化、协同化以及精准化的鲜明导向。目前,从大数据应用驱动乡村多元共治过程的“前-中-后”来看,其保障支撑需要强化、统筹协调需要深化、监管规制需要细化。有必要进一步夯实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基础保障的“支点”,打通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集成平台的“堵点”,聚焦乡村多元共治大数据安全监管的“难点”,从而通过多方发力、多措并举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向纵深发展。     

城市社区危机治理的社会资本路径探析

近年来,社会资本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和理论途径在危机治理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社区作为城市危机的基层治理单元,也深受其影响.通过运用社区治理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理论研究我国的城市社区危机治理,总结当前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社区危机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可以从完善社区规范、增进社区信任、健全社区网络和塑造社区危机治理文化四个方面提出改进对策.     

资源赋能视域下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研究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技术嵌入乡村场域并赋能乡村振兴的必然产物,各类村级组织理应成为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中坚力量。但现实中,由权威弱化、功能异化、地位虚化带来的村级组织能力缺失严重掣肘了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资源对村级组织数字治理实践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其中国家资源以支持性赋能方式形塑村级组织政治统合能力,市场资源以发展性赋能方式强化村级组织持续创新能力,乡村资源以自主性赋能方式聚合村级组织社会动员能力。因此,要吸纳政策、精英、制度等国家资源来增进村级组织数字治理能力,引入资本、技术、人才等市场资源来对村级组织进行有效数字化赋能,整合利益、文化、价值等乡村资源来激发村级组织内源性数字能力,共同生成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动力。     

跨境数据治理体系的多维变革及因应之策

伴随数字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间的数字治理鸿沟日益加深,以数字平台为主的私营主体逐渐成为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性数据合作受阻的背景之下,部分国家逐渐转向区域治理、双边治理甚至单边治理。这对跨境数据治理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表现在从个人隐私到国家安全的理念更新,从一元管理到多元治理的主体赋能,从自由流动到数据主权的原则设定,从域内管辖到长臂管辖的模式转变,以及由单一转向多样碎片的规则构建。未来我国应立足于数据主权原则,平衡数据保护和数据流动的立场,兼顾国家安全与隐私保护理念,探索政府与私营部门共治格局,打造我国数据法域外效力之“矛”,构筑阻断外国数据法在我国适用之“盾”,推动构建多边和诸边的跨境数据治理规则,构建“攻防兼备”的跨境数据治理体系。     

城市社区治理的南山实践(专题讨论)

编者按:当前治国理政的政策方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构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如何推进基层政府治理现代化,理论上的讨论已足够多,但对基层治理实践的经验研究却比较少。为此,2014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项目组对深圳南山区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进行了调研,本期刊发的三篇文章是这     

数字经济视域中的数字教育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世界主要国家已实施了数字经济和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数字经济重塑产业格局,数字产业正在成为第四产业,改变了传统三大产业的格局。数字教育经济形态包括数字教育产业、教育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教育治理和教育数据价值化。教育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教育产业化催生数字教育产业生态链,并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力量。数字教育产业生态链需要数字教育产业系统各要素高效配合,并发挥协同效应。尽管数字教育产业政策日趋完善,市场规模日益扩大,但是仍存在治理难度大、未能较好满足市场需求、市场不规范、产品同质化严重、泄露个人隐私与危害数据安全、研究较为薄弱等六大现实困境。必须优先发展数字教育产业,加强监管与治理,实现数字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数字教育行业自律,加强数字教育产品的教育属性和公益属性,提升数字教育产品竞争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独角兽企业,超前谋划数字教育产业发展。     

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完善是“十四五”期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之一。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治理的微观主体，明确其治理职责，承担治理责任，强化治理作用是数字经济协同共治的基础。在界定企业数字经济治理内涵的基础上，本文从数字化使用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引领能力四个维度构建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指标体系，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各省的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呈现“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发展格局和“高、中、低”梯度分布的发展特征。第二，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治理技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均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其中，数字经济治理技术对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是治理环境、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第三，从地区层面看，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四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及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治理技术和治理环境；中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受治理人才和治理制度的影响更大；西部地区企业数字经济治理能力的提升则明显来自治理人才的驱动。     

社区治理的社会化运行机制研究

本文立足于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四大主体,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变化以及利益需求日益分化和多元化等视角,分析了重塑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必然性,提出完善社区治理社会化运行机制的四大举措,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的公民意识、积极培育浓厚的社区文化意识、培育扶植社区组织以及大力培育社区专职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等。     

