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的诗化生成——评《诗性智慧》

王充闾先生编著的《诗性智慧》(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书 ,是中国古代哲理诗的选本 ,选释中国诗史上富有哲理蕴含的绝句三百余首。可能有的读者读了此书 ,会有不尽满足之感 ,觉得有些诗“哲理味”不是很浓 ,或云不够纯粹。这里牵扯到一个较为重要的理论问题 :就是如何认识诗中之“理”?笔者恰恰非常认可的是书的选篇 ,因为它们特别契合于笔者对诗与哲理关系的看法。对于是书的选目标准 ,笔者以为是深刻地体现了充闾先生的理论眼光的。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 ,诗中的哲理 ,大致可以用“理”来代表之。当然 ,这其中还有种种内涵上的差别 ,但最能概…     

深邃哲理的诗艺表达——20世纪中国哲理诗简论

作为白话新诗的一个分支,20世纪中国哲理诗的诞生、发展、繁荣与新诗是完全同步的。它的诞生,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民主思想影响的结果。一个世纪以来,诗人们的不懈努力使哲理诗在思想内容、语言风格、艺术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进步。同五千年的诗史相比,20世纪的白话哲理诗尚未完全成熟,但哲理诗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却是前无古人的。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清初诗史观念与身份认同

明清之际的"诗史"观念发生在满汉易代之际,遗民文人的民族情感与"天下"观念相激荡,其精髓远非讽喻上政或者暗合时事的文学原则所能括尽,而是着眼于诗与史在文化意义上的相通性,提倡以诗的形式保存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道德情操,以为来日重建之根基。这样的"诗史"观念不仅肃清了宋代以来空言载道和审美主义文学的消极影响,而且重构了"温柔敦厚"诗教的理解模式,极为深刻地折射出士人阶层对于明室覆亡的自我问责以及对新朝官史将要遮蔽本民族精神命脉的忧患意识。     

余光中:将在新诗史上长存的诗人

余光中先生的诗,题材广泛,内蕴丰富,艺术风格多样,然而,真正使余先生名列中国新诗史上有数的大家之一的,却是情深、意浓、韵美的“乡愁”诗。     

"诗史"桂冠的排行榜及理念定位

本文论列文学史上主要有哪些诗人的诗被称为"诗史";并论述了凸现民族危亡的命运主题的杰出诗学成就才可以称为"诗史",以此作为"诗史"在理念、旨趣上的定位.同时,对"诗史"诗人的气节问题等,也进行了探讨.     

《诗史》：追寻中国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诗史”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学概念。唐人孟綮在《本事诗》中首先使用该词来指称杜诗。到宋代,“诗史”已经得到文人们的广泛称引。后经明清两代文人持续地辩论与阐发,“诗史”一词遂成为拥有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的重要文学概念。     

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以诗为史与以史为诗──论史学介入诗体的两种不同方式

中国古代诗学与史学均很发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又有不同程度的互渗。诗之渗透于史，表现在从《左传》以来的多种史书中，都有意无意地引诗入史，形成中国中书中中有诗的独特风貌。而史之渗透于诗，也十分多见。概而言之，约为两端：一乃说诗者以诗证史，或以史证诗，有所谓“诗史”之说；二乃作诗者以诗咏史，在诗体中有咏史一格。二者构成了中国古代诗体介人史学的两种不同方式，通过透视这两种方式，以及说诗人对这两种方式的不同观念，可以见出中国古代说诗者对涉及到史料、史实、史法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二律背反现象。诗史——说诗者对…     

人境庐诗又一格

<正> 长期以来,人们非常重视人境庐诗的“诗史”价值,对黄遵宪诗歌的研究也多从这一角度着眼,这确有其合理性与重要性,因为黄诗中的许多作品的确反映了晚清中国社会的历史状况,为那个非凡的时代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形象的画卷.梁启超“公度之诗,诗史也”(《饮冰室诗话》)之誉的确名副其实.但是,就黄遵宪研究来说,仅看到其诗的诗史价值尚嫌不够,因为这还不能够全面地展示人境庐诗的意义和价值.黄遵宪诗的风格不是单一不变的,而是同他本人的思想一样,呈现出丰富的多样化的面貌.如果说人境庐诗“诗史”性的作品代表了黄遵宪的一种创作风格,其中强烈的爱国意识,救亡图强思想,豪迈酣畅的格调使人们看到了一个忧国忧民、伟岸高大的黄遵宪的话,那么,他的另外一部作品,     

论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的"纯诗"追求

本文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提出了"纯诗"的主张,强调新诗的本体地位,坚持在感情世界与哲理殿堂中挖掘诗,创立有意味的现代自由体诗形,在"化古"与"化欧"的完美结合上,创造纯粹的现代诗歌.现代诗人对于诗歌"纯粹化"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新诗艺术的精进和成功.     

