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转型期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逻辑与路径——以广州为例

当前中国基层治理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从基层治理的三元逻辑和路径框架来观察,遵循基层治理的法治逻辑和路径,并视治理实际采取其他逻辑与路径,有利于发挥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近年来,广州在基层治理法治化实践过程中,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面临着"内在冲突和供给不充分"等深层次问题。应当以党建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法治服务供给侧改革,重视基层法治"最后一公里"建设,从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为基层治理注入法治化动能。     

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维度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分别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法治化、治理成效上激发社会活力和促进公平正义这三个维度来分析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命题,力图对当前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有所观照,并勾勒出一幅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观图景。     

司法政策的治理化与地方实践的“运动化”——以2007—2012年的司法改革为例

当常规的司法资源不足以应对高发的社会矛盾、而维稳又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时,司法政策就会从法治化偏向治理化。而在治理化逻辑的主导下,地方司法实践就很容易出现"运动化"现象。这说明运动式思维以及支持运动发生的社会结构条件还依然存在。如果这种运动思维及支持运动发展的社会结构条件不能得到彻底改变,那么司法政策的治理化和地方实践的"运动化"就有可能还会出现。     

论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法治功能

村规民约凭借其内生性和灵活性,紧密契合了基层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化解矛盾纠纷、维持社会秩序和辅助国家法律实施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的法治化使之与国家法律形成良性互动,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有的法治功能。实践中,村规民约存在制定程序不规范、文本内容个性化、操作性不强、执行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其法治功能的发挥。增强村规民约制定程序的规范化水平,强化文本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及执行保障力度,确保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法治功能的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转型之难: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转型的阻力与障碍分析

中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转型当前遇到的阻力与障碍包括:由军事管制型向官僚治理型转变之难,运动式治理向法治化治理转型之难。目前防控体系的转型面临着双重任务,法制化、正规化建设是基本任务,同时还有由管制型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转型目标。转型过程中社会治安的困境与成效并存,以犯罪预防为重点,以满足公共安全需求为目的,提高法治化程度以逐渐转型。     

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基于湖南益阳15个乡镇的调查与思考

作为国家最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是农村法治发展的主导者,其主导法治之难不仅在于立法的缺陷与执法的尴尬,更在于要在一个有着浓厚伦理文化传统的特定地域植入现代法治化治理机制,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乡村治理传统。基层政府主导农村法治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基层法治生态不健康,政府行政的法治化程度偏低;基层政府行政的法律权威面临多重挑战;基层政府行政与村民自治的冲突长期存在;基层干部的行政理念尚未完成法治化转型。     

“双轨政治”重构与农村基层行政改革——激活基层行政研究的社会学传统

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农村基层行政带来了未曾预料的后果.通过激活农村基层行政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建构“双轨政治”的理想模型,总结当前农村基层行政的特征,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丰富经验,提出依法行政的体制改革仍需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治传统,充分利用有效的自治资源,支持不同类型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和团队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的文化透视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存在一个以俄语为联系纽带的独特"语言国家群体",即俄语国家,主要有"东斯拉夫三国"和"中亚五国"八个国家。无论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时期,还是当代民族国家独立发展阶段,语言法治化一直是俄语国家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各俄语国家语言法治化进程中存在诸多表象性的关联,在共性与差异之间、在历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相关性背后,存在深刻的文化隐喻。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深入地探寻多语种国家语言法治化背后的文化机理,既能促进中国与各国在多领域的深入合作,同时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文化和谐与文化自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公共参与:社区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制度化——基于深圳市南山区“一核多元”社区治理实践的分析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价值性、机制性和发展性三大困境,这与社区治理中所表现出的行政力量过度干预、自治组织功能虚化、社会力量有效介入不足等现象相对应。从实现基层治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和推进基层自治的目标来看,需要加强公共参与来构建多元主体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同时形成推进社会自治的动力机制。在推进公共参与的过程中,应当从保障公民权利和法治化、强化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健全、制度的稳定性与动态调整并重三个方面,对制度建设的保障性作用予以重视。最终,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真正实现建构现代社区多元主体共治的目标。     

