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骚体赋的发展演变

汉代骚体赋继承了原始骚体的抒情功能,主要是苦闷、幽愤等压抑之情的抒发,但与汉代散体赋一样,汉代骚体赋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散文式思维方式的影响,一些骚体赋又表现出与散文中说理散文、描写散文或叙事散文相类似的某些功能。这种趋势促进了汉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表现功能的互渗与互补,使汉代骚体赋出现了多元化的表现方式,以致出现了骚散相兼体赋。     

楚辞文体在汉代的流变

在汉代文学创作中,散体大赋、骚体赋、拟骚诗是汉代作家在学习楚辞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散体大赋、骚体赋属赋体文学,而拟骚诗以及君臣所作的楚歌属诗歌体裁,它们在文体上不能混为一谈,也不宜将骚体赋、拟骚诗、楚歌笼统地称为骚体文学。否则,不利于我们对汉代文学作品进行专门的分类研究。拟骚诗是楚辞体诗歌在汉代的赓续,其文体、写法以及代屈原立言的思想内容,是楚辞在汉代诗歌创作中流变的重要表现,拟骚诗虽然曲折地表达了汉代文人借伤屈以自悼以及他们对屈原的认识评价,但由此也将汉代的楚辞体诗歌创作引向了衰落之路。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20世纪汉赋分类研究述评

2 0世纪是汉赋分类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 ,研究成果丰硕 ,新的观点纷呈 ,经过系统的总结与梳理 ,从题材内容上把汉赋分为苑猎京都大赋、抒情言志赋、咏物赋和俗赋 ,在体裁形式上苑猎京都大赋以散体大赋为主 ,抒情言志赋包括骚体赋和散体赋两种形式 ,咏物赋以小赋为主 ,俗赋则是以口语为主的通俗小赋。     

文、赋相参乃为新

“以文为赋”和“以赋为文”,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长期以来却没有得到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系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以敏税的学术眼光,关注到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及其产生的必然性,并对其在文学史的创新意义,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一）文、赋相参是宋型文化的产物。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宋以前,它经历了古赋（包括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咏物小赋以及杂赋）、徘赋（即…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两汉抒情赋论

两汉抒情赋与讽颂赋并羁而行,也是汉赋的大宗、它受骚赋的影响,或以骚体抒发自我之情,或以骚体代屈原抒情。或弃骚体而用新的抒情体制。三种不同的形式在抒情上有真情和矫情之别,都以生不逢时为情感主旋律,怀有深切的人生感伤。它们注意表现赋中的抒情主人公,与自我的情绪相吻合。同时,以寄情于物,寄情于人及自然,使抒情赋也具有婉转的风格。东汉中叶,抒情赋风发生转谈,张衡以《归田赋》寓情于景和赵壹以《剌世疾邪赋》寓情于理,分别构成自然清新与自然沉郁两种趋向。使抒情赋走向新的时代。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柳宗元骚体文命题特点研究

传统的骚体赋风格上多模仿《离骚》中的句法,内容上则常以屈原的语气为说话人来表达作者的内心感情,这些作品中一致的特色除了风格都来自《楚辞》之外,其题目也必然带有"赋"字,中规中矩。而骚体文可说是在正宗骚体赋的基础上翻新出奇,再创高峰。其关键不在风格的改变,而在其题目的创新。骚体文的题目不含"赋"字,柳宗元的十篇作品就是一种典型。其题目或直接模仿其源流——《楚辞》篇章;或从《离骚》的抽象概念中抽出元素,加以拟人化和道德化;或化用前人骚体赋之题材,加以变化;也有直接截取当时发生的时事为题或以民间习俗为题,变化万端,不可捉摸,展现出他在骚体文这一辞赋的次文类中的非凡成就。     

