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戏曲美学论纲

明清戏曲美学理论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戏剧理论史上具有先进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明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教化说”的完善与背离之争,丰富和提高了戏曲创作论;二是以汤显祖、沈王景和王骥德《曲律》为代表的对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精细研究。清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等为代表的戏曲美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以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为代表的对戏曲美学的核心问题———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入探讨。明清戏曲美学理论可分为三部分：戏曲创作论、戏曲表演论、批评鉴赏论     

王骥德《曲律》:主客兼顾的“体系”初构

王骥德《曲律》是明代吴江派戏曲发展第二阶段的理论代表，论述剧作家主体、客观现实生活、剧作文本、表演家体现、观众欣赏接受等主客观因素兼顾的新体系的初步建构，风神标韵的戏曲艺术美范畴，风格论的阐释，戏曲艺术特性的强调，中和戏曲美学思想的操守。     

我国最早全面论述戏曲修辞的著作——明王骥德的《曲律》

我国的戏曲修辞理论,与诗论修辞、文论修辞、小说修辞一起,共同组成古代修辞理论的整体。这是我国修辞理论的四根重要支柱,理应都受到修辞学界的重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着眼于诗、文修辞,比较忽视戏曲和小说修辞。本文拟对明代王骥德著《曲律》在修辞学上的贡献作一定的探索,志在抛砖引玉,引起语文学界同行更多的关注。我国戏曲修辞理论萌芽于宋代,到了元代虽有一定的发展,但真正粗具规模的还是明代。明代涌现了一批戏曲理论家,在他们的影响下,万历年间王骥德的《曲律》一书问世     

“欲望”下的越界：《男王后》中情欲世界营构

王骥德<曲律>是明代最重要的曲学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戏曲创作规律的比较系统的总结,对后世的戏曲创作和戏剧学研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王骥德的戏剧创作,学界普遍认为成就不高,如徐朔方先生认为"王骥德的成就,戏曲不及他的清曲,创作不及他的<曲律>,"而遭到忽视.王骥德的<男王后>是戏曲中的奇葩,它为我们营构了一个由于性别越界而构成的异样的情欲世界,并且该剧可谓中国戏曲中最早涉及同性,异性,双性等多重性恋的杂剧.     

中国古代戏曲风格论的形成

本文阐述了中国古代戏曲风格论的形成历史。元代,戏曲风格论应运而生.燕南芝庵的《唱论》对戏曲演唱风格作了最初探讨,钟嗣成的《录鬼簿》对剧作家风格进行了最早的美学思考。明清两代,戏曲风格论大大发展。朱权《太和正音谱》首倡戏剧风格论,论风格重视作品思想内容和曲雅的艺术特色,归纳了多种戏剧风格类型。何良俊《曲论》注重于戏剧作家个人风格的研究。他们为戏曲风格论的形成做了拓荒、奠基的工作。直至王骥德的《曲律》才使中国戏曲风格学初具规模。     

“整整在目,而后可施结撰”——试论《闲情偶寄》对《曲律》戏曲结构论的继承和发展

明代文坛自李挚以后,一改以往文人墨客贱视小说、戏曲的局面,戏曲创作已走出俗文学的圈子,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创作、表演的日臻成熟,以及人们欣赏水准的提高。明中叶以后杂剧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需要。继之而起的明传奇却得到迅猛的发展,传奇创作洋洋大观,各种流派争香斗艳。戏曲理论家也各树一帜,著名的“吴江”、“临川”论争。已涉及戏曲理论的许多根本问题,同时各自的合理因素与谬误的成分也暴露无遗。因此,在这种局面下总结产生的戏曲论著。具有取各家之长,弃各家之短的优点,王骥德的《曲律》堪称理论的集大成者。有人认为它是对戏曲理论世界所作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补阙”。到了清朝初期,传奇创作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戏曲理论相应得到发展。李渔在创作实践及舞台演出方面提出许多可贵意见,尤其在结构论方面的建树更为卓著,《闲情偶寄》开了戏曲结构论的新篇章,有着总结前者,启迪来者之功绩!     

论《闲情偶寄》之戏曲文体思想及意义

李渔的《闲情偶寄》肯定戏曲文体特有的叙事性、舞台性,是戏曲编剧技巧、舞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进,也是在前人理论成果基础上的新创。他将戏曲与“史传诗文”并列,抬高它的文体地位;更从形式、创作、功用等方面说明戏曲是“绝大文章”。他从创作的角度,强调戏曲文体服务于舞台演出的目的,强调“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又从戏曲叙事性的角度,要求“结构第一,一人一事”。李渔发展了王骥德“大头脑”、金圣叹“一人”“一事”等意见,强调戏曲创作要有吸引观众的新奇故事,能够收到深入大众、劝善戒恶的传播效果,并将“一事”引申为戏剧的核心事件及引发后续情节和戏剧冲突的重要关键,深入到了叙事和戏剧的本质。史传叙事思想为金圣叹评点《西厢记》重视,也是李渔戏曲批评的理论来源。李渔称戏曲与史传“同源而异派”,客观上将戏曲纳入叙事文学的轨道。又将叙事批评的“人情”“物理”概念引申到史传及其他传统文学,肯定了戏曲这种俗文学体裁的叙事特征。这显示出李渔以戏剧为本体、以登场为目的、以演出效果为标准的戏剧观构造下的戏曲理论超出一般文人戏曲思想和评论的特出之处。     

