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政治的双重超越：基于主次双重范式的分析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内容十分丰富,它包含着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多党合作范式和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范式。其中,多党合作是主范式,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是次范式,次范式服务于主范式。与西方政党政治相比,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合作”与“竞争”两个范式上都具有优越性。在合作层面,长期稳定的多党合作超越了西方政党政治中常见的短期有限合作,它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主线,而非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利;在竞争层面,民主党派内部的良性竞争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它超越了西方政党之间由竞选体制催生的恶性党争与否决体制。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对世界的制度贡献,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创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明治前期日本“政党”观念的产生

日本近代早期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思想家们对"党"的概念由模糊转向清晰,逐渐形成了对"政党"的近代性认识。在此基础上,思想家们开始论证政党的性质,探索政党出现的原因。这促使了近代政党观念在东亚社会初步形成,并为进一步阐述政党政治思想和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提供了理论前提。     

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研究

国际领域围绕政党理论话语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增强中国政党理论话语权研究是四个自信建设的要求,是大国形象建构的要求。提高中国政党理论的体系化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必备前提,剖析中国政党理论的政治智慧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重要内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关键之举,拓展中国政党交往的空间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快捷路径,建构话语传播体系是增强政党理论话语权的圆融之举。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超越政党多元主义：论霸权党制及其类型学

政党多元主义是内生型政党(体制)的价值规范，一直以来，政党多元主义一直被西方民主理论中的政党理论视作一种自然。然而，那些后发现代化、仍需完成政治系统重构的政治共同体的政党(国家)体制建立逻辑并非政党多元主义。运用比较历史分析和过程追踪法，通过对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苏、20世纪初—20世纪中叶的波兰和中国，可以发现一种非竞争性的双层政党(国家)体制的生成逻辑。这种体制可以被称为“共识型领导党制”,它不应被视作一种与主导党制相对立的非民主类型，而应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考虑其政党(国家)体制类型学。     

人工智能时代政党的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与启示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根本,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智能技术不断对政治进行渗透,日益对国家主权、社会秩序和执政环境等进行深度嵌入与整合,这些智能技术在变迁过程中也蕴含着大量应用场景失控或防控措施缺失等问题,乃至于影响现代政党的政治安全。一些西方政党纷纷将智能技术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政党动员、内部治理、政治传播,并把人工智能运用到社会治理、政权巩固等方面,进而一度有效维护其政治安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准确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政党发展的新趋势,借鉴西方政党在人工智能时代维护政治安全的主要策略,能从顶层设计、治理实践、国际合作等三个方面为维护党的政治安全提供重要启示。     

日本政党体制转换的社会成因

政党制度是指某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党政治体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这种反映政党直接或间接参政的合法方式,通常表现为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等不同形式,并在历史转折时期伴随社会潮流涌动发生变异。世纪之交的日本政党制度正处在体系转换时期,其起因和...     

行政重构与社会建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作逻辑

社区治理一直面临着治理碎片化与问题复杂化之间的矛盾、治理与服务割裂的困境，以及去行政化与自治化衔接不畅的问题。本文基于S市D社区的治理实践，以权力运作为视角，解释如何通过党的自身建设推动社区有效治理。具体而言，党采用了“刚柔并济”的权力运作方式，一方面通过濡化机制和激励机制改善了社区治理参与性、主动性不足和自治力量发育不全的境况，克服了条块分割导致的服务供给碎片化和责任互相推诿的问题，实现了行政系统重构；另一方面通过渗透机制和响应机制解决了治理资源缺乏和社会回应性不足的问题，促进了社会力量建构。由此，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实现了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同时，在社区实现有效治理的过程中，政党进一步提升了执政合法性，实现了权力再生产。     

政治互动中的理性选民与政党组织——一种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新政治经济学从独特的理论视角为研究现代政治中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开启了新的进路.在政治市场上,选民在进行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之后决定是否参与投票,而政党的意识形态则构成了降低选民政治成本的有效工具.政党与选民的关系可以通过建立在选民偏好判断基础上的偏好适应模型和偏好塑造模型进行解释.在偏好适应模型中,选民偏好利益对政党制度和政策选择有着决定性影响,政党采取适应或迎合选民偏好的方式来获得选民的支持;而在偏好塑造模型中,政党则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或社会政治权力的运用对选民的偏好进行塑造和影响,以取得选民的政治认同.当前,政党普遍呈现出“去意识形态化”和“政策选择趋同化”的倾向,这对政党政治乃至民主政治的存在意义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政治的中立性——洛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解读

作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洛克以自然状态下个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由本性为逻辑前提,借助于社会契约的学术范式,建构了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确保个人自由平等的中立性国家,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实践.     

