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释蒋送蒋看似突兀,然而深入历史的表面背后可以看出,全国舆论的压力,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反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调整和内战危机空前严重的综合影响,才是张学良释蒋送蒋的深层动因。     

驳张国焘对西安事变历史的篡改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已经永载史册了,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以下简称《回忆》)中却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篡改。他说:西安事变前,毛泽东给张学良电报“推动张学良反蒋抗日”,“西安事变是由于中共‘抗日反蒋’之宣传主张而来”。西安事变发生的电报一到,“我们这些中共中央负责人,没有一个想到可以和平解决”,“幸好莫斯科的回电于13日晚间到达了”。“斯大林对西安事变发出的那个有名的和平解决指示”,要“毛泽东抛弃张学良”。这个     

中国共产党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十分突出的地位,这不单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伟大贡献,而是张、杨和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结果。张、杨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用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历史转变提供了契机,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巳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放蒋并没达到西安事变预期的目的,也就是说联共抗日的任务没完成。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不懈努力,坚持     

张学良“代蒋受过说”新论

本文根据九一八事变前、事变中、事变后有关张学良的大量史实，通过深入浅出的分析，说明传统的张学良“代蒋受过说”是不确切的     

剖析西安事变发生前叶剑英是否已经知道

关于西安事变相关人物的研究,史学界主要集中研究的是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等等,叶剑英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充当了重要的历史角色,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各种关于"西安事变"的图书资料中却很少提到叶剑英,2002年第5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人民日报》社纪希晨的一篇文章,最终打破这种寂静,一时间,学术界就此争议纷纷,在西安事变前,叶剑英是否已经知道消息?     

试析导致西安事变后张、杨不同命运的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爱国将领，1936年12月12日，他们激于民族义愤，毅然扣押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然而由于他们在历史上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加之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报复，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不同命运。     

学生运动与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中国革命由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战争的关健。它的爆发及和平解决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本文试就学生运动与西安事变的关系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志。一、学生运动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了张学良与杨虎诚之间的团结,推动了西北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激发和提高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官兵的爱国主义觉悟——学生运动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准备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与研究述要

现代口述史的兴起得益于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发展,以及现代人对过往历史和当代所经历事件的一种文化自觉。现代口述史远超出传统历史学范畴,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社会记忆,不仅可以生动地再现历史,更可贵的是通过口述的研究方法,真实记录下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为后人重温历史,从中分析提取有益的经验或教训提供丰富翔实和可以考证的历史资料。开展口述史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口述史的真实性;要面向民众,多视角地反映各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历程和规律;尽快建立起口述史工作规范;善于总结和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为更好的开展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研究服务。     

张学良与长城抗战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20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中曾赞誉东北军说:“东北军过去是有过抗日的光荣历史的。长城各口之战,声振华夏。”长城抗战虽声振华夏,但讲述长城抗战史的书籍、报刊却没有或很少提及长城抗战的领导者、组织者、指挥者张学良,长城抗战的主力是东北军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一、张学良主政东北与兼理华北军务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之后,张学良从北平秘密潜回奉天,19日正式就     

千古功臣神采长存--辽宁各界悼念张学良先生

辽宁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张学良先生的故乡. 张学良先生辞世后,辽宁各界群众按东北家乡的风俗,相约在张学良先生的旧居沈阳张氏帅府、在先生担任名誉校长的东北大学、在先生的出生地台安县、在先生的故里盘锦、海城,隆重集会,分别举行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张学良先生的历史功绩,表达家乡父老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张学良的日本观与其政治思想的演变

日本观既是张学良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又是其政治思想发展的制约因素。张学良一生基本是恨日、抗日 ,但不同时期他对日本的认识又不尽相同 ,正是这种不同直接影响了他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即由激进到退步再到激进的演变     

从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看其党派观

对共产党的认识和接触,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西安事变更是与共产党密不可分。从张学良对共产党认识历程的疏理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他只为国家、非为政党和主义而献身的党派观,从中可见其政治思想的内在矛盾性以及由旧军阀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的心路历程。     

谁是“七·七”事变的肇事者——芦沟桥事变真相考析

在"七·七"事变问题上,日木参加过侵略战争的部分旧军人和史学界的部分学者,不顾事实真相,把挑动事变的罪责推到中国     

以军事斗争促进和谈的成功范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启示

西安事变期间,面对强敌环伺,内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面,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坚持"三位一体"军事格局,厉兵秣马,积极防御,以军事斗争配合政治谈判,以坚定态度促进和平实现;事变甫发,身为军人的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领导人立即进行了针锋相对、果敢应变的战略部署;事变中期,面对南京"主战派"步步进逼,先是提出转入外线,灵活制胜的大胆设想,继而又构思了诱敌深入,智勇取胜的军事计划;事变后期,针对蒋介石回南京后所谓"善后处理",展开了严阵以待,决而自卫的奋力抗争。灵活有力的军事斗争,显示了"三位一体"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坚强决心和坚不可摧的团结精神,有力地控制了局势,稳住了阵脚,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潮流,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促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周恩来与张、杨二将军

一周恩来与张学良的结识交往,与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有密切的关系。其间经历了一个由敌对到团结,进而风雨同舟、共挽国难的过程。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见之前,中国共产党曾一度把张学良作为主要敌人进行谴责和反对。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     

关于古代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研究与反思

历史评价是在事实认识基础上所做的一种价值认识,选择怎样的价值标准去评价历史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在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界关于古代历史人物的评价研究中,始终伴随着对评价标准的思考和探究,这不仅表现在几次集中的讨论高潮中,而且更渗透在对具体人物的认识、理解和评价中.     

同中国人民休戚与共,并肩战斗——几位西方友人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及其影响

1936年12月爆发的西安事变,无疑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适值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追述并探讨外国友人在事变前后的活动及其影响,对于深入研究西安事变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一步增进中外人民的交往和友谊,是十分有益的。本文涉及的西方友人主要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及其前夫人尼姆·韦尔斯(即海伦·福斯特),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吏沫特莱,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 (一)斯诺夫妇积极支持并参加“一二·     

天京事变与洪秀全的失误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史上影响重大的事件,它发生的原因直接与洪秀全有关,天京事变中洪秀全的一系列失误,是造成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大连日本右翼社团组织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在大连的一些右翼社团组织曾以不同方式参与事变。“帝国在乡军人会”参与事变方式是协助关东军维护日本在满铁附属地和大连的殖民统治秩序以及为关东军输送给养弹药、运送伤病员等；“大雄峰会”参与事变方式是协助关东军筹建伪地方政府和伪满洲国；“满洲青年联盟”参与事变方式是在事变发生前千方百计煽动关东军发动事变，事变发生后千方百计协助关东军解决交通运输、占领地社会治安问题及帮助关东军筹建伪满洲国等。     

张学良与东三省保路运动

1928年5月至1929年3月,东三省人民掀起反对日本攫取满蒙新五路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协助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政府拒绝了日本方面的侵略要求,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的利权。张学良坚持外交“以不损利权”的原则,尊重民意,独立自主地发展东北铁路网,并且在保路运动高潮中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实现全国统一。一、东北自建铁路与中日铁路交涉本世纪20年代,东北铁路的投资和管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1920年,东北铁路总长3,651公里,分为国有的京奉铁路、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和日本满铁会社独资经营的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