沈璟曲律理论的成因与评价

明代戏曲家，戏曲理论家沈璟的一个重要的戏曲理论是对戏曲创作中曲律的强调，为此他编著了众多的曲谱韵的书来规范、指导当时的戏曲创作．本文从明中叶剧坛创作与发展的实际、戏曲理论家在沈璟曲律理论形成中的作用及沈璟致力曲律理论、编著曲谱的动因等三个方面对他的曲律理论的成因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明代曲坛对沈璟曲律理论的不同评价，阐述了沈璟曲律理论对当时戏剧创作的指导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欠缺与不足．     

《歌代啸》初探

徐渭是我国明代的一个天才人物。关于他的奇行逸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其诗文书画,均堪称卓绝。而尤可注目者,是他在我国戏曲史上的突出地位。他的《南词叙录》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一篇系统地研究南戏的专著。他的杂剧作品《四声猿》被王骥德称为“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高华爽俊,秾丽奇伟,无所不有,称词人极则,追躅元人。”(《曲律》)汤显祖也极力称赞说:“《四声猿》及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清晖阁评本《牡丹亭序》)但是徐渭的另一杂剧《歌代啸》却历来     

论《琵琶记》

《琵琶记》没有列入《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大南戏之内,不少人为它叫屈。王骥德《曲律》(1610)已经说不清这个说法的由来,但是一个来源久远而被公认的说法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南词叙录》称《琵琶记》的前身《赵贞女蔡二郎》为“戏文之首”,但《琵琶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     

“性即理”与“心即理”本义辨析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本质分歧,历来被归结为＂性即理＂与＂心即理＂的分歧。但对＂性即理＂与＂心即理＂在程朱陆王的论述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历来又缺乏清晰地论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程朱陆王有关＂性即理＂与＂心即理＂论述的分疏,以说明：程颐讲＂性即理＂是为了以＂理＂善定＂性＂善,而朱熹讲＂性即理（性即天理）＂则是为了以＂天＂的客观性来定＂理＂的客观性,以便否定＂性＂的主观性,将＂性＂说成＂天理＂命于人心。至于陆象山讲＂心即理＂,本意并不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而是旨在论证＂良心＂即是＂正理＂,藉以反对当时士人借口《论》《孟》以博科举功名的不良风习。王阳明则不然,他再提＂心即理＂,的确是为了反对程朱的＂性即理＂,目的在于将＂理＂说成就是人的＂心之本体＂,为的是＂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把＂天理＂说成就是＂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否定＂天理＂独立于人＂心＂的客观绝对性。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诗化戏剧与小说化戏剧——曹禺与老舍戏剧比较研究之二

“以诗写剧”是最能体现曹禺话剧创作个性的特点之一,也是他区别同时代话剧作家的显著特色,就创作主体而言,曹禺多次宣称他以“诗”写“剧”。与曹禺诗化戏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老舍在他的话剧创作中也融合了别种文学体裁的特长,但不是诗而是小说。老舍创造性地把小说与戏剧这两种最为显要的现代文学文体结合起来,创立了极具个性特色的“小说化戏剧”,使成熟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话剧在特殊的政治时代,没有完全跌入低谷,在文艺家们普遍迷失自我的红色岁月依旧为中国甚至世界戏剧观众奉献出独具个性风采的“小说化戏剧”精品。     

再谈王维提出的“天机清妙”

王维提出了一个关于山水审美活动中＂天机清妙＂的命题。这是他＂自觉＂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山水审美及文艺理论中最具价值却长期被忽略了的宝贵遗产之一。＂天机＂本指自然天性,源出《庄子》。其意蕴发展,到王维时代已大有内涵。王维之前或同时代,人们以＂天机＂一词加＂骏利＂＂俊发＂＂畅＂＂精＂等词,言说审美和文学艺术思维活动中的精神状态、灵感才思之情形。王维则以＂清妙＂作为＂天机＂的最佳状态与品质。＂清妙＂是一个意蕴很丰厚且极具审美面向的词语。王维本人极具＂天机清妙＂的资质。     

田汉早期剧作的古典戏曲因素

田汉早期剧作深染西方近代新浪漫主义感伤唯美格调,但中国古典戏曲及其理论对田汉的影响更为内在。田汉与传统戏曲及艺人有深厚渊源,其早期剧作深得剧作中国传统戏曲之古典美,用意象营造意境、以淡化情节连缀剧作审美主体的心灵写意性,形成田汉早期剧作浓重的"诗情化"创作特征。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