解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

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是新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流派之一,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范式是公共选择理论各派普遍接受的一个范式.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的概念简析,以<同意的计算>为文本加以延伸和拓展,并阐明"政府失灵论"是"经济人"范式演绎推导的必然结果.然后,对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范式作出一种评价,对这种范式的贡献和缺陷两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借以更好地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从而最终揭示正确评析这种"经济人"范式对中国公共选择问题的现实意义.     

战后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

美国政党的变迁对西方政党政治变革是一种补充和扩展。本文从"选民中的政党"、"政党组织"和"政府中的政党"三个向度对战后美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进行探析,从而更加清晰地审视美国政党的变迁。虽然"衰落模式"、"稳定模式"和"复兴模式"交替存在,但是,美国政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确出现了复兴的趋势,并且政党正在试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恢复其功能。尽管美国政党无论是在政党组织、选举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都走出了60、70年代的低谷,但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这种复兴态势也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特点。     

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基本问题论纲

农村社区微治理是一个崭新的研究命题.它立足村庄的视角研究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力图建构以"微治理"为核心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为此,在对农村社区微治理概念界定的基础上,重点从知识资源、 框架、 内容三个方面探讨农村社区微治理研究范式的建构.最后提出了该研究在理论方面和实践方面的预期,并提出了农村社区微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部分,宏观治理只有通过微治理才能落到实处、 造福民众的观点.     

国家与社会: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反思

大众化抑或精英化是人民监督员选任制度的核心争论,但是,由于这一争论的前提不明,即国家的精英还是社会的精英,因而陷入了顾此失彼的困境。以国家与社会之分离为理论切入点,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质是市民社会对国家检察权力的监督。基于监督的专业性,人民监督员选任应该走市民社会的精英路线。在此视角关照下,人民监督员制度有助于在司法权领域建构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由此,最高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也存在不足而需要修正。     

崛起国缘何陷入战略迷思——基于一战前德国海权战略决策的实证研究

在实力和地位上升加剧大国竞争烈度的背景下,崛起国如何有效管控大国竞争,避免陷入战略迷思,最大限度延展战略空间和降低崛起风险,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本文从决策精英和社会双向认知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建构了一个抽象的理论解释机制。国家崛起从根本上破坏了战略决策的内外部环境,精英和社会基于国内政治博弈的双向互动,使彼此的社会心理焦虑融合并扩散蔓延,加之战略文化因素对决策精英认知的影响,导致决策精英陷入某种战略迷思,塑造了非理性的战略决策结果。其中,体系压力与社会心理焦虑是自变量,中间变量是国内政治博弈,战略文化是结构性常量。通过对一战前德国决策精英"海权迷思"对其战略决策的影响进行过程追踪,理论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实证检验。     

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融合视域下的大数据与风险治理

关于风险,现实主义将其看成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实,只有知识精英才能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由此导引出"风险—(专家)评估—治理"治理路径;建构主义则将风险看成是社会建构现象,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认知不同,由此导引出多主体参与风险治理路径。两条路径在风险治理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困境,但相互之间具有功能互补性。风险具有事实和建构两个面相,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风险观的融合是风险善治的内在需求。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数据分析特点和运作过程能有效地满足勾连并融合事实论和建构论的要求。风险治理主导机构应树立大数据治理观念,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新局面。     

抗争、民主与治理:全球治理下的抗争政治研究

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由此发展出有别于常规制度、正式政治的独特政治形态——抗争政治。诸多的理论认为,这一政治形态对其国内政治的民主和治理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对抗争政治历程的研究,指出:一方面,全球化及反全球化运动、全球风险社会都使得全球政治和治理发生大转型,由此引发全球社会运动,抗争从国内走向国际;而另一方面,抗争功能也具有局限性。同时认为,国内和国际层面上的抗争政治,关注全球抗争与民主、治理的关系,呈现出与常规政治不同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