词体出现与发展的诗史意义

本文将词的体性置于音乐史与诗体史交互观照的视野中,分析了词体出现与发展的诗史意义。作者认为,从诗体演变的进程看,中国诗史分为四大历程:偶言历程、奇言历程、奇偶言历程、白话历程。词是中国诗史发展到奇偶言历程的文化产物;既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抒情歌词,也是体式空前繁富的格律诗。词的外观形态可分为三类:奇言词、偶言词、奇偶言混成词。由于奇言诗的影响,奇言词最早发达;偶言词起源虽早,但不发达;奇偶言混成词最能体现词体多方面的独特性能,是词体充分成熟的标志,此体除了兼具奇言词、偶言词的若干特征外,还主要吸收了以四、六言句式为主的抒情骈赋的句式及修辞特征,使词获得了诗赋合流的新体性。文体的综合性是奇偶言混成词得以蓬勃发展和持久生存的生命形式。     

论陶渊明的玄言诗

两晋“玄言诗”大开诗歌说理之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们对诗歌“言理”功能的认识与实践。陶渊明阐释玄理的“玄言诗”,与众多“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玄言诗”升华出的精品,标志着我国哲理诗的成熟,其创作影响,衣溉百代。陶渊明作为我国哲理诗成熟代表诗人的地位,以及他的哲理诗对后世的影响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应给予充分肯定。     

“《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文化解读及其诗学批评

“《诗》亡”不是《诗三百》的消亡,也不是诗歌创作的消亡,而是因“采诗”制度废止而形成的诗教风尚的消亡.诗具史笔是“《诗》亡”与“《春秋》作”在诗教功能上构成因果关系的逻辑前提,也是对诗的社会功能的高度概括.诗具史笔的诗学价值在于对诗歌社会教化作用的重视,对“诗史”范畴的提出和对“以诗证史”批评方法的建立.其理论缺失在于注重诗教,轻视诗美;以诗为史,诗史混淆;依诗订史,苛责诗艺.诗具史笔最大限度地彰显了诗的社会功能,其诗学价值和理论缺失均在于此.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寓理于景 各有千秋——苏轼陆游山水哲理诗对比

有意识熔山水风光和人生哲理于一炉,炼就一篇篇短小精粹,脍炙人口的山水哲理诗,这可以说既开始于宋也成熟于宋,而苏轼、陆游又堪称这个领域中的佼佼者。比较一下这对双峰并峙的大诗人的山水哲理诗之异同,也是饶有趣味的事,并多少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 所谓山水哲理诗,顾名思义,当然可解释成蕴含有哲理的山水诗。但不能简单地把这种诗中的山水,理解为哲学定理的形象表现;也不能简单地把诗中透现出的哲理,等同于哲学教科书上的哲学原理。山水哲理诗中的山水,是人性化、个性化了的山水,其中的哲理,也是个人对哲理在特定场合的妙悟和感受。整篇山水哲理诗中活跃着一个灵魂,那就是诗人的思想感情。因此,同是一类山水,可以阐发不同的哲理;而同一条哲理,也可以有不同的领悟方式。由此使山水哲理诗呈现出纷纭万状的艺术风貌,使苏、陆的这类诗歌既有共同的基点,更有明显的区别。     

论哲理诗的理性精神和诗性品质

哲理诗之“理”莫不出于诗人“自得之趣”,其中蕴含的是诗人的个性气质、学养风度及其对外部世界的感悟与艺术把握。哲理诗偏于理,可以不失浪漫;哲理诗是诗,可以有理性的思辨。诗人与自然的亲和,自我人格的表现,确立了其理性精神的人性化。而诗歌在艺术化的过程中,其哲理有时是依附于象征意象,而寓意深刻则以语言精炼为表现形式,这使哲理诗终不失诗性品质。     

杜甫“诗史”说考辨

杜甫“诗史”说考辨孟修祥称杜诗为“诗史”，本自晚唐孟。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名号一出，遂成定论。自唐至今，以“诗史”称誉杜甫，一直延用至今。那么，何谓“诗史”？在笔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