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殿试制策之背景因素初探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层次。明代的殿试始于洪武四年,初期多是由皇帝亲制策问,后来多由翰林院的翰林们拟题,然后送交皇帝裁定。明代洪武永乐两朝总共进行了16次科考,相应的就有16道殿试制策题目。这些制策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如何治理天下国家而问,历史学在这些制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每一篇制策都要从时政的角度提出问题,鲜明地反映出时务策的特征。在殿试考试中能够脱颖而出,说明应试者确实具有很高的知识水平和运用知识的能力。     

清代殿试策问的分期及其与学术的互动

清初殿试策问强调咨政问策的功能,康熙亲政之后策问的教化功能增强。乾隆十年始殿试策问转向重视考据,其广泛的社会传播效应和示范效应,成为学术向考据学转型的契机。科举与学术形成互动效应:殿试策问肯定考据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路向,并选拔人才,同时也引导了学术的路径与走向。     

论明代前期史学之衰落

明代前期 (洪武至正德时期 ) ,一系列大规模史学活动的背后 ,透视出了封建史学走向衰落的信息。统治者对史学功能的强制利用、文化专制与文化恐怖政策的实施、理学侵入史学、皇族政治纷争造成《实录》失实、史官制度不健全 ,无论是对官方史学还是私家史学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论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想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在语言中划出一条界限: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明白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则必须对之沉默。可说的东西是世界和全部自然科学,语言和世界具有逻辑同构性,并指出传统形而上学的多数问题和命题都是对语言逻辑的误解。但不可说的东西才是他的全部心意所在。不可说的东西是世界之外的神秘的东西,包括唯我论、形而上学主体、意志、善恶、幸福、伦理、人生意义、世界意义、价值、上帝、世界存在和对世界之为一有限界的整体的感觉,这些不可说的东西以形而上学主体为核心形成了他的超验形而上学思想。     

论明代民歌中的世情嘲谑之作

明代民歌的內容极其丰富,除了私情,还有展露忧国忧民和愤世嫉俗之心,并表现放荡自适的情致,揭露社会黑暗,讥讽世风衰败,感慨仕途坎坷以及描绘酒色遭逢的內容,而且以嘲谑的方式娓娓道出.这些內容对体制的批判力量,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应成为世人小心珍藏的一笔文化遗产.     

唐前期边防中的跨界现象-以天宝元年唐与奚怒皆之战为中心的研究

唐玄宗天宝元年,朔方节度使王忠嗣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对于战场地点以及为何调拨地域范围并不接近的朔方军参战,历来学者们见仁见智.结合唐前期边防事例,此种“跨界”局面,应与唐前期兵制转型背景下的边防格局、中央居中调配的传统惯性以及重将威信密切相关.     

论东亚史中的枢纽地带——以明代大宁为中心

明代的大宁位于草原游牧区、东北渔猎区和中原农业区之间的地区,在明代政治、军事史中发挥着枢纽地带的作用.从地缘政治学来看,明代大宁地区在区位、资源方面具备成为东亚大陆枢纽地带的条件,也确曾在三个重要阶段发挥了枢纽地带的作用.但是,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内,只不过是作为缓冲区而非各方争夺的焦点或桥头堡存在,并未以其地理优势而影响历史走向.其作为枢纽地带,仅对历史具备描述价值而非解释价值,所以说,地理因素的影响只有在具体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得以实现.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明代学者论历史撰述中的“心术”与“公议”

史家品德和史书公正性问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明代学者从对作史之难的探讨出发,不仅对史家＂心术＂予以特别的关注,并使之逐步成为史学批评的一个术语,同时,他们还认为史书有＂明公议＂的社会功用,而史家有＂持公议＂的社会责任。明代学者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前人对史学的认识,同时亦引起后人对史学社会价值的深入思考。

Abstract：

The historian’s morality and the impartiality in the writing of history are widely regarded as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ography.Starting from the discussions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com-piling historiography,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 hav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Xinshu＂and gradually make a nomenclature of it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They also consider that the historical work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public benefit of specifying ＂Gongyi＂,while the historians should be endowed with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holding ＂Gongyi＂.These discussions have enriched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time to a certain extent,and have their significance to the society.Through an elaboration of the discussions of ＂Xinshu＂ and ＂Gongyi＂ of the scholars in Ming Dynasty,an evaluation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se discussions i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ical criticism will be made.     

忠君与忠社稷关系辨——论明代土木之变中的士大夫政治价值观

在明代土木之变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劝阻英宗亲征,拥立郕王即位,复又力主以礼奉迎英宗还朝,这些行为含有效忠君主之意向,然皆是以社稷利益为政治考量的基点.由此反映出士大夫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更根本的诉求还是将君主纳入社稷,亦即国家管理体系与利益层面,从整体着眼,以是否有利于实现朝廷的稳定与百姓的福祉等政治诉求,作为判断何种行为取向更具有合理性的依据,这是士大夫的核心政治价值观.在土木之变过程中,先秦以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理念被反复强调,并成为明代士大夫群体意识形态中较为活跃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构成支撑明中期以后士风趋向张扬的重要资源.从此而后,明朝臣下的谏诤之风陡然而盛,士大夫之君臣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趋于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