论城市精神塑造与城市法治化的内在互动关系

城市精神塑造与城市法治化建设具有内在的互动关系。首先,城市精神的塑造与城市法治化建设相辅相成,同步发展。城市精神塑造是城市法治化建设的内在品格和素质要求;城市法治化是城市精神塑造的重要内容;城市精神塑造与城市法治化建设同步发展。其次,城市精神的塑造需要城市法治化的支持。城市法治化为城市精神的塑造提供动力支持;城市法治化为城市精神的塑造提供各种援助;城市法治化为城市精神的塑造提供保障;城市法治化的过程也是城市精神塑造的过程。最后,城市法治化建设同样需要城市精神的支持。城市精神的塑造可以通过对人的塑造实现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城市精神的塑造对城市法治化建设具有明显的评判功能;城市精神的塑造对城市法治化具有多方面的维护功能。研究城市精神塑造与城市法治化的内在互动关系,有利于两者协调发展,对于城市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持功能。     

论政治运行法治化

在现代化进程中 ,法治化是政治运行民主性、程序性、高效性和整合性的内在需求 ;法治政治是政治运行的逻辑起点。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 ,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它是一个具有一定程度的能动性 ,并以渐进为主的不断发展的政治法制建设过程 ,包括政治目的法治化、政治过程法治化和政治结果法治化等三个有机联系、密不可分的层次     

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公共服务——基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案例分析

政府作为单一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已不能适应社区的发展现实,需要向现代治理方式转变。根据治理的基本要素和特征,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框架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公共服务决策、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服务供给过程、公共服务的效果。但现有案例表明,社区公共服务决策、供给过程和公共服务效果评估,与公共服务的治理要素不完全符合,这成为阻碍社区公共服务治理的关键问题。同时,这也与政府的公共政策体制、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权力结构与职能分界、社区公共服务制度有着重要关联。因此,社区居民有效参与公共服务决策、多元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权责分工与协同合作法治化、公共服务效果监督评估的制度化等,是社区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法治化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框架选择

走向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除了启蒙和倡导法治观念外，更应注重法治制度层面的建设。制度文明制约着社会主体的精神文明，而制度体系的每一社会制度，无不是对社会关系根本层面或某一具体层面的规范化、法治化，所以，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以法治为其价值，从而表现为法治化制度建设。唯有法治化制度文明作为精神文明之框架选择，才能保障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与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习近平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论述的规则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述,为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基本的规则遵循。规则意识指向方面,应以规则意识取代丛林意识,尊重和维护合理规则的权威地位,按规则办事。规则判断指向方面,应认识到全球治理体系规则安排的滞后性,也要承认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存续的现实必要性。规则意涵指向方面,应强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规则平等化、规则民主化和规则法治化,完善规则统一性与规则多样性并存格局。规则作为指向方面,应扩大规则的国际参与度与认同度,充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规则指向视角审视和把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要论述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推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以及打造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论启示。     

信息、民主与法治: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

当下,行政权力已触及社会每个角落,众多的社会管理事务需要行政主体通过行政决策的方式予以决定,因此善治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与政府行政决策能力提升休戚相关。电子信息技术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发展与社会管理手段提升的重要助推器,行政决策的信息来源极大丰富,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提升政府的行政决策能力以及决策的质量。技术理性与制度构建的融合,需要将信息化、民主化与法治化作为行政决策能力提升的要素保障,以制度来保障技术应用以推动行政决策的创新。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之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破解公益治理难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制度设计。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既有利于实现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高质量发展,也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改革公共政策、完善法律制度、实现社会治理法治化证成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政治基础。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的哲学意蕴。社会公共利益纠纷的频繁发生冲击了传统民事诉讼理论,“法化”不足无法满足现代型纠纷解决的需要,代表公共利益通过诉讼方式履行法律监督本职,破解现代型纠纷“法化”不足的难题为新时代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注入了诉讼法理根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构

政治文明是政治观念与政治的合理性及合法性的表现,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表现形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民主政治必须是一种法治化的有限民主,党的领导就是在法治化体系内依法执政,而依法治国就是依宪执政,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领导的制度化、法治化,从而在合法性视野里建构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构架.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控制力制约机制问题探究

在中国农村,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基层政权在治理模式上仍然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力削弱。而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乡土情结融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法治化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