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伦理道德思想析论

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刘师培积极致力于重构中国近代伦理道德。在转向无政府主义后，他明确提出了“扫荡现世之道德”、破“功利之谈”、根除家庭伦理、倡导绝对平等的伦理观，与前此理性地对待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倡导改良家族伦理、崇尚功利主义、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迥然不同，具有明显的超前意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文化难题

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难题主要是文化难题对世界发达国家而言，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同时是一种历史时代规定，它们的相对于近代的社会历史（或相对于古代的近代社会历史），也就是“现代化”的社会历史（或近代历史时段的“现代化”社会历史）。但对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并不同时是一种历史时代规定，而是一种追求着的、未来的价值目标规定。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意味着与自己落后的传统告别，更意味着向世界的先进发达方面靠拢接近。因此，如果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是本国的历史传统与本国…     

“德”的镜像：老子思想解读

在道家代表性人物老子思想中,“德”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从哲学层面解读老子之“德”,如同打开了一幅层次分明且内涵丰富的“镜像”。首先,本体论意义上的“玄德”是万物得道以生成的内在基础,于人即得于道的“性”;其次,方法论意义上的“修德”,圣人体道修“德”的目的是“修身”乃至“修天下”;最后,伦理学意义上的“上德”,“上德不德”,在社会中具体展开为仁、义、忠、信等德目,这些德目均具有复归“上德”的可能性与必然性。透过老子之“德”的镜像,既能深化对道家思想的认识,也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论“忠”的道德内涵

"忠"字出现较晚,但是其道德内涵却很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忠"与"中"古字相通,表示公中、公正、大公无私;二是"忠"为"尽己"、"尽心";三是"忠"为"诚"、"信"、"敬"等。"忠"在传统伦理思想中,无论与何种德目联系,它都是成立的。"忠"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令德"的意义和价值。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在商言商”与近代中国商人的政治参与

“在商言商”是传统社会商人当中流行的口头语，至今仍不时看到人们使用这一词语。而追寻其源头，至少必须上溯至20世纪初的清末。本文着重探讨“在商言商”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在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道—德”生态及其现实意义

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必须对“道”与“德”进行生态式诠释.“道”是“德”的前提,“德”是“道”的分享,个体必须既有“道”又有“德”才具有道德.道德感的式微与道德践履的日渐缺失已成为当下社会遭遇的普遍困境.这既是传统思想对现代个体道德感的消解,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名逐利对“道”的僭越,更是现时代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个体道德的重塑与道德社会的重构必须基于“道—德”的生态理论范式.一是要完善道德教育,积极培育现代人的道德感;二是要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德—得”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要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遵道贵德”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在“道—德”的生态互动中达到个体与社会至善.     

中国近代文化特征浅探

中国近代文化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时期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正面交锋的产物。中国近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体西用”，故可称为“体用文化”。从近代文化形成的背景来讲，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轰开古老的中华大门，清政府感到“面子丢尽”，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西方的文明，其最终目的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综观中国近代文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落后挨打的历史事实，也使我们深切地领悟出传统文化的弊端。不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传统文化（就整体功能而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     

选择与重构: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儒家、道家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逐步走上了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道路，一步步中国化、民族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再是纯粹的儒家文化，而是德佛道三家汇合而成的文化形态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应有思想文化本身的根据。笔者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内在机制是文化选择与重构。选择和重构是同一机制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蕴含，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两种文化的融合。作为外…     

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

抗战是中国文化重构的时刻，其时中国学者在文化重构之致思上借鉴德国思想文化者，以贺麟与战国策派为典型。坚守儒家立场的贺麟，试图以黑格尔哲学拓展儒家思想之本体论空间，进而铸造一个儒家体系的现代中国。战国策派则试图通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对中国文化“文”“武”分离的弊病观照，并以尼采的“超人”哲学、歌德的“浮士德”精神升华中国之游侠文化传统，最终建造一个文武兼备的现代中国。双方对于德国思想经验之师法，旨趣皆在于对本土文化传统作一现代国家维度的转换。但对儒家与游侠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之召唤，却让贺麟与战国策派由最初的共谋而分道扬镳。这一隐微的思想史图景，折射出了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与主体确立问题上的内在矛盾。     

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

近代商人与中国社会转型——序“东方商旅丛书”章开沅中国商人在中华大地上存在已久，但其传统的社会地位却相当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则被贬之为末业。但在农业宗法社会，四民各有其特定的分工与职能，商虽位居其末，却又未能缺少，并且随着商品经济的...     

