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通过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原因在于,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当然之义和有力保障。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人治传统与人情社会的束缚,既得利益和利益固化的制约,考核评价机制的影响。要从三个方面来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党员干部要勇于从过往人治思想的惯性与人情社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突破既得利益的藩篱,打破利益固化的局面,解决好制约党依法执政能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完善党员干部的考核评价机制,为提升党依法执政能力提供外在驱动力。     

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人口规模对一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多方面影响,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结构、经济规模、现代化进程和国家治理四个维度上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首先,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人力资本规模优势,但也面临人口结构转换问题;其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规模经济优势,但也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再次,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发展纵深优势,但也面临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最后,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治理能力优势,但也面临更为复杂的治理场景。进一步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式现代化,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要以优化人口发展应对人口结构转换问题,要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破解资源环境约束,要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改善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平衡,要以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要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以适应复杂治理场景。     

农民行为主体视角下中国革命特殊性的理论解读

农民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最具有革命性的行为主体,是决定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力量。近代中国革命有其自身特殊性,从革命的力量来说,中国革命是一场依靠农民的革命;从革命的组织来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革命型政党的领导;从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革命具有强大的动员型特征;从革命的历史逻辑来说,中国革命本身蕴含了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新时期国家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治前提。     

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探析

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锤炼出勇于自我革命的最鲜明政治品格。自我革命能力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与成功秘诀,也是世界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显著标志。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党自我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以自我革命不断推进社会革命的奋斗史。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的伟大号召,深刻理解自我革命的内生特质,准确把握党自我革命的历史进程,深切领悟自我革命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逻辑理路、历史演进与实践路向

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党建话语的崭新表达,具有深刻的逻辑必然性。它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的重要保证。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光辉历史。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将党锻造成为始终领导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     

数字治理的法治化展开：核心命题与体系建构

数字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数字治理法治化应重点围绕数字安全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基础,数字正义是数字治理的价值根基,数字向善是促进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高目标,数字人权是数字法治建构的终极关怀等核心命题展开。构建数字治理体系应从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搭建智慧执法架构、提升数字司法效能、创新社会治理、确立公民数字法治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等方面推进,从而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与数字化协同发展。     

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问题研究述评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以新理念、新思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要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妇联组织以其独特的组织优势在参与社会治理和服务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问题已有一定研究,围绕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角色定位、障碍与治理路径三个核心问题进行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立足于推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等政策背景,在坚持政治性前提下,更好发挥妇联组织先进性、群众性的社会服务职能,为参与社会治理探寻新路径,即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问题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由此把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层面.我们党两次以中央全会决定...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闽台融合发展作示范走前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擘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施工图”,系统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重大问题.福建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实际谋划布局落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福建治理现代化.福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和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福建省《实施意见》,发挥独特优势,把建设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积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与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紧密结合起来,团结争取更多台湾同胞共同致力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中国社会工作理论转型

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后,在党的二十大又一次重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内涵,这使得人的现代化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何在现实生活场景中激活人们自我内生成长改变动力,促进人与环境的协同改变,这既是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为此,中国社会工作需要放弃西方一直以来所秉持的从二元对立视角审视“人在情境中”这一社会工作理论基本命题的立场,从个人自我入手,创建以场景自我为核心的本土理论框架,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转型。这一方面能够将中国社会工作的关注重点集中于具体现实生活场景中个人自我内生动力的生产,保证专业服务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能够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资源所强调的个人自我与环境协同改变的自然理性注入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建构中,进而使中国社会工作能够承担起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责任,融入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可或缺的一支专业力量。     

正确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论行政争议市域社会协同化解机制的建构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场域。行政争议化解机制的健全程度事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程度。目前,传统行政诉讼、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和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等行政解纷制度分别存在作用乏力、力度不足和效果不佳的问题。从宏观层面而言,依托繁简分流与多元化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诉讼基本职能,激活合意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作用,强化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功能。从微观层面而言,启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型构行政审判白皮书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制度,方能激活行政诉讼制度体系中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制度机制的实质解纷功能,真正建构起行政争议市域协同化解机制,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行政法治方案。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准确深入地探讨国家治理的概念内涵,将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建设事业同步进行,不仅是我国克服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我们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与反思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凝炼我国社会的公共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及对广州的启示

德国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在政府机构改革、信息公开、政府采购监督、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建立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与现代政府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主要是通过参与区域协同治理、社会治理和经济治理实现的。建议广州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核心发展引擎作用,发挥公众在共建共治共享中的主体作用,对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畅通公众参与政府治理渠道,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与治理能力。     

科技变革对全球海洋治理的影响

科技变革是全球海洋治理程度不断深化的动力,但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历史上前三次科技革命在提高国家海洋活动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海上安全领域的竞争。以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进行,新技术能够促进海洋治理主体多元化,提升海上搜救效率和海域感知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大国海上竞争加剧、新的治理真空和技术非法扩散等新的治理难题。作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行为体,中国需要在运用新技术时保持自我克制,积极推动构建技术发展的相关国际规范,推动国际合作,并加强对非国家行为体的管理。     

中国廉政建设监督社会化研究

廉政建设监督社会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清明的可靠保证和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廉政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有效路径。只有正视廉政建设监督社会化在不断推进的同时所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不断强化社会监督意识、完善社会监督制度、优化社会监督环境、创新社会监督形式、发挥社会监督优势,才能更好地发挥廉政建设监督社会化的功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开创廉政建设新局面。     

“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7月8~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的"国外治理理论与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召开。研讨会旨在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探索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借鉴世界发达国家治理经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学术参考与智力支持。     

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构路向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得到极大丰富，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稳步建构。在世界格局呈现“东升西降”的形势下，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核与实践发展不断创新完善之时，应尽快厘清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普遍规律、独有特质、核心支撑和文明形态。在此基础上实现突破创新，逐步打破西方现代化话语本体的元建构，凝聚多元力量夯实话语主体的核心支撑，寻求话语载体空间中的“互惠性”理解，进而增强国际化表达，实现与自身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和地位，更好地回应时代变革所提出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