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明清乡约研究述评

明清乡约研究虽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仍主要是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且这些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又集中在南方。另外,对于明清乡约的类型、乡约的行政组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明显滞后。因此明清乡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宋代乡约的推行状况

宋代乡约是明清乡约的源头和榜样,但却未像后者一样成为乡里的重要组织,原因是它属于纯由士绅自主发起的民间组织,既强调民众本着自愿原则入约,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乡里教化,在宽猛难于适当的两难困境下,往往偏于严格约束因而导致成员认同度下降.乡约最终只限于吕大钧、阳枋、胡泳、程永奇、潘柄等少数几位理学家推行,意味着在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下,它只是理学家们的一种道德理想模式.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由《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看明代乡治

《泰泉乡礼》之《乡约》和《保甲》卷记录了明代乡治中"乡约"和"保甲"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乡约制度的显著特点在于它是一种由乡绅倡行、乡民互约的自我教化制度;保甲制度则是一种体现皇权控制要求的乡村社会治安制度。对于乡村社区而言,这两种制度各有其功用,同时两者间也有着密切联系。明代这种乡治制度反映出传统中国对乡村的治理总是在虚拟的政权和虚幻的自治之间游移不定。     

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广谱哲学话语体系的依据、由来和发展

话语体系的问题在当代越来越受到重视,广谱哲学提出二十几年来,其话语体系的独特性和鲜明性也愈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它与其他哲学话语体系的联系和区别也显得更为突出。虽然广谱哲学的话语体系不是直接来源于思辨哲学和实证哲学,但在逻辑上却是它们的辩证扬弃,既肯定和发扬了它们的合理内核,同时又抛弃了它们错误的和不合理的成分,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共同体建构

实践共同体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结合实践共同体的内涵与特征,剖析教师实践共同体的内涵与类型.实践共同体在推动教师角色的转变、引发教师学习方式的变革、促进教师的实践性反思及激发教师的情感归属等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建立开放的学习系统为教师合作学习提供平台;突显主体参与的价值以凝聚教师的情感力量;建设共享的共同体数据库以突破共同体学习的时空限制是教师实践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话语实践:实践美学对后现代话语理论的超越——兼与章辉先生商榷

章辉认为实践美学没有吸收西方新的人文科学知识而走向终结。但从西方20世纪现象存在主义、解释学、考古与系谱学、交往理论以及巴赫金的表述理论等对“话语”的张扬,表明实践美学提出的话语实践类型,不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而且能融入到后现代语境之中,并超越了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从而使实践美学成为一种现代美学潮流。     

西方歌剧Leitmotif(主题)技巧的起源与发展

Leitmotif被广泛地运用在西方歌剧中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论述了leitmotif的起源与发展。早期Leitmotif它的特征是反复出现但是变化不多。后来韦伯发展了这一技巧。他不仅在leitmotif再现时增加了和声和节奏上的变化,而且还用leitmotif将歌剧各幕之间联系起来,起到了贯穿的作用。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将leitmotif技巧的运用提到了最高的水平。瓦格纳创造性地将多个leitmotif交织在一起运用,形成一个大的音乐网。并用此网从始至终与剧情紧密配合,使其成为作品必不可少的主体。从而打破了歌剧原有的固定型式,为歌剧的发展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视域融合下南海海洋文化共同体的源流与脉动

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追根溯源,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对于理解当前文化战略中所提出的文化共同体概念具有借鉴意义。南海海洋文化衍生的跨界海洋文化共生关系,更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地域在共生的世界格局中相互整合和交流的必然性。因而在视域融合的理论前提下,探讨南海海洋文化跨界交流的可能性及其流变,探寻南海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脉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中华帝国”概念的起源(1516—1688)

欧洲建构中华帝国(the Chinese Empire)话语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元朝以后,因海员在16世纪初的航海活动中接触到China,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政体的概念始有更新;巴博萨和传西栾那因触及的维度不同,先后以王国和帝国概念来理解明朝。1585年门多萨基于朝贡制度的多级体系,指出China属帝国级别;此后经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而至柏应理,以帝国-王国等级比对、欧中概念对译和谱系建构等方法渐次建构出中华帝国,并以清朝接续之。但欧洲的帝国观基于军事暴力,政体等级亦限于两级,与中国的政治经验相左,故无法解释中华体系;相反,中国政体模式则包容之。     

港台社区工作的源流与走向

对香港和台湾社区工作与社会福利政策发展的历程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并且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提出了我国大陆地区向两地借鉴社区发展经验的基本思路,尤其强调了社区工作本土化的重要性。     

英语主位结构与英语语篇教学

英语主位结构与信息分布规律对英语语篇教学有深远的意义。在教学中 ,我们往往凭直觉来判断语句是否连贯 ,是否具有可接受性 ,这是不科学的     

翻译实践中的语篇意识

从语篇角度入手探讨了语码转换过程中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强调翻译是一个动态的策略选择过程。由于语篇本身以及与语篇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间语篇结构和文体的差异给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技巧的采用造成了困难。本文也说明了语篇功能、语域和语境在语篇翻译时的作用,认为对同一个翻译问题采取多层次、多视角的思路有助于提高译文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