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明代民俗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儒林外史》所设置的明代背景一直被视为假托,论者们将研究的主要精力放在作者生活的清代,而不过多地探究作品与明代的关系,如此一来,便很容易造成对《儒林外史》文本理解的偏差,对许多涉及明代背景的描写视而不见,最终影响到对作品内容的总体把握.本文试图从民俗角度入手,探析《儒林外史》文本与明代背景的关系,希与学界探讨.     

《儒林外史》创作素材补笺数则

通过对《儒林外史》相关创作素材的钩沉考证，对作品中涉及到的王冕等人物和故事的相关内容加以补充笺证，以利于《儒林外史》文本的解读。     

王彦泓艳情诗情感梳理(一)

金坛王彦泓是晚明至民国近三个世纪中名声显赫的艳情诗人,诗集《疑雨集》一度成为艳诗代名词。王彦泓一生困厄,以追求声色之娱纾解屡屡落第与仕途无着的窘迫。仅从婚姻角度考察,在约30年的婚姻生活中,先后娶有发妻贺氏,妾阿云、阿姚、陆氏,在涉及妻妾尤其是涉妾诗中,香艳四溢,情艳交映。     

北朝的再嫁、后娶与妾妓

本文考察了北朝的再嫁、后娶、妾妓诸问题。作者认为:在北朝,再嫁是自由的,但守节仍被时论颂为女子的崇高品行,且佛教的兴盛还助长了部分厌世女子的守节之风;北朝轻贱庶出,后娶之风流行,妾的地位低,常类于妓,妾与妓的区别在于是否注入主人的家籍,但元孝友言“举朝略是无妾”是夸张失实的。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续论

《儒林外史》与明代社会关系密切。吴敬梓何以厚洪武而薄永乐,是和洪武朝礼乐制度的建立有关,而永乐篡位本身即是对周礼的违背,且自此之后,礼乐制度废弛。高启桀骜不驯,其性格与魏晋人物类似,吴敬梓推崇六朝,但由文中所及《高青丘文集》看,吴敬梓对高启极为熟悉,从其个人及文中王冕行迹看,吴敬梓及其创作受高启影响更大。明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清代对于明人结社态度多为否定,吴敬梓当受特定时代思潮影响,对文人结社也比较反对。《儒林外史》涉及文人结社颇多,且多为反面,这一现象当与吴敬梓个人态度有关。     

儒林外史创作素材补遗五则

《儒林外史》的创作素材十分丰瞻,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朱一玄、刘毓忱《儒林外史资料汇编》等专著已总其大成,周林生等又做了一定的补充。笔者通过阅读明清相关史传笔记资料,又发现一批新的《儒林外史》创作素材,现将这些材料陆续整理出来,供研究者们解读《儒林外史》时参考。     

试论《儒林外史》“卧评”本关于人物描写的点评

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卧闲草堂”评点（以下简称“卧评”）,对《儒林外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精妙的论述。其中关于如何刻画人物形象的点评,对于我们探求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理论有着深刻的意义。本文将对“卧评”关于《儒林外史》人物形象描绘手法的点评作一番浅显的探讨,从而稍稍体味“外史纪儒林,刻划何工妍”的高妙。一、给风给水,直书其事“卧评”在《儒林外史》第四回总评中说,作者刻画人物“乃绘风绘水之手段”,“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在第三回总评中也说：“作者之笔,其为文如雪,因方成,遇…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论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不只是表现手法 ,而是总体构思和具体描写中有反思明史、总结明亡历史教训的用心 ,委婉曲折地表达了怀念明朝的民族主义思想感情。这在清初至清中叶汉族士人创作的小说中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儒林外史》文体渊源试探

《儒林外史》不仅仅是直接从白话通俗小说发展而来,其文体渊源可追溯到《世说新语》,在不重纪事而追求人物神韵、文人性、真人轶事性、谐趣性以及适应于创作宗旨的分类结构等诸多方面,《儒林外史》都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吴敬梓在汲取《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文化精神之同时,把《世说新语》的文体因素融化到白话小说的创作中,使《儒林外史》的小说文体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两个姓赵的姨娘——《红楼梦》与《儒林外史》侍妾命运比较

《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同时塑造了两个侍妾形象,即贾政之妾赵姨娘,严监生之妾赵氏。小说家通过这两个姓赵的姨娘,把封建家庭的侍妾形象、社会地位以及她们所代表的侍妾文化,十分生动地展现了出来。赵姨娘有儿子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赵氏没有了儿子,她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赵姨娘和赵氏的命运可谓殊途同归。有儿子,并不能改善作为妾的地位,没有了儿子,作为妾的身份却牢不可破。到底是性格决定命运,还是礼教左右人生,比较两个姓赵的姨娘的生命归宿,发人深思。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犯罪目的实现说”否定论

作为犯罪既遂判断标准的学说，“犯罪目的实现说”不仅使犯罪既遂的判断偏离正确的方向，使犯罪既遂的认定呈现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且不当地缩小犯罪未遂的成立范围。对“犯罪目的实现说”应予以否定评价。     

论羁押场所死因调查制度

欠缺具体调查程序等诸多缺陷,有必要借鉴英美法系独立调查模式和大陆法系附属调查模式,完善我国相对独立的调查模式,具体可以从确立检察机关的统一调查权、确立强制调查原则、强化调查手段、增设羁押主体的配合义务、扩大死者家属的参与权、明确调查结论的内容、限定调查结论的效力等多个方面进行改革。     

论从犯原因力的判断

从犯的原因力是指成立从犯所必需的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之间产生的内在的必然联系。从犯是否成立,要经过一般性判断、具体性判断和排除性判断三个环节。一般性判断主要考虑是否具有成立从犯所要求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具体性判断涉及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主观判断和客观判断、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排除性判断主要考虑刑法分则的特殊规定和刑法总则中的但书。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论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 ,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增强竞争力是现代企业管理的一项迫切任务 ,其中企业伦理建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也逐步显现出来。本文围绕现代管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伦理对现代企业管理的伦理性进行分析 ,并就如何应用企业管理的伦理性来规范和提升管理行为提出一些建议 ,力求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     

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基础与立法观点之我见

当前证据规则的立法已成为法律界关注的焦点,但在认识上不统一,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予以解决.为了强化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需要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同时诉讼过程有客观规律可循,亦需制定规则以统一证据的运用,这就给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了理由和理论根据.而证据规则与自由心证原则相违背,因而证据规则的制定宜粗不宜细,以保障人权和保证适当的心证为限.     

应用意识流手法的艺术尺度

意识流手法是描写人物心理的一种有力的表现方式,在当今小说创作中仍被广泛应用着。但是,任何表现手法,只能适应特定的生活内容;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会陷入滥用与玩弄技巧的歧途。文章试就应用意识流的艺术尺度加以界定,以便更恰当地对其运用。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2014年《蒙特利尔议定书》对1963年《东京公约》的修订

鉴于对航空器安全及机上人员财产安全的关切和对遏止机上非循规与扰乱行为的关注,经数年努力,修订1963年《东京公约》(即《关于在航空器上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的《蒙特利尔议定书》于2014年4月在国际民航组织主持召开的国际航空法外交会议上审议通过。该议定书在适用范围规则、刑事管辖权规则与飞行安保员规则等三方面对《东京公约》作出重要变更,其努力值得肯定。然而,对议定书与《东京公约》的对比分析和对议定书约文本身的详细考察均显示,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几项主要修订尚欠成熟,且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与缺陷,势必影响其目的的实现。《蒙特利尔议定书》对《东京公约》的修订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其生效前景也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