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比较研究及中国选择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是国家整个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是衡量一国司法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杆。由于法律传统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使得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方式有所不同。通过对各国未成年人司法处遇的比较研究,将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构与完备大有裨益。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施行,这既是我国未成年人事业划时代的一笔,也是对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在新的未成年人司法语境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仍面临非犯罪化转处标准不明确、刑罚执行变更难和分级干预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先进经验,在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罪错未成年人转处标准,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充实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使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更加体系化。      

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的范围及认定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了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该条款的适用涉及到刑法学、精神医学、司法鉴定学等不同学科,适用时较为复杂。笔者认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认定应该采用医学和心理学双重标准;其范围应该包括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和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者;其刑事责任有无的认定应该综合精神病人的行为心理特征,理论上则应以"动机论"为根据。     

论疑似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的原则

近些年来,精神病人犯罪问题逐步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疑似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成为困扰各级司法机关的难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为化解疑似精神病人犯罪案件处理实践中的诸多困境,疑似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应当遵循如下原则:程序启动方面的理性适度原则;评定权配置方面的法官主导原则;程序运行方面的当事人参与原则;决策方面的“宽入严出”和“存疑从有”原则.     

论我国罪犯的宗教信仰处遇

罪犯拥有宗教信仰自由[1]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其宗教信仰处遇在实践当中却有很大不同。构建罪犯宗教信仰处遇制度对于罪犯改造意义重大。本文对我国监狱罪犯宗教处遇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立足于本国国情,在参考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准则》规定的标准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作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罪犯宗教信仰处遇制度的构建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亲情犯罪适用恢复性司法之提倡——以虐待罪之罪犯处遇为例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主要表现为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这种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从轻罪到重罪乃至罪当立即处死的案件都存在着。研究以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境遇为基点展开,考察恢复性司法在中国适用的现实状况,检讨其在以刑事和解为核心的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恢复性司法的根本理念以及在中国刑事司法中应该推进的场域;提出亲情犯罪的概念与类别,主张恢复性司法应适用于亲情犯罪的罪犯处遇,并以亲情犯罪中的虐待罪作为这一适用的建构进路。     

非刑罚少年处遇比较论

少年处遇是对少年偏差行为与罪错行为的处理与待遇。刑法理论从附属体发展到国家亲权理论,由单一少年刑罚处遇、日趋淡化惩罚性质发展到防卫社会保安处分处遇,乃至到着重考虑犯罪行为个体的特性发展到保护处分处遇,少年处遇也随之分类为刑罚、非刑罚或刑罚、保安处分、保护处分。我国也存在非刑罚少年处遇措施,构成7个各不相同种类的体系,分别体现在不同的法律规定中。中外少年非刑罚少年处遇措施的区别体现在其特点、立法形式、层次、种类等方面。借鉴国外少年处遇理论与发展的实际情况,结合我国少年处遇现状,我国应该建立一体化少年处遇措施体系,规定适用的程序与各少年处遇适用层次,并确立少年刑罚的最后适用原则。     

以PTSD为例探讨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判断

中国对于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采用先医学后法学双层次的方法;医学鉴定是法官判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基础。以PTSD为例。现行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判断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法院和法官断案过于依赖鉴定,二是医学术语与法律术语衔接出现问题。为了达到“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目的,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应该在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统一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也需要有关立法机构对相关条文、术语等进行修改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     

浅论犯罪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

犯罪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是犯罪能力不能等同于刑事责任能力,二者有着质的差异。犯罪能力是判定行为人是否是犯罪主体的必要标准之一,而刑事责任能力是判定犯罪主体是否是刑事责任主体的必要标准之一。     

论老年犯罪人处遇——基于刑事政策的维度

老年犯罪人处遇应适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学角度探讨老年犯罪人处遇,不仅是刑事实体问题,也是刑事程序问题。然而,国内已有研究偏向从刑事实体角度分析老年犯罪人问题,却疏于从刑事程序角度讨论,因而难以有效回应实践。从刑事程序视野探索老年犯罪人处遇问题,借鉴域外老年犯罪人处遇研究经验,有助于完善我国老年犯罪人处遇制度。     

论刑事申诉中司法公信力的树立

刑事申诉是刑事诉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在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提出刑事申诉后,司法机关应当积极予以受理,但是我国现阶段对刑事申诉程序的重视还不够,刑事申诉案件提起主体混乱、刑事申诉案件管辖规定不明等。同时社会各主体的法律意识与法律信仰不够、司法不公开、舆论绑架司法、司法行政化色彩严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释法析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突出,极大降低了司法在社会中的公信力。因此,我国刑事申诉程序应当选择刑事申诉公开审查的模式,增强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保障司法公开与公正,正确引导媒体舆论,积极推进司法机关的去行政化,提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对裁判释法说理的能力,积极树立刑事申诉中的司法公信力。     

论刑事司法错误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刑事司法错误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还较为模糊，其实，它是一个解释力和涵括力均很强的综合性范畴。司法错误与其他相关概念（包括冤假错案、误判、司法不公、程序失灵等）相比，不仅表述方式较为规范，语义内涵也较为适中。同时，司法错误还包容着程序性司法错误／实体性司法错误、错判无辜的司法错误／错放罪犯的司法错误、事实性司法错误／法律性司法错误、有过错的司法错误／无过错的司法错误等多元范畴。     

建立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

超期羁押是审前羁押制度不完善的集中体现,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侦查权行使缺乏司法控权。借鉴西方国家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优秀经验,建立我国对审前羁押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对强制措施的审查和对羁押期限的审查。     

司法权监督问题研究——以刑事司法活动为视角

司法权是国家权力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监督非常必要。从司法权监督方式来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由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新闻传播媒体的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等构成的司法权监督体系,但每一种监督方式在当下又面临着各自的缺陷与弊端。司法权监督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司法权监督应当走向规范、有序、实效和理性。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刑事司法改革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干扰了刑事司法改革的进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针对司法鉴定管理制度的问题,提出了较为现实的改革方案,即通过理顺司法鉴定工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鉴定体制。这个决定对规范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俄罗斯刑事执行法典的发展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法典源于沙俄监狱规范与苏维埃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借鉴二者基本框架与内容构设了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立法体系,对刑事执行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刑事执行政策的立法导向,对刑罚执行人道化、刑罚执行差别对待与个别处理等价值目标贯彻得比较彻底,既有利于被处刑人员的矫正,也有利于其释放后回归社会。该法典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法典化及刑事执行政策的推行与贯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刑法司法解释:现状、成因及其走向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存在解释权力的异化、解释主体的泛化、解释内容的分散化、解释效力的矛盾化等问题。目前,"两高"发布具有普遍效力的刑法司法解释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但从应然性的角度看,刑法司法解释最终将还原成为一种司法技术。     

中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研究综述

中国的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因其具有“一国两制多法系”的特点,而成为一个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跨学科问题,理论界对此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本文侧重于评述理论研究的现状,分别从成果形式、研究方法、研究重点与理论发展历程等四方面进行系统梳理与理论评析。通过上述努力,本文进而阐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诸多困惑及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目标。     

论犯罪法人参与诉讼的方式

确认犯罪法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是程序公正性、保障程序科学性、刑事立法协调性的需要 ,分析国外较有特点的立法例 ,提出我国应当实行诉讼主体与犯罪主体一体化 ,即确立由犯罪时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参与诉讼的制度 ,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角度论证其合理性。同时还对法人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其他分支机构犯罪 ,设立中的法人犯罪 ,法人犯罪后法人终止等实践中一些特殊情况下 ,犯罪法人的参与诉讼方式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