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文字所见辽代寺院考

辽代寺院建筑承仿唐宋,与佛教诸宗之"伽蓝七堂"之制大体符合;院落式寺院的南北中轴线上,依次坐落着山门、佛殿、法堂等主体建筑,而僧堂、食堂以及藏经楼、钟鼓楼等则分布于左右两厢,它们大多为间架结构;辽人建寺十分注重选址与备料;齐备的寺院建筑设施与特殊功能,优美的人文景观与生态环境,为剃度出家的辽代僧尼们创造了良好的修行和生活场所。     

罗汉——佛国尊者画上传

正在寺庙中,经常能够看到罗汉的形象,或为壁画,或为雕塑。罗汉,是阿罗汉(梵文Arhat)之简称,其宗教含义博大精深,因而在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后,以罗汉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也纷纷涌现,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母题。     

佛教

这是一方神秘的土地。在东晋至辽的700多年间,朝阳一直是东北地区佛教圣地和佛教文化传播中心。佛教文化遗存遍及朝阳,     

资讯

正中国当代佛教艺术展开幕4月26日,由南京大学、江苏省文联、江苏省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中国当代佛教艺术展"在南京大学美术馆开幕,赖永海担任本展学术总主持,吴为山担任艺术总主持。展览涵盖雕塑、绘画、书法等佛教艺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旨在繁荣当代佛教艺术,展示当代佛教题材创作新成果,集中体现佛教艺术在当代语境下的新面貌、新价值以及新的文化意蕴。     

论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以《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为中心

本文通过考察《大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简称《真性大德神道碑》),拓展分析了安史之乱和会昌法难对唐幽州佛教的影响,揭示出中晚唐幽州—卢龙镇佛教之特性。幽州地区律宗繁盛,出现了学问修行都很高的代表人物真性大德。安史之乱对北方佛教造成巨大冲击,但幽州的经济条件仍然十分优越,云居寺在战乱后仍很兴盛,得到众多富裕施主的供养。这为精深佛学研究的持续繁荣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中晚唐以降,朝廷屡次下诏禁止私度僧尼。但幽州节度使却毫无顾忌地在自己的辖区内邀请高僧开设戒坛度僧。这与安史之乱后,幽州—卢龙镇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俨然成为"独立王国"密切相关。幽州与唐廷在政治上的隔阂和争斗并不影响幽州与长安在佛教文化方面的互动。在会昌毁佛期间,幽州地区受自然条件、手工业门类限制,佛教功德事业受到影响,与河东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暂时受阻。     

辽代词坛沉寂现象论考

"辽代词坛创作沉寂"这一判断不惟是文献稀缺现实下的一种假设,实则亦与历史的真相相差无几。而相较于词在高丽以及金的接受与创作,辽代这种词坛沉寂现象的产生既与其本身的文化立场息息相关,也与这一时期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表现出的传播特点密不可分。尽管辽词创作不兴于世,但辽人之于词的发展,尤其对于金词风格的塑造依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对此现象的探讨,是我们理解整个十至十三世纪词史的有益补充。     

《契丹国志》一则史料刍议——兼论契丹之旗鼓

《契丹国志》之《太祖大圣皇帝》记载了契丹开国史事,但部分内容语焉不详,如"求如约"、"传旗鼓"之语,颇令人费解。因其材料源自《资治通鉴》,检该书原文并结合其他史料,考知"求如约"即契丹部落的"三年受代"之约,"传旗鼓"系契丹大贺氏时期遗传的旧制,为可汗权力的象征。至辽中后期,旗鼓地位已被神纛取代,渐而演变为辽朝安抚边境诸部的手段,且有着分外明显的军事意义。     

人物式微 罗汉依旧

正明清两代,画坛风气有了很大改变,山水、花鸟题材兴起,成为绘画主流,而在中国早期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画,则逐渐式微,创作寥寥,更乏佳作。与此同时,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世俗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社会上的宗教氛围逐渐淡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佛教艺术进入前所未有的低谷,不再有曾经的地位。然而,虽然宗教题材不被重视,但明清两代     

辽金时期贵德州、凡河与大宝山考实

辽代头下军州之一的贵德州治所当以今抚顺高尔山城下面辽金古城当之。《辽史·地理志》所载与贵德州有关的凡河、大宝山非今日铁岭市境内之"凡河"、"大宝山",而应于抚顺境内寻求。     

辽代僧尼出家“具戒”考——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

辽人崇佛,二百余年间,有难以计数的男女信徒,小小年纪便走出家门,来到寺庵,耳闻晨钟暮鼓,目睹青灯黄卷,了其一生.石刻文字资料反映辽代僧尼出家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受当时社会佛教兴盛大环境影响所致,二是在家庭成员崇佛氛围熏陶下而为之,三是全民信教背景下的个人性格使然.辽代僧尼“具戒”之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皇帝下诏“恩度”,每次得“度”的僧尼人数众多,“具戒”之年龄也没有任何限制；二是寺院或僧司出题“试经”,并按成绩排序,“具戒”年龄一般规定为二十岁.     