近代中国信仰体系的重构与伟大建党精神

“天道”信仰作为中国古代传统精神信仰体系的基石，维系着传统社会基本的纲常伦理，构成封建君主专制和社会信仰体系的思想基础。近代外敌入侵，西学东渐，巨舰大炮加上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科学知识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国传统的信仰体系，造成“天道”信仰的崩塌。社会革命，催生思想革命。在“再造信仰”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唤醒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认知推动各种“主义”兴起。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共建党实践，在标识出近代信仰走向的同时，所孕育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近代以来重塑信仰的精神表征，构成百年信仰和道路的精神总结。     

“北四行”联营集团浅析

中国近代商业银行业是在资本主义近代银行模式下诞生成长的，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银行的一般规律。但中国近代商业银行又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熟的，所以又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北四行”①联营集团的发展轨迹，是中国近代商业银行沿革的代表，是整个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通过对“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研究，可以把握中国近代银行的本质特征，认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运行情况和特点。同时，研究“北四行”联营集团的特点，对建立社会主义金融市场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集中与垄断的倾向资本主义银行与资本家设厂经商一样，目的是为获取利润…     

"黄祸论"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历史真义

与“中国威胁论”相应的是在近代中国曾经流行一时的“黄祸论”,其对中国未来的忧虑很深。历史的发展恰恰否定了“黄祸论”的结论;中国社会被拉进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中所具有的世界主义精神来看,中国社会对此的最初反应是对“陈腐世界”的一种抗争;从传统的“天下观”和“朝贡”体制中挣脱出来,中国文化出现了新的觉醒和新的意识,这就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它是中国文化理解世界近代历史的开始,也是中国社会进入世界大家庭时的历史根据。     

试论传统“孝道”文化——传统孝道的历史嬗变以及孝与忠、刑的关系

传统孝道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最具特色。从历史上说,它与中国特殊的历史境遇相关;从内容上说,它能够成功地把政治、法律与之进行有机地整合。这集中体现在孝与忠、刑的关系。孝与忠是密切相关的,“忠孝一体”、“移孝作忠”。但孝与忠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孝与忠的分歧,集中地反映了私与公两种道德、父权与君权两种关系的矛盾。在实际操作中,孝已经上升到由法律来担保其落实。如此以来,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传统孝道的极端化、片面化与绝对化。这就需要我们对之以辩证地、具体地态度来对待,从而实现传统“孝道”的创造性现代转换。     

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情感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台湾近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840年至1894年为近代前期；从《马关条约》签订到1919年为近代后期。在近代后期的25年时间内，台湾已沦为日本国的殖民地。可是，创巨痛深的台湾人民“誓不臣倭”，思想感情同整个中华民族依然“耦断丝连”，其情感基调是一个“愤”字，分别表现为悲愤之情、激愤之情、义愤之情、忧愤之情和忠愤之情。这是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主体情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一、悲愤之情：斥责腐败清廷甲午战败，腐败的…     

从庞朴的“智慧说”看中国传统的价值重构

本文阐述了庞朴的“智慧说”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界中对传统所作的价值重构的新开拓:(1)这是不同于现代新儒家那种分离道德与知识、只集中于形上层次的重构.而是接通形上与形下理念、挖掘出中国智慧的辩证法系统、注重思想行为模式的探索;取材上也不限于儒家,而是包括道、释;方法上则摆脱以西学剪裁中国哲学的手法;(2)这种价值重构不同于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把握的历史解说(如余英时主张的“内在理路”;传统马克思主义之注重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当今西方的知识社会学等等),而是超拔于世俗,推崇德智一体的最高境界,具有个体化的形上特征,为中国传统的现代命运承担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