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外来民工犯罪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产生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形式上决定着“外来民工”和“外来民工犯罪”现象的存在。其次,二元社会结构的身份地位的不平等、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别和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同等因素,都会引发外来民工的不满情绪与心态失衡,并迫使他们为生存而铤而走险。更为重要的是,外来民工的合法权益经常被不法的城市市民侵犯更是促成外来民工犯罪的直接诱因     

新生代民工犯罪的社会成因及其控制

新生代民工是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二元社会结构以及城乡分割的政策制度原因所导致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对农村生活的反叛、农民身份的反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城市的向往远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一个日益开放和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自主意识和成就动机明显增强;但在人生经历、社会经验上则相对缺乏,对承受生活的艰辛和困难的能力也相对较低。因此,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新生代民工的犯罪和其他社会群体犯罪有着很大的不同。其犯罪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制度的不公正、相对剥夺感的产生以及社会性歧视等。治理和控制新生代民工应从铲除诱发其犯罪的根源和土壤着手。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归属感问题探微

增强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是促使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农民工在城市归属问题上呈现出地域归属感、群体归属感、身份归属感等方面的不和谐。究其原因,既与我国体制性障碍、不合理制度、城市社会对农民工认同程度低、进城成本高等因素相关,也与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有很强的关联度。要实现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和谐健康发展,应以强化农民工对城市居民的群体归属感为切入点,同时辅以消融城乡二元分割等必要配套措施,为农民工归属城市社会构建和谐体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创造必要的物质生活和人力资本条件,使农民工更好地走进城市、融入城市。     

城市民工犯罪的社会因素和控制对策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导致城市民工犯罪的重要环境因素。因此要防范和控制民工犯罪 ,首先必须打破二元社会结构 ,创造民工同城市居民公平竞争的客观环境。此外 ,在管理上既要坚持分类管理协同动作 ,又要有新的管理思路——从住入手 ,以房管人 ,还要“源头”与“终端”联动 ,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与文化问题对城市犯罪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各种城市问题是城市犯罪孕育、发生和发展的温床。在所有的城市问题中 ,城市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是两种比较特殊的“城市病” ,而且二者之间联系密切、关系复杂 ,对城市社会治安大环境的形成 ,对犯罪行为的主体与受体的塑造等 ,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分析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地及失地后农民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突出,如生存问题、劳动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不一而足.主要从国外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的启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重视失地农民问题,完善按照、补偿失地农民的制度,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保护失地农民的法律法规五个方面针对失地农民问题提出解决措施.     

未成年人犯罪的心理视角与防控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我国社会普遍关心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学术界从社会学、法学视角探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观点不少,但以心理视角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却不多.因此,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心理分析,对促进未成年人犯罪的矫治和防范,建构科学有效的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

失地农民的社会适应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经济上生存于城市边缘,社会交往兼具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点,大部分失地农民仍认为自己是农民,且认同适应不良,据此本文提出了改善就业、提高收入、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性建议。     

农民团伙犯罪的文化心理

当前我国农村一些地区集体械斗、抗税抗法等恶性团伙犯罪比较突出。几千年来我国农村的小生产方式 ,造就了农民松散的组织特点 ,但在犯罪上却能结成团伙 ,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 :非法宗教文化、血缘宗族文化、地缘文化及封建行帮文化。因此 ,必须注重发展农村经济 ,加强法制教育及基层政权建设 ,加强农村社会治安防范体系 ,消除不良文化对农民的影响 ,预防农民团伙犯罪     

城市化进程与民俗文化

在城市化进程的宏观背景下,民俗文化的变迁与之呈现出双向互动的态势。在现代文化与现代生活语境下,民俗文化一方面继承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为满足现代人的各种需要而不断调整与适应。城市化促进了城乡民俗文化的变迁。城乡民俗变迁是城市化的表征和内部整合力量。在城市化进程下,民俗文化表现出历时性与现在性双重特征。民俗活动也是社会控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的功能定位分析

城乡结合部是在城市中心迅速膨胀和城市边界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在城乡交叉地域形成的特殊地理空间.当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城乡结合部的研究存在严重的“污名化”取向,缺乏对城乡结合部正面效应和功能定位的反思和研究.鉴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独有特征及其城乡结合部村落终结形态的独有特点,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城乡结合部的功能定位,以制定相关社会政策,引导城乡结合部的合理有序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循环型城市的构建

城市化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循环型城市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容忽视的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是制约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得以全面和谐发展的“瓶颈”。循环型城市的社会发展模式已成为一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调查状况比较分析

在全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着征地不公开、征地补偿较低、就业困难、保障不健全等问题。但是,经济发达地区,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高,就业领域较宽泛,当地政府给予的保障和就业培训较多,土地征用基本解决了失地农民将来的生活问题,失地农民在征地政策、征地意愿、幸福度等问题上的满意率都普遍较高,失地农民市民化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比较强。经济欠发达、对土地依赖严重的地区,失地农民市民化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比较差,生活水平较之前的农村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已经不是农民个体的风险问题,而是影响深远的群体风险问题。     

西部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的心理结构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毒品犯罪近来出现了一些新特点,集中表现为犯罪组织形式的家族化、贩毒方式的网络化以及女性涉毒人员的大量增多。作为引发犯罪行为内在原因的犯罪心理,并非某一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具有相对稳定结构形态的多种不良因素的复合体,即为犯罪心理结构所驱动。不良的个性心理特征只是产生犯罪心理的基础,因而对于犯罪心理的探讨,应将重点放在犯罪心理结构的内部结构关系的考察方面。本文归纳了新近民族地区毒品犯罪的行为特征及毒品犯罪的现状,通过对民族地区毒品犯罪心理结构的动力性要素、特征性要素以及调节性要素的分析,提出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毒品犯罪应采取的防控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分析

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空心村、小产权房、集中居住点及乡村文明日益衰落等现象.这既是宅基地流特制度的限制性规定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必然产物,又是制约城乡统筹进一步发展的约束因素.因此,解决当前所产生的这一系列现象,必须正确对待宅基地的福利性质,赋予其自由流转的权利.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化走过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严格控制型城市化道路,经济转型时期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下的多元城市化道路,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许多问题;围绕中国城市化道路,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中国城市化进程、动力机制、模式、规律、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城市化趋势与城市化研究成果显示出,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规律、经济全球化趋势、知识经济时代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都要求中国选择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这条道路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格局,必须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经验分析

无论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我国政府都牢牢控制了城市的两大核心要素,即人口和土地.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离不开政府干预的作用.政府干预模式成为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变量.政府主导模式逐渐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干预城市化的新模式.不仅如此,政府主导模式也是中国模式的核心的部分.尽管政府主导模式具有较高的风险和成本,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这一模式也有一定的优势.     

城市化进程中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重视与改革

城市化进程的冲击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在运行中既无法实现效率目标也无法实现公平目标,反而形成对两种目标的背离。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去认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本质,集体土地所有权在构建和演变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三重因素的深刻影响。其在面临城市化进程需要对土地资源重新配置时表现出缺乏适应性,矛盾丛生。因此,需要在考察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影响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复杂因素,改革上要因地制宜,在强调规划的基础上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农民,在完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强化政府维护和实施法律的责任。     

浅析犯罪成本心理

任何一个“理性”的犯罪人犯罪时总是要考虑实施犯罪行为所要付出和可能要付出的成本，犯罪人的成本心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并在犯靠过程中体现出来。可以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来影响犯罪人的成本心理，使其强烈地意识到犯罪要付出沉重的“惩罚性”的成本，进而增大其心理阻力，阻断其犯罪动机形成的内部动因，达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