略论东晋时期琅邪王氏与佛教文化

中古世家大族与佛教自有一种相互紧密之关联,在东晋时期达到政治顶峰的琅邪王氏家族即较早地接受了佛学思想,并将佛教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家族文化体系中,他们的做法直接或间接地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西晋末,即有王氏受佛教影响而遁入空门。东晋初期,善于玄谈的王氏诸多人物又同借助玄学而发展佛学理论的众多名僧交往密切。到东晋中后期,随着佛学理论的日益精深而系统,这一时期的王氏更热衷于探讨佛学义理,对佛教更为崇信。他们的做法扩大了佛学在士族阶层的影响,并对王氏家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辽代大赦三题

建国至占领燕云地区期间,辽代大赦的赦书起草者,由逃往辽朝的汉人担任,此后则由南面翰林院中的汉族翰林学士负责。辽代大赦赦书的内容,主要有免罪、覃恩、蠲免赋税三种,另外还偶尔出现调整行政建置和度僧的条文。中原王朝的大赦赦仪对契丹族来说十分繁琐,因此辽朝很可能并不存在赦仪。     

辽代的宰相与使相

宰相与使相是辽代重要的职官制度。在关于辽代官制的记载中,宰相与使相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种职官。辽代的宰相制度,既有对五代的继承,也有受宋影响的一面,但并不是直接承自唐制。钩稽文献,辽代的宰相群体包括北府宰相(北宰相)、南府宰相(南宰相),北、南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侍中、中书令(政事令)、尚书令,大丞相、左丞相、右丞相,中书侍郎平章事、门下侍郎平章事和参知政事平章事。辽代的使相,指以宰相官衔为虚衔的节度使(包括节度州长官节度使和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使相"之"使"指节度使(包括五京留守),"相"则指宰相。唐末为笼络藩镇,始以宰相头衔作为地方节度使的加衔,带宰相衔的节度使被称为使相。辽朝的使相虽然承自唐制,却也与唐代的使相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将部族节度使、五京留守视同中原地区的节度使,也可以加宰相衔称使相,这是辽代的新变化。     

中国古代绘画的欣赏

古人曾把"天"作为最高的人格神,"天人合一"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无论是上古岩画、秦汉的墓葬壁画,还是南北朝到隋唐的佛画,都有一个显著特点,神的世界与世俗生活结合在一起。南北朝时,佛教壁画大盛,而究其内容,大多以否定世俗,牺牲生命以殉佛理为务。隋唐时期,在宗教佛画里,展现出了一幅幅极乐     

敦煌壁画中乐伎图像审美浅析

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中最为重要,也最为世人熟知的一种艺术样式。敦煌壁画内容丰富多彩,绘画技艺精湛绝伦。在这些纷繁复杂、活色生香的壁画形象中,有一类演奏乐器的人物形象,被称为"敦煌乐伎"。敦煌壁画中对于乐伎这一独特形象的描绘,既刻画出中国古代真实的社会生活场景,亦反映出不同民族风格、地域文化特色在音乐艺术中的智慧交融。笔者通过对敦煌壁画中各类乐伎图像造型、服饰、妆扮的赏析,对乐伎图像中乐伎演奏形式、排列形式的探究,认为敦煌壁画中乐伎图像不仅有着"阴阳之美"、"宗教之美",且体现出了"气韵生动"的意境美。     

张宝驹和他的壁画

张宝驹简介:1963年生于北镇,满族;别名"辽城山人"。壁画画家,书法、篆刻亦有所长。先后参加新加坡辽宁书画精品展、前苏联阿穆尔州第二届中国美术作品展、全国书画篆刻艺术大奖赛(获银奖),作品分别在中国美术馆和美国展出,2005年荣获中国国学杰出贡献奖金奖。有多幅多品被日本、新加坡、台湾、美国、前苏联等友人收购并收藏。现为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辽宁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柳倩艺术研究学院教授。     

于亨笔下的水墨园林

正苏州是个园林城市,富于变化的建筑与山水交融,形成天人合一的人文景观,展示着中国文化内涵之美,也是画家青睐的创作题材。于亨移居苏州后,画了大量的园林写生,为他水墨园林创作积累了原动力。他把主观感受作为作品的     

辽代人口考述

关于辽代人口的数量,史书尚无具体的记载.过去曾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看法存在很大分歧.因此,应该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研究方法考证辽代人口,即充分利用辽代的石刻资料,结合文献资料,对辽代人口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统计,以纠讹、补充史料的不足.在对辽代人口进行统计时,主要依据三种方法:一是利用<辽史·地理志>中对各道人户的记载,从中统计出辽代的总户数;二是从<辽史·兵卫志>中记载的每户所出的丁数,统计出辽代各府州县的总户数,再依据辽代碑刻墓志铭,统计出每户平均人口数,从而计算出以上两种统计方法中的辽代总人口;三是依据辽代石刻中的相关史料,间接推算出辽代的人口.用这三种方法分别进行计算,其结论大体相同,即辽代人口在750万左右.     

追根溯源 五代巅峰

正以罗汉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流行。而从南北朝至唐五代,也正是中国本土化的佛教艺术走向成熟的阶段。从供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图像,到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罗汉像与其他佛道人物像一同,从墙壁跃入卷轴,以艺术的名义供人把玩、流传后世。"罗汉"的概念源于印度,但印度的佛教美术中却并没有罗汉的明确     

兼析辽契丹人口思想与辽代阜新人口

契丹民族之所以崛起于中国北方并建立了幅员辽阔的边疆王朝,有其诸多历史原因和条件姑且不论之。但与其中契丹民族秉承的人口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建国前抢劫财富和掠夺人口来增加劳动力;"军国之务,爱民为本",辽政权对人口增长采取提倡、奖励的政策;"得地无民,将焉用之"。这一人口思想具有积极意义,在辽代统治的阜新地区人口的数量和构成与特点、分布、人口流向有重大影响,推动了契丹人口更大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