汉代骚体赋之“游”的新变及其背景原因探析

汉代骚体赋之"游",在《楚辞》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变。汉代骚体赋最早将神界与仙域融合在一起,拓展了游仙文学的艺术想象空间,这与汉人神仙信仰的特点密切相关。从屈原的忧宗国到汉人的悲不遇,抒情主体思想境界的这一变化,是汉代士人盛世不遇处境中悲哀与无奈心理的反映。汉代骚体赋游仙与玄思相结合,表现出独特的理性之美,起因于作家现实困境中的人生感悟,是汉代文人儒道调和、交融的产物。汉代骚体赋把退隐作为最后归宿,并以此来否定游仙,是作家人生观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致。这些新变的发生,使得汉代骚体赋成为游仙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学案

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赋》命名应该统一,作者当为唐勒无疑。《唐勒赋》的出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及学术史意义,尤其是有利于澄清宋玉赋这一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唐勒是赋体文学尤其是散体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理应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楚辞传播和汉赋塑造：论刘安及其《淮南子》的辞赋史地位

在汉初楚辞的传播与散体大赋的塑造上,淮南王刘安及其《淮南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楚辞早已流行,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身边汇聚了一批楚辞作家,但刘安推动了楚辞由藩国向宫廷的传播,主要原因是刘安擅长辞赋创作,又值即位不久的汉武帝“爱好艺文”,两者一拍即合。刘安是叛王之子,为朝廷所警惕和防范,在献《淮南子》时所作的《离骚传》,对屈原进行了黄老化的评论,再联系《淮南子》反复提及智伯的命运,能够理解刘安的处境和心态。淮南王文学集团以辞赋著称,《淮南子》与散体大赋同时形成,且具有散体大赋的基本特征,它与《七发》《子虚赋》等共同塑造了汉大赋的文体样式。     

赋体溯源

《汉书．艺文怎》录载赋包括辞与赋,说明辞赋本属于一体。第一个以赋名篇的是荀卿,贾谊用荀卿“赋”之名,屈原辞之实,创汉初骚体赋,枚乘《七发》定汉赋体式。上溯屈、荀之辞赋,根于《易》,宗于《诗》。     

司马相如“骚体制歌”考

《文心雕龙》在论及汉代乐府创制与生产的情况时,指出"朱马以骚体制歌",其中"朱"指朱买臣,"马"指司马相如。汉代文人有很多摹拟"骚体"的文学创作,司马相如在文学创作中对"骚体"有着较为熟练的掌握,骚体赋在他的赋作中有着特殊的地位。《郊祀歌》十九章是汉乐府中的重要篇章,关于这些篇章作者的归属,目前尚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通过考辨,推测其中的《朝陇首》和《天马》(其一)两首大致可以认定为司马相如创制。     

解释学视野下的赋体原始

赋体原始的解读,众说纷纭,或源于《诗》,或源于《骚》,孰是孰非,未有定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要查考“赋”之本义,探究赋文的发展脉络。“赋”的造字应属形声兼会意,原指与戎事相关的军需财物。由于其敛取方式需要实物的铺展陈列,于是有了“赋者,铺也”的思维概念。随着时代发展,这一思维模式逐渐横移至法令、言辞、音乐等相关领域,产生了“敷布其义”“铺陈其言”“不歌而诵”等不同的“赋”义解读,也生成了铺陈直言的修辞手法。战国后期,以荀况《赋篇》为契机,修辞之“赋”演变升格为文体之“赋”。其后,在众多文化元素的影响催化下,以“铺陈”为本色的赋文不断发展演进,陆续生发出骚体赋、散体赋、骈赋等不同的赋体文类,完备了赋的文体概念。     

论先秦赋与散文的成就

先秦赋体文学中,骚体赋与汉代之作形同神异;诗体赋与汉赋大体相近,名称则异;散体赋是先秦及汉以后的主体。先秦时期的辞令或书信、上书作为独立的散文本已存在,并非汉代以后才从诸子和历史散文中独立出来。先秦散文注重抒情说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其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散文乃至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     

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汉初的骚体赋,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楚辞。但这仅是人们从辞与赋形式上的特点所作的宏观认识。其实,由辞到赋确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宋玉《九辩》的赋化倾向则是具体体现了这种文体过渡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