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府利用新闻舆论影响民意的渠道、手段和方式研究综述

舆论宣传是国外政府影响和引导民意的重要手段,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和阐释,有研究认为,某些西方国家十分注重潜移默化的“文化灌输”,将西方国家精神和文化运用于新闻宣传中。尤其在战争中的宣传往往以新闻形态公之于众,造成客观公正的错觉,使这种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国外政府利用新闻舆论影响民意的渠道、手段和方式,是以自由主义舆论观和舆论操纵理论为理论基础的。     

新时代民办高校传媒学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民间舆论场”建设的视角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今"两个舆论场"并存的格局下,民办高校传媒类专业大学生作为社会化媒体就业主力军,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知程度,对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民间舆论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以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为个案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传媒类专业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知模糊,政治价值认知水平堪忧。这归因于系统教育缺失、媒体文化缺失和自觉践行缺失。民办高校要培养适应新时代职业定位的网络传媒人才,必须通过教育驱动、文化同化、实践内化和强化"三位一体"来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与实践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产生有着重要的时代语境,对其可以从社会语境、中国语境、世界语境三个方面来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具有党性和人民性、意识形态性和全球视野性等科学内涵,是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指南针",是提升新闻舆论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的根本遵循。     

关于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再认知——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研究的厘析

冷战后,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是否发生质的变化展开了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建构主义学者对日本"反军国主义文化"的研究略占上风。他们指出,冷战后的日本安全政策在"反军国主义文化"的制约下不会发生质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新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主流:前者认为,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日本走向"正常化军事大国"的道路不可避免;后者指出,日本在安全态度上转向"国际主义",美国可以利用其在军事方面的主动性深化美日同盟关系。美国学界还着重从文化规范、公共舆论、选举体制、政党政治、政治体制等视角,探讨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根源。美国学界对日本安全政策变化的研究呈现路径多元、视角丰富等特点,但也存在陷入范式之争、忽视政治势力对公共舆论的逆向影响等诸多不足。总体而言,出于为自身战略利益服务的"实用主义"立场,并受缚于日本财力的支持,美国学界的研究缺乏全面的历史观,且受价值观的影响颇深。     

中日“寻根”视域下的别样“雪国”

20世纪,中日都出现过"寻根"文学潮流,其中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与中国东北作家均将"根"寻向民族的"雪国"。但文化有异,"雪国"自然别样。受"物哀"文化影响,川端康成的"雪国"风景"静美";中国"雪国"则峭拔"壮美"。对待生命,日本崇尚"消亡美学",《雪国》表现出对死亡的赞美;而中国人"贵生",东北"雪国"人珍惜生命,自强不息。对待爱情,川端康成将爱情看做"徒劳";中国"雪国"则抒写着爱的"忠贞"。     

论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牢牢掌握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这一论述深化了新时代舆论引导的主体责任、工作重点和评价标准。当前,只有善于掌握和运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规律,突破舆论引导实践工作中的"关口"和"误区",创新舆论工作的方式方法,才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真正提高党的新闻舆论引导力。     

诺曼的“沉默的螺旋”理论与新闻报道中的偏差现象

上世纪60年代,研究舆论传播有40年积累的德国女传播学者诺曼出版了《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1]（P120）。诺曼曾学习过新闻学、哲学、历史等科目,并且热爱旅行,游历过美国36个州,也曾造访过墨西哥、日本、朝鲜、中国东北、埃及等地,一直将自己投身在新闻采访的第一线。追根溯源。＂沉默的螺旋＂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1965年德国阿兰斯拔研究所对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进行了研究。     

试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形式

日本统治者在长期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不仅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军事上进行野蛮屠杀,同时在文化上推行奴化教育,摧毁东北人民抗日意识,疯狂破坏沦陷区文化事业。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文化侵略实质是在破坏中华民族文化,泯灭东北民众的民族精神,消磨东北人民意志,进而实现其统治中国东北的目的。通过对东北多维度的文化侵略形式,呈现出日本殖民统治带有残酷性、欺骗性、渗透性等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在文化上对中国东北侵略的罪恶行径,不仅在日本对华侵略中起到巨大作用,而且这种侵略的后果对中国东北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略论伪满政权“三大国策”及“建国精神”的实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并炮制了伪满洲国。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的所谓"三大国策"和"建国精神"的"基本国策",是服务于日本殖民统治和对外侵略扩张的,从中可见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伪满洲国政权不仅是傀儡政权,而且也是日本统治下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政权。     

20世纪初朝鲜人在中国的反日运动及其评价

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不堪忍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人大量涌入中国东北,其中不乏反日民族主义人士。他们在东北各地创办学校和反日组织,进行轰轰烈烈的反日民族主义教育和独立运动。1919年和1920年,被称为反日独立运动根据地的延边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龙井三一三反日独立运动"和"青山里大捷"。朝鲜人在延边等东北地区开展的反日运动,具有反日运动开展得较早和彻底、规模较大等特点,并且对全东北的反日运动带来了积极影响。     

