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重铸”:雷达文学批评的灵魂

正雷达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当代文学评论家,正如作家朱向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始终"旋转在当代文学的天空中",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检测者。他在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能发出情理俱佳、科学公正的批评声音。比如,1987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雷达先生的一篇"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论文",名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编者言:"雷达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才是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可作一家之言。"这篇文章中,雷达先生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传媒研究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环节,通过对文学媒介的深入研究,考察长期被忽略的文学传播和读者问题对文学发展的深层影响,可以使文学史研究变得更加健全和完善。当代文学传媒研究充满活力,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在研究方法上,应该注意五个方面,即以跨学科透视与互动认知方法扩展研究视野;以史料发掘为起点,以传媒研究印证和补充文学史,以传媒研究拓展和深化文学史;应该从个案入手,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以内外结合的视角,研究文学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也就是文学生态;以定性研究为主导,以定量方法为辅助。     

学科正名论:“华语语系文学”与“汉语新文学”

最近几年有学者隆重其事地提出新的名词,一是“华语语系文学”,另一是“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的“语系”一词不甚妥当,弊在不精确,容易引起误会.“华语语系文学”其实就是“华语文学”,就是“华文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的一个共同语病是:中国或中华民族由多个种族构成,有多种语言,而学术界使用中国新文学、中文文学、华文文学、华语文学等词的时候,绝大多数指的是用汉语书写的文学.“汉语新文学”的提法提出了可行的、统合的观点,超越了国家板块、政治制约的观点.若干学者在美国提倡的“华语语系文学”,其语系一词在学术上不专业,在意识上有分拆、对抗的主张.朱寿桐倡议的“汉语新文学”正好相反:名称正确且旨在包容.     

当代区域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重庆文学为例

文学中的区域因素是指文学中的区域文化特色,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作用的产物,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控制程度以及文化发展选择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文学和区域文学是其典型代表。当代区域文学研究应该从行政区划的现实出发,从中引出区域文学发展固有的规律。这既可以开拓文学研究的新视野,也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重庆文学因其行政区划的几经变迁,成为中国当代区域文学研究的典型个案。     

激活与文学文本对话提升高职生人文素养

高职生是一群人文失落较为严重的受教育群体,激活与文学文本对话是内化高职生人文素养的有效途径.对话理论是自我建构的哲学理论,走进文学殿堂则是与主人公、言语大师对话,在精神相遇中获得生命的提升;走进文学殿堂,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必须借助于写作来完成.高职生与文学文本对话的过程,是走进这一殿堂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人文素质的真正提升.     

从延河到施洗的河--50、90年代:想象知识分子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

<青春之歌>、<施洗的河>显示了20世纪50、90年代汉语言文学想象灵魂得救的不同方式.前者置于现代民族国家创建之初,面对建构历史理性神话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从国家意识形态和个人生活政治出发,将灵魂得救之途锁定在社会科学理性上.后者遭遇准后现代社会,形而上学的普适性、普世性被动摇,科学理性在解构化思潮中受到普遍质疑,俗世的神话破灭,人的无根性表现得触目惊心,于是,小说又将灵魂得救之途指向马太福音书.形而上学的上帝和圣经的上帝相继现身,反映了此间知识分子的精神变动和中国的文化政治困境.     

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关于中国大自然小说的思考

"大自然文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性文学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形态.在中国,则是以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自然小说为雏形.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八十年代以"自然、土地与人"为题材、主题的"寻根小说"只能被视为准大自然小说.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脱胎于儿童小说.从儿童小说到大自然小说的演变、转换,其内在机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向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大自然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创作新的领域,显示了新的小说美学原则.进一步培育、发展.可望在小说创作方面建立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之意识形态说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中之意识形态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意识形态与文学亦相应构成等同与消解、决定与从属、主导与结合的不同关系形态。文学意识形态说有特定的政治（阶级）内涵,长期被视为文学本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思想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被人为强行提升为本质,违背了马恩相关论述的原意,在思维方式和理论逻辑上都是错误的,也给文学理论上的诸多问题带来一系列重大偏误。     

