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间性与学科认同——基于泰国研究经验的方法论反思

海外民族志研究者与对象国的本土学者进行交流所产生的文化间性,具有深刻的民族志寓意。文化间性在这里具体包含两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本土人类学家的生命体验、政治立场和学术观点将是人们所要研究的社会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由民族志文本来呈现。其次,与本土人类学家的知识交流将在人们之间形成平等的对话关系,并由此产生对于国际人类学话语权威的反思和解构,这构成了海外民族志的重要知识论背景。跨界研究将不再是"帝国人类学"所代表的把政治与知识上的优势强加给对方,而是意味着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对于内部视角的重视,多视角的形成以及交流后产生的互文效果应当是构建世界人类学这一学科认同的重要基础。     

村落社会研究与民族志方法

本文回顾和反思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对村落研究的经验,检讨了其中的理论得失和方法论上遭遇的挑战。文章认为,已有的村落社会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于村落社会的民族志以及在此基础上抽象出来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对话。笔者认为,民族志研究要秉承三个原则,即民族志的“问题意识”、民族志的时空构架以及民族志的“人本问题”。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未来对村落社会的研究应该在“超越乡土社会”的基础上,走向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对话。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网络日志:一种“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可能

在民族志文本的"写作"和"表述危机"的背景下,笔者通过对"网络日志"与"民族志文本"在"谁在写-为什么写-在哪里写-用什么写-写什么"的系统性过程的描述,开始寻找"网络日志"成为"自我反射式"民族志文本的合法性所在--以"自我反射"的方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思想变迁等背景下以"我"为主体与"世界"进行对话的民族志写作.     

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

主体民族志重在揭示他者("被书写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寻求民族志者与他者之间的视界融合及其所依赖的共同概念基础,比照西方人类学学术史语境中的"民族志新本体论回归"而言,具有局部体现和路径补充的重要学术价值。在"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之后民族志如何前行"这个关乎民族志未来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场域中,由主体民族志所集中体现出的包容民族志者、他者以及读者等各种主体诉求在内的"人志"走向,是民族志前行的一种代表性发展方向。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谢林轩《越南人类学田野笔记》出版

近年来,海外民族志研究方兴未艾。中国学人"走出"国门,从本国需要出发,对海外民族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自觉以世界眼光和社会科学视角,试图展示和剖析一个"真实的世界"。而这其中的过程无疑是困难重重的。谢林轩著《越南人类学田野笔记》即     

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上)——中国认知传统与区域文化理念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概括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一、与传统民族志撰写方式对话,提出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和"不浪费的人类学"。二、与传统社区研究对话,提倡人类学区域研究,提出中国社会动态结构与"新平衡论"和"中国历史民族/民俗区";以过程研究,提出"文化关联反观法"和"回访再研究范式";力主问题研究,与科学领域对话,提出"文化力量介入科学"和"作为文化的组织"。三、与西方汉学人类学对话,提出中国动态宗族模式"准-组合家庭"、"理念宗族"与中国乡村人类学。四、与社会史和民族史对话,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与"传统激活"。     

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下)——中国认知传统与区域文化理念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概括庄孔韶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方法论诉求之意义:一、与传统民族志撰写方式对话,提出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和"不浪费的人类学"。二、与传统社区研究对话,提倡人类学区域研究,提出中国社会动态结构与"新平衡论"和"中国历史民族/民俗区";以过程研究,提出"文化关联反观法"和"回访再研究范式";力主问题研究,与科学领域对话,提出"文化力量介入科学"和"作为文化的组织"。三、与西方汉学人类学对话,提出中国动态宗族模式"准—组合家庭"、"理念宗族"与中国乡村人类学。四、与社会史和民族史对话,提出"历史人类学的原则"与"传统激活"。     

实验民族志文本书写与现实建构——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实践与反思

边疆少数民族创造出多元和复杂的区域民族文化,正是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情境当中,更多的实验民族志文本被社会实践所建构,成为人们互动和选择的现实依据和社会事实.当代实验民族志更多的是关注“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本文基于哈尼族“村民日志”的讨论,结合马尔库斯和费切尔实验民族志书写理论,反思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质和社会结构,尝试提出“文化持有者”进行反复社会实践所建构的路径和维度,以期进一步理解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文化自觉意识.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史

中国大陆海外民族志研究近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学界对于中国海外民族志的发展历程未能仔细梳理,这制约了海外民族志的发展。本文对中国古代海外记述传统、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者在海外的实地调查及其著作、中国人类学界海外研究的早期案例、20世纪50年代以后台湾香港学者所作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人类学界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作了较为系统的爬梳,以求勾勒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史的总体轮廓,说明每一时期海外民族志发展的特点及研究重点的变化,为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大规模开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     