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广州基层的实践探索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基和命脉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扎实推动基层民主建设：在党建引领上,实施党建网格与社会治理网格融合发展,推动党员下沉一线服务;在依法落实基层民主选举上,贯彻基层人大代表“两升一降一保证”,扩大代表覆盖范围;在民主协商上,全国首创“有事好商量”民主协商平台,推动政治协商与民生协商向基层前移;在村（居）治理上,完善民主治理机制,提升群众共建共治效能。广州基层民主建设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以完善制度闭环建设为目标,精准聚焦和解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超大型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范本。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基层治理:转型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基层治理是指一个政治制度框架或政治结构之中最基层的权力运作过程。基于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政策过程,或者一种民主发展形式,或者一系列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式与手段。但无论基于哪种视角,基层治理的核心是基层民主,其方式是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各种社会活动,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家公共利益。因此,基层治理的目标、制度建构及其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转型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这主要是由四个现实条件决定的。其一,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决定了其经济基础是农业,政治基础在基层;其二,从当代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过程中,基层治理因其实验性特征能够有效地降低改革风险,为社会转型发展积累经验;其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为集中地反映在基层乡村和城市基层;其四,由于基层社会的重要性,党和政府主动地将基层治理作为改革的路径,并提供相应的制度财政保障。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深刻转型,必然需要一种新的适应变革的治理模式,这就使得当前的基层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和转型压力。实践表明,只有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才能使基层治理符合现代政治的标准,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国家应积极推进政策过程中的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权力环节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充分发挥基层民众、党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各方面的主体作用;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权威地位,使全部治理行为依法依规进行;有效推动增量改革制度化,用法律和制度将改革创新的成果固定下来,用以规范治理行为与实践。只有这样,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     

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建构的现实困境与策略选择

基层治理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责任共同体,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的建构对于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建构基层治理责任网络需要在总体框架设计、横纵向责任配置、联动规则设定与运行效能生产方面遵循一定的内在逻辑。当前,基层治理遇到了主体超负运转、政权供给式悬浮、既有科层制裹挟以及脱域性治理等难题,陷入了权责关系失衡、责能嵌入缺位、责任驱动异化以及责任空间错配的现实困境之中。为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责任网络,应在职责序构的基础上确定共同体责任边界,运用分类匹配框架编制责任清单,在差异化情境中调适治理责任节点,并借助责联网平台保障责任认定与追究机制运转,以此促进基层治理责任共同体的生成。     

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及其应对

算法在社会领域不断地催生应用场景革新、推动生产生活变革,建构和映射着社会存在。但是,在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背后,算法陷阱、算法黑箱、算法权力等问题暴露出算法的不确定、伪中立和价值缺位,算法赋能的负外部性不容忽视。对算法赋能社会治理的负外部性的纾解是一个系统性的治理过程,需要我们主动适应算法环境的复杂性,重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整合多元主体,合力规制算法向善,采取有包容、可持续、有温度的智慧性治理,以真正实现算法社会的共建共治共享,丰富数字化新场景,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以数字化赋能推进广州会展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会展业的改造赋能程度持续加深。当前,广州会展数字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政府大力推动数字赋能会展业转型;线上展览数量走在全国前列;线上线下融合办展创新发展;智慧场馆和公共服务建设不断提速,但也存在着会展数字化转型不够充分、数字会展商业模式不够成熟、会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夯实、会展数据采集与共享机制不够通畅等突出问题。广州为推进会展数字化发展,应瞄准全产业链数字化、会展数据价值化、跨界融合多元化、展览场馆智慧化等四个方向,借助技术支撑、需求牵引、政府政策、市场竞争等四大驱动力量,加快推动广交会场馆建成“生态化智慧展馆”的全球标杆,推动琶洲地区建设“数字+总部+会展”创新高地,创新开设“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特色主题展,构建一个“即插即用”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强化会展数据要素的高质量供给和高效率利用。     

数字经济与公共服务质量——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强化数字化治理和驱动科技创新进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本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抑制邻近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公共服务质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该效应在东部城市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大中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小城市；相比其他等级城市，数字经济对一等级城市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应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的过程中要重视数字经济对数字化治理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合作与优化空间布局。     

大数据视域下推进智慧社区治理创新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细胞,社区治理的成效既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又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发展.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大数据信息技术为支撑,社区多元主体协作、互助的新型智慧社区治理模式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智慧社区治理强调智能和人文的结合,在为社区居民提供良好公共服务的基础上,有助于将我国的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当前智慧社区治理中多元治理主体存在现实作用弱化及缺位,智慧社区治理的体制机制不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还处于建构之际,面对社会组织参与不足、专业人才缺乏,市场化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智慧社区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机制,积极培育智慧社区治理文化共识,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以市场化机制完善智慧服务体系,同时坚持强化党建引领,推进大数据视域下的智慧社区治理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