何为“人民—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破困自救的理论再思考

回到"人民-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破困自救的基本方向。"人民-文学"汲取了"人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合理成分,确证了"人民"与"文学"的辩证关系,厘正了人民的真正需要与文学的现实发展之间的有机关联,是一个"以人民为导向"又不简单地"唯人民至上","以文学为旨归"但又不机械地"为文学而文学"的开放性范畴。在其指引下,中国当代文学有望"止溃向善"。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反思与学科意识的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学要想建立合理的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就必须时时反思自身对现实的遮蔽性,即思考的先验性与思维模式的二元对立性,前者包括意识形态的先验影响与理论先验对文学独特的遮蔽,后者衍生出一种文学观念惟我独尊的片面思维等.同时,在学科意识建构的操作层面上,还需处理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关系、先验性理论的适用范围以及其与文学不同属性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立场、经典化的具体标准等问题,由此学科研究才能落到实处.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关键在于探索其联系性与互通性

重构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是进入21世纪治史者的新探索和新实验,由于现代中国文学是个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它所涵括的文学对象千姿百态,欲将其纳入新结构书写成逻辑严谨的通史文本,关键在于探察不同文学形态或系统的联系性和互通性.现代中国的形态各异或系统多元的文学之间的联系性与互通性,应该从“人的文学”与“创作总根于爱”两大视角切入而进行深度探寻与察找.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     

政治话语:基督教文化在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本质态

基督教文化因素,并未在1949-1979年间中国大陆文学中销声匿迹,只是基督教文化在现代汉语文学建构中的话语方式,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变迁发生了深刻变化,从20世纪上半叶的伦理话语转向政治话语,再由政治话语演变为文学修辞.新中国文学30年中的基督教文化因素,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的个人心性中,还程度不一地发挥着信仰改塑、苦难担当、灵魂救赎和文化政治的功能,其存在方式也更为内在、更加隐蔽.它对新中国文学修辞和文学意义的丰富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想象中透露出独特的宗教意味.     

从宏观比较文学看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特性

研究与概括各民族文学及各国文学的特性,应该以民族(国家)文学为最基本单元、以世界文学为广阔平台,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比较文学的视域中,可以概括出中国传统文学的三个文化特性:其一,作家的官吏化造成了作家的非职业性、官场风气与官宦价值观对文学的渗透,致使作家思想不自由、写作时间与精力有限、作品数量偏少等缺陷;其二,"现世主义"态度使作家注重现世人生、缺乏宗教热情与来世关怀;其三,"非个性主义"倾向造成作家作品社会描写过剩,个性表现、自我解剖与忏悔精神贫弱,对内心世界与灵魂痛苦的深度探索不足.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若干现象的扫描与评析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出现了若干的文学现象:以"新生代"为代表的"欲望化叙事"、以"文学新人类"为代表的"身体化写作"、以"下半身诗派"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等,作者对其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并对其固有的文学效应进行了评析。     

简论新时期小说的中性化倾向

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百年文学发展史米考察当今小说的基本倾向,认为当代文学的前40年是文学革命时期,之后则逐渐走向文学改良,新时期小说发展到世纪之交已基本形成了中性化的创作倾向.论文分析了这利中性化文学的基本特征与深层原因.     

“民国机制”下的女性文学研究

正自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从性别的维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始,有关文学与性别关系的研究,构成了当代学界一个广受瞩目的问题。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盛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常彬的《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康正果的《女权主义与文学》、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文学主题研究》、戴锦华的《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王绯的《空前之迹》等等学     

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本文主要讨论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关系,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它确立了文学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制订了文艺方针,颁布了文学政策,建立了文学机构和组织。它还借助于会议报告和个人表态整合并统一了文学观念和思想,进而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有计划的管理时代。     

文学现代化质疑

文学不能也不应该“现代化” ,因为效率等现代化因素不适用于文学 ,高品质的文学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文学的原素———道德、精神、信仰、爱———都是永恒的与不可动摇的。现在所谓的“文学现代化”或“现代化文学”乃二十世纪解构风的产物 ,是以尼采为代表的解构大师思想学说东渐的产物。这一风潮无视如下规律 :文学创作的理念由古及今是一脉相承的 ,根本无法“现代化”。     

挪移·变异·寻觅——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探询

改革开放的国内环境和世界全球化格局,使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不断加强.一方面,我们不断吸纳世界各国文学营养,以激活中国文学自身的创造力;另一方面,我们的文学也逐步走出国门,得到外国文学界更多的认可.从时段特征来看,它呈现出由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粗放挪移,到九十年代的调整变异,再到二十一世纪沉淀寻觅的发展轨迹."世界性因素"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艺术表现空间,带来了文学观念的深层变革,为中国文学参与世界对话,提高艺术水平注入了"造血干细胞".如何使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转化为本民族内在的创新动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仍然是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