作为文化批评的后殖民思潮:人类学的反思与实践

作为后殖民思潮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人类学不但将其作为寻找学科定位的重要工具,更是将停留在文化批评层面的后殖民思潮推向田野实践,为后殖民思潮的反思提供了丰富的现实个案和实践路径。虽然中国在客观上不构成"后殖民情境",但仍可在文化批评的层面上讨论国外人类学在后殖民反思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民族志个案,以此丰富和拓展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内涵和视野。     

全球学术对话背景下的海外苗瑶学术文献资源研究——寄语“海外苗瑶研究”栏目

两年以前,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在设立海外苗瑶族群研究中心之初,就积极联合国内外相关学术力量,高度重视海外苗瑶学术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将它作为研究院的基础建设,作为中长期核心研究方向,试图从苗族和瑶族这两个国际性的山地民族入手,在民族学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做出新的尝试。为进一步推动世界苗瑶民族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献梳理、评述和批判工作,加深国内学界对海外苗瑶民族现状和海外苗学瑶学研究的了解,研究院与国内民族学学术期刊合作开办"海外苗瑶研究"、"海外苗族文献研究"和"山地民族与文化"、"世界山地文明比较"等栏目。这些举措对于我们在全球学术对话的背景下夯实国际学术交流的基础,推动中国民族学研究与世界学术主流相接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禄国民族（ethnos）理论的构建与修正

史禄国提出的民族共同体与涂尔干学派强调的社会同样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集体表象形式。史氏起初试图以人口密度、土地、文化关系构建民族（ethnos）理论，后期则逐渐放弃量化路径，转而从“丛体”概念出发，结合西方从共同体到国家的演变框架与满-通古斯田野材料发展出历史-民族志方法论。史氏立足于中国经验并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对话中，揭示出北方通古斯氏族制度的自然状态以及社会与文化从自由迁徙到进入地缘政治后社会组织与民族志丛体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客观机制，并从传播论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及其载体自下而上层层推进的进程。此后这一理论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继承，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从文化反思到自我表述:清末“回耶对话”再考察

宗教对话是增进互相理解和尊重,建立宗教间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渠道。清朝末期,云南伊斯兰经学大师马德新、马联元针对基督教的宣教攻势,写下《据理质证》和《辨理明证语录》,积极回应并与传教士展开宗教主张、宗教理论层面的学术争辩,开启了中国的"回耶对话"。学术界对这场宗教对话进行了多维度研究,但对其发生的内在原因解读不足。文章通过对清末"回耶对话"这一文明对话个案发生原因的深入分析,指出文化的空间相遇与频繁互动是对话的前提,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是对话得以实现的核心基础,强烈的文化反思、自觉意识和自我表述的愿望是对话的动力源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文化心理是对话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     

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从保存到展现

本文根据国内外影视人类学历史和理论并联系影视人类学新的认识和实践 ,从人类学理论阐述和影片的定位入手 ,对人类学的影视表现作品从保存到展现变迁进程进行了梳理并探讨其原因 ,认为民族志电影“科学”、“客观”、“真实”并非是绝对 ,是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在“科学”、“客观”、“真实”为取向的传统民族志话语下“合理的存在”的结果 ,这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中国有着共同的表现。随着民族志对传统书写民族志所谓的“科学典范”的质疑 ,携带被研究者声音和对话的“开放”的民族志作品出现有助于当代民族电影摆脱“科学”的禁锢。不同于文字作品 ,民族志电影作为人类学的影视表现形式 ,是通过镜头所建构的图像寻求对文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 ,本文提出展现是人类学用“形象化语言”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客观要求并具体阐述了民族志影片的新定位和多元化的表现形式。     

喜马拉雅区域经验与知识谱系构建

在反思中国崛起和谋求与世界对话的"去中心化"背景下,梳理国内外有关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情况,在反思中国学界对"世界"知识与中国的认知局限的同时,找寻出中国开展以喜马拉雅区域为例研究的可能路径。文章提出:首先应厘清区域研究全貌与体系,建构喜马拉雅区域文化领域的知识图谱,形成对话基础;其次,搭建对话平台,推动研究信息分享与交换;促进相关学科资源整合,营造对话语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与西方话语体系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语境下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理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异中求和：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共同观照——兼论政治人类学的“中国之治”最切关怀

当今中国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取得了明显进步。尽管其学科地位与学术建制存在不少争议,其作为人类学而非政治学的分支学科也已得到了更多认可。但是,这并不妨碍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学将该学科视作自身的对话伙伴与理论之友。文章梳理了西方人类学的五大范式,并以国家研究与政治文化研究两个领域为例来剖析政治人类学与政治学的区别及联系,揭示学科内在逻辑、演变历程与发展趋势,立足学科之间的互补性,呼吁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彼此,实现融合创新。有必要将历史的想象力与民族志的精微相结合,在现代化、经济全球化与生活在地化并存的当代加强政治人类学学科话语,拓宽"中国之治"的问题域并提高研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