抗日战争前后溥仪亲历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亲身经历是最有力的历史证言,能够证明日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前对溥仪的长期勾结、豢养和培植,能够证明日本关东军对伪满洲国傀儡"执政"和"皇帝"的操纵与摆布,能够证明前苏联囚俘溥仪真确地揭露了日本军阀在我国东北实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真相,也能够证明溥仪后半生的成功改造已使他成为正义和公理必胜的形象代表。     

新形势下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思考

习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指引,是我们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铁律"。     

论伪满的文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对我国东北地区壮丽河山挥舞列宁所说的“火和剑”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奴役与镇压政策。毛泽东同志把这种政策概括称为“野蛮政策”。现在让我们看看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十四年统治时期,推行这种思想文化上的“野蛮政策”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哪些灾难和痛苦。总结这一历史,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有益的。一法西斯文化统治伪满文化具有高度集中、垄断的特征,一切文化组织机构都操纵在日本人的手里。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族民众的“皇民化”政策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以"满铁"及附属地为中心开始"经营"中国东北,为了继续推进其"大陆政策"和达到吞并东北的目的,在中国东北地区朝鲜民族众中推行了"皇民化"政策。日本在东北朝鲜族民众中推行的"皇民化"政策的险恶用心在于利用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族民众的"特殊法律地位",进一步巩固其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奴化教育及其危害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企图彻底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变成任其宰割的奴才。奴化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殖民政策之一,它形成了一套严密的教育体系,并采取了强制性的措施,试图摧跨民族反抗精神,使东北人民陷入没有追求、没有知识、没有爱国热情的愚昧境地,使中国永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浅析《三矢协定》

张作霖时期的奉系军阀对日关系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日关系的重要阶段。甚至可以说张作霖时期的对日关系发展状况决定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东北,而非中国的其他地区。在这个阶段张作霖与日本其实形成的是一种互相利用的"互惠互利"关系。双方在这一时期即在合作当中存在矛盾,又有矛盾冲突当中存在合作关系。一般以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界限,前期是合作大于矛盾,后期是矛盾大于合作。史学界一般对这一时期张作霖的对日政策评价为具有两面性。众所周知,日本于《乙巳条约》签订之后把朝鲜变为自己的"保护国",1970年又打着"保护"间岛地区朝鲜人的幌子,在间岛地区没立了非法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将势力深入到了地理位置重要且物产丰富的间岛地区。东北朝鲜人以及日本对东北朝鲜人的"保护"政策成为日本侵略东北的一枚重要棋子与此相对应,奉系军阀对东北朝鲜人的政策则成为其对日政策的一个缩影。《三矢协定》1的签订,标志着奉系军阀对东北朝鲜人的态度从"温和"转向"强硬"。     

论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抗疫中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各地新建成使用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打通民生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舆论主阵地,在发布抗疫信息、辟谣虚假新闻、协调物资配送、沟通社情民意、满足文化生活等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市龙华区等地利用县级融媒体中心创新性地实现从新闻发布平台向疫情防控指挥中枢的转变。广州等地融媒体平台开设"抗疫物资预约平台""电视课堂"等便民服务。今后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要融合社会治理,全面提升融媒体的防疫、抗疫综合能力。     

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比较问题探讨

对中日近代化过程中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要从文化形态学入手,首先判断中日基本文化形态,在此基础上研究其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并不能超越历史阶段。从基本文化形态来说,中国前近代文化为"先进自主文化",近代文化为"自主文化";日本前近代文化为"后进学习文化",近代文化为"学习文化"。从文化特质来说,中国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官本位主义文化,尚"虚";日本前近代和近代文化是实用主义文化,尚"实"。从文化心态来说,中国前近代以"大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从"大国文化心态"向"弱国文化心态"过渡;日本前近代以"小国文化心态"为主,到近代逐渐过渡到"大国文化心态",乃至"大国沙文主义文化心态"。中日文化差异是中日近代化差异产生的重要原因。     

日本文化论:解析与重构

"日本文化论"是个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中外学者提出过各种学说和假设:有人注重其固有传统而认为属于"东方文化",有人着眼于西化层面而主张属于"西方文化";有些学者强调其"模仿"特色,有些学者渲染其"独创"倾向;加藤周一倡导"杂种文化"学说,石田一良提出"变形玩偶"假设。作者对上述各领风骚的论说逐一解析,在此基础上渐次展呈"组装文化"、"嫁接文化"的构想。最后以"书籍之路"为视点重构"日本文化论",指出日本通过从中国输入书籍培植东方传统文化基因,由此创造文化的机制既非模仿也非独创,作者名之为"再生文化"。     

黄遵宪“国学”的“东学”渊源

中国近代,学界把"东学"狭指"日本之学术"。因为研究近代的黄遵宪"国学"与"东学"的关系,即借用了近代通用的"东学"之涵义。黄遵宪首先在《日本国志》中提到"国学"之词,并且多次提到日本近代意义上的"国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还叙述了日本近代江户时期的国学四大代表人物之一本居宣长。我国近代,国学界盛行"国粹"之说,也不可忽视黄遵宪的贡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给予了我国近代国学者极大的影响。我国近代学者通过《日本国志》,不仅了解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等,而且还了解了日本的文化,了解了日本近代的"国学",了解了日本的"国粹",黄遵宪对我国近代"国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并且黄遵宪也阐释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对日本学术有着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