悍妇与乡约

大理洱源县凤羽乡有个偏僻的村子叫做"铁甲场".我去过大理三次,也路过洱源,但从来也没有到过那座村庄.这些天乱翻书,才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大理历代名碑>的第537～538页间接了解到这个村名.     

超越"类型"的地方文化:--读《地域的等级》

大理喜州的“再研究”意义位于苍山脚下、洱海之滨的大理喜州(西镇)注定不会是一个平凡的村镇。这里曾经是大理地区最古老的城市。随着时间的流逝,喜州从一个区域性的文化政治中心演变成了一个看似平凡普通的村庄。由于承载了一段不平凡的历史,也得益于大理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这个今天看起来只相当于“乡”一级的地方,成为了中国人类学研究和大理白族文化研究的重镇,也同时成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和而不同”这一文化智慧的地方。围绕着一个不平凡的地方,必定会产生一些不平凡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将会构成一种知识演进的学术史,喜州便具有…     

清代白族地区的教育开发

白族自古以来就是以云南洱海为中心的土著居民,早在两汉时期,王朝设置叶榆(大理)、邪龙(巍山)、比苏(云龙)、云南(祥云)四县,隶属益州郡,这是将洱海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统辖之始。唐代建立了南诏国、大长和国、大天兴国、大义宁国,宋代建立了大理国五个长达515年的地方政权。白族是我国西南历史最悠久、经济最发达、文化教育最繁荣、文人志士辈出