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西学传播的历史拐点与文化变迁

1840年鸦片战争后,国人被迫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西学从往日个别零碎和缓慢的传入方式转变为广泛、迅速的具有侵略性质的文化殖民主义的侵入。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次第经历了一个由表层器物文化、中层制度文化、深层精神意识文化的变迁过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成为西学传播过程中的始点与拐点。     

试析"新学"的近代意蕴

近代“新学”概念是与“西学”密切联系的,传教士首先用它指称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将它延伸到西学的各个领域。中国学者在与传教士和西方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认识西学并接受了“新学”概念。“新学”的近代意蕴是多重的,“近代新学”的确立即是以这些意蕴为依据。“新学即西学”确立了洋务派的新学形态,“即中即西”确立了维新派的新学形态。     

"西学中源"说的现代思考

“西学中源”说是近代以来国人认识西方的一种文化模式。从其正面影响来看，具有认同西学、激活中学，会通中西文化的时代意义。从其负面作用来看，反映了“一源幅射”的文化传播观，是一种非科学的方法论。     

论梅文鼎与“西学中源”和“礼失求野”

“西学中源”与“礼失求野”是明清之际兴起于中国学者之中的两种对待西学的态度,前者指出西学来源于中学,而后者不涉及两种文化的源流,只表明向西学学习的积极态度.梅文鼎是清初历算大家,对中学和西学都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在论及“礼失求野”的思想,只是在晚年受到康熙皇帝召见后,错将政治权威当做学术权威,才开始大力宣扬“西学中源”的思想.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近代史上,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影响其全程,并可作为其指导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呢?近四十年来,许多论者都认为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口号所表述的思想。他们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投其所好”的解释,说什么“中学为体”是“作为洋务运动的目的”,即“死保封建体制”,而“西学为用”只是“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的含义”,其全义并不就是向西方学习先进生产技术。而且,“洋务派妄图在死保封建体制的前提下来移植西方的科学技术,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这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变成了一个“反动的口号”。因此,洋务运动也随之变成了反动的运动。     

新诂与重建:康有为"新经学"的特征与意义

康有为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经学诠解中,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康有为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康有为并不是要“西化儒学”,而是要“儒化西学”。这种西学的“儒化”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而且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      

论民国初年严复思想的转变

在中华民国缔造前后,严复的转变可以说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一个号称“近世西学第一人”的启蒙思想家成了“孔教会”的领衔人,一位“１９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成了共和国体的的驿得。亚复生命最后１０年的思想转变到意味着什么？民初伊始,严复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错误估计使他的心态充满了矛盾,同时,也导致他对中西文化的思想探讨发生了转向,即以批判西学的消极面向主导代替了大力倡导西学以启迪国民的思想。其总体特点是反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中国哲学之与"两个世界"

近年有一种倾向,认为中国并无哲学,中国哲学是“五四”以后在西学研究与裁剪中国思想中建立起来的。这种否定中国哲学的倾向有普遍性。郝大维、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之一。其书把中西“哲学”彻底对立起来,中心是论证中国思想是“内在宇宙论”、“反向性思维”、无超越观念、无形上思想、无“两个世界”思想。本文不同意这种观点。通过对孔子“天论”、老子“道”的思想及宋明理学的具体分析,指出“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象帝之先,自古以固存,独立不改,周行不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及“太极”与阴阳不离不杂等命题,亦是“两个世界”的思想,只是讲法与西方不同。     

熊十力先生易学思想管窥——读《乾坤衍》

熊十力先生早年研究西学,后来醉心佛法,“四十岁后,舍佛而学《易》,平生思想变迁,以此番为最大。”易学思想可说是熊先生思想的主干。他指示学人为学的途径是学习西学,涉猎佛学,归本《易》学。熊先生倾其晚年心血撰写哲学著作《乾坤衍》,自称“余之思想,变迁颇繁。惟于儒、佛二家学术,各详其体系,用力尤深。本书(指《乾坤衍》)写于危病之中,而心地坦然、神思弗乱。此为余之衰年定论。”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从"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不仅需要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博大胸襟、中国政治领袖非常的政治智慧和诚意,更需要日本政府的诚意、日本政府和人民的"热量"。     

“门”字作为“丑闻”意指的语义探微

近年来,以“XX门”形式构词的一些词语异军突起,并且频频见诸报端。与以往以“门”字构词的词语有所不同的是,这些词语的语素构成存在强烈的语境差。其实,正是语境赋予“门”字以临时意义。这种临时意义随着语境差的消失最终升级为固定意义。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