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与东亚史事三考

本文考察了魏晋南北朝与东亚国家关系史中的“扶桑”、武宁王陵和梁元帝《职贡图》后 ,指出扶桑并不专指日本 ,因此《梁书·扶桑国传》不能证明南朝佛教已经传入日本。以往用以证明日本与南朝交往的梁元帝《职贡图》 ,其倭国使者形象是根据前代史籍记载构画的 ,反倒证明此时倭国与南朝的交往中断。另一方面 ,研究武宁王墓室的结构与砖铭 ,并与南京为中心的南朝砖室墓相比较 ,可证明武宁王陵应是南朝工匠所建造的。将这些孤立的个案联系起来 ,正好证明该时代东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动 ,百济成为南朝外交以及在东亚世界传播南朝文化的首要国家     

后梁政权与南北朝晚期政局

西魏、北周、隋之所以扶植江陵后梁政权 ,根本原因是在南北对峙的军事、政治形势下 ,实施中间地带战略的需要。后梁力量弱小 ,且处于中间地带之上 ,不得不做北朝政权政治、军事的附庸。南朝失江陵 ,最后丧失了长江中游的中间地带军事防御能力 ,决定了其灭亡的命运     

吴越国与后百济关系略论

五代战乱,记载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之史实已不甚了了.本文通过爬梳分析,认为包括百济及新罗、高丽在内的后三国,不遣使后梁,与当时中原各政权不承认后梁有关.三国中,后百济与吴越国最先通使,其时在公元900年,其后,后百济一直与吴越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公元919年,吴越国与吴国之交好,也为后百济与后高丽之间一段时间内的交好提供了样板.     

北朝"褒衣博带"装束渊源考辨

“褒衣博带”装束应该区分为世俗人物装束和佛像装束两个类别,这两种类别在南北朝同时存在。南朝的“褒衣博带”世俗人物装束有别于北朝,北朝“褒衣博带”世俗人物装束也并非效仿南朝,而是渊源于汉魏古法。而南北朝的“褒衣博带”佛像装束异源而同流,风格式样在南北两地相差不大。     

论少数民族政权对古代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影响和贡献

北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北朝法制建设成果颇丰 ,为隋唐以后封建社会法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辽、西夏、金、元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对内地汉族传统法律制度的学习效仿 ,创建了自己的法制 ;又结合民族的特点和习惯 ,丰富了民族法制的内容。清朝是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封建政权 ,它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封建法律制度     

关于唐代熊津都督府的几个问题

显庆五年(660),唐朝在新罗导引下灭亡百济,并在百济故地设置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后唐朝出于战略考虑于麟德二年(665)八月前将熊津、马韩、东明、金连、德安五都督府及带方州合为一个统一的熊津都督府,以原百济太子扶余隆为统一的熊津都督府都督。《新旧唐书.百济传》有关熊津都督府陷落记载过于简略,其记载的熊津都督府都督扶余隆"惧新罗,寻归京师"或"畏众携散,亦归京师"不符合历史事实。熊津都督府于672年五月前后被唐朝主动放弃,与扶余隆无关。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北朝的拔头舞探源

北朝的舞乐,与南朝截然不同之点,即混杂着我国的匈奴族、鲜卑族,西藏族等北部与西部的民族好尚,自呈面貌。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疆域广大,把各民族的不同文化艺术,融合为一,在南北朝隋唐时,进行着勇敢的革新与创造,其间吸收了不少新传来的东西。如北朝的拔头舞,即其中的一例。     

后梁禅风之盛行与北朝佛学之南播

后梁统治者延续萧梁家学门风之传统,萧詧、萧岿父子等皆笃信佛法,其治下佛教氛围颇为浓郁。就相关僧史看,后梁僧侣多重禅修,与南朝佛教普遍盛行的义解教风有所不同,而与北朝偏重禅行的风气趋同。后梁在文化上为萧梁余绪,其佛教却呈现出北朝化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在江陵地域佛教禅学的积淀颇丰,江陵玄风自不如建康浓郁,对禅风有所包容;二是后梁与北朝联系密切,北方禅学高僧多有南游荆州传法者,南北文化交流频繁;当然,也与后梁统治者重视禅学的导向不无关系。     

辽代女真与高丽朝贡关系考论

高丽显宗以前,女真与高丽并没有建立以女真朝贡为主要内容的朝贡关系。显宗以后,女真几乎每年都要遣使向高丽朝贡,高丽则在给予女真相应回赐的同时,对女真首领进行册封并按臣下之礼接待女真使节,正式建立了具有政治从属地位的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女真与高丽的朝贡关系是在女真与辽朝朝贡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具有既向辽朝朝贡又向高丽朝贡的性质;女真向高丽朝贡,以经济性活动为多,政治性活动较少,且多为女真主动向高丽朝贡,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女真与高丽建立朝贡关系,有利于女真和高丽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为女真起兵灭辽和反过来令高丽向自己称臣纳贡准备了条件。     

魏晋南北朝史学正统观念的特点

与秦汉大一统政治不同,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和民族融合时期,史学正统观念上自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由于王朝更迭频仍,为凸显新朝政权的合法与正统性,史家在史书撰修时的断限、起元及具体内容上,都非常注意弥缝与讳饰.其次,面对魏、蜀、吴三国鼎立政权,由于时代背景的迥异,史家对三国孰为正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

慕容廆曾八次遣使入晋,前燕政权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慕容廆遣使上表之举,将前燕君臣尊晋勤王的政治诉求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慕容廆向西晋、东晋王朝派遣使节,不仅维系了前燕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朝贡册封关系,也加深了晋朝对前燕政权的了解与认知.慕容廆对两晋的朝贡活动也收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不仅使鲜卑慕容部能迅速崛起,将中原先进的统治模式应用到对鲜卑慕容部的统治之中,而且实现了鲜卑慕容部由部落联盟阶段迈进早期国家的重要一步,从而使前燕在慕容廆朝就具备了立足东北的资质,进而才会出现前燕的后世统治者有机会逐鹿中原,并将前燕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展的局面.     

试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

本文认为,我国北方民族政权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民族政权类型的划分是由各民族政权的属性及其与主体民族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决定的。作者力图从整体上把握北方各民族政权的关系,阐明这些政权发展的层次及特点,并把北方草原的游牧型及东北地区的农业型政权作为“边境”民族政权的类型;把五胡十六国在中原开创的封建割据式政权以及北朝作为“中国”的民族政权类型;而夫余、高句丽等政权则是不同样式的奴隶制政权。建立在中原的属“中国”型政权,建立在边境的属“边境”型政权,同在“天下一体”之内。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体观是历史形成的,它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不可分割的关系。     

浅谈唐罗战争中的“买肖城之战”

公元670年至675年,新罗在协助唐王朝灭亡了百济、高句丽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唐王朝驻军爆发了战争,史称唐罗战争,其中"买肖城之战"尤为史家关注。中国古代史书与朝鲜半岛方面史书对此战的记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日后中外学界对此战评价多有分歧。经比对分析,成书于王氏高丽时期的《三国史记》对此战之记载多有不实。     

曼陀罗体系:古代东南亚的地区秩序研究

在古代东亚世界,朝贡体系并非是唯一的地区体系,东南亚地区内部存在一个独立的曼陀罗体系。东南亚的世界秩序观受到印度教-佛教文化的影响和印度政治哲学的教诲。单一的曼陀罗体系内部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分别是核心圈、控制圈和朝贡圈。不同的层次之间有着不同的互动形式,战争主要发生在不同的曼陀罗中心以及中心和朝贡圈之间。曼陀罗体系有三个典型特征:中心的特殊性、变化性和多元性、普遍存在的双重或多重朝贡事实以及体系内部不同圈层的流动性。无论从观念还是从结构上看,曼陀罗体系都不是朝贡体系的附庸,也不能简单看作是朝贡体系的一部分,但由于这两种体系采取共同的朝贡形式、中国被视为一个可接受的曼陀罗中心以及两种地区秩序理念的互补性这三个因素,朝贡体系与曼陀罗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和谐共生。     

关于魏晋南北朝艳情文学的组成及评价

对于魏晋南北朝艳情文学的划定和评价，历来说法不一，且范围较窄。作者通过对该时期艳情文学作品的全面分析，认为艳情文学包括两层含义：一指辞采之艳，一指内容之艳。在这一概念支配下，文章指出：该时期的艳情文学应该由闺情诗、抒情小赋、南朝乐府民歌、新婚诗、同性恋诗等几个方面组成，而不应仅以南朝乐府民歌为准。该时期的艳情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对后世的艳情文学带来重大的影响。     

高句丽与南北朝朝贡关系变化研究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的朝贡活动非常频繁,在朝贡史研究中具有典型性。高句丽对南北朝的朝贡活动分为413-475年("均等"朝贡阶段)、476-519年("一边倒"朝贡阶段)、520-589年(起伏变化朝贡阶段)三个时期,高句丽根据自身安全的需要、外部环境的压力以及南北朝的实力对比情况来对南北朝进行朝贡,因而出现了不同时期对南北朝的朝贡次数、密度的差异。     

论北魏孝文帝任用南士及其对南朝文化之汲引

近年来,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曾就北朝、隋唐时期的"南朝化"问题展开过讨论.此一问题涉及面宽,又富于理论建构的色彩,本人自感浅陋,实无能置喙.不过,由于一度从事中古时代士人迁移与文化传播的研究,多少涉及相关问题.     

辽朝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

辽朝在征服、招抚黑龙江流域乌古、敌烈、鼻骨德、五国部等族群之后,相继建立属国属部制度,并将其纳入王朝"道"一级行政区划之中,各属国属部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统辖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朝贡活动。辽中期建立起管理属国、属部的地方机构,对一些属国属部的统辖机制开始由朝贡制度向行政统辖制度转变,表现出统辖关系紧密的乌古、敌烈部朝贡次数骤然减少,鼻骨德部次之,统辖关系相对疏松的五国部则实行持续而规律的朝贡活动,因此不可简单地认为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频繁是辽朝对其统辖紧密的体现。     

东亚视野中的朝鲜木简

朝鲜半岛出土的木简,有食品货物标签、登记簿、祭祀呪符、题签轴、公文书、《论语》木简等,类型多样。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等古代朝鲜三国的木简各有差异,其中百济木简与古代日本的木简具有密切的类缘性。这表明伴随着物品与人员的移动,木简也随之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之间、百济王权与倭王权之间流播。在自中国大陆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被接受的过程中,木简文化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衍变。朝鲜半岛出土的各种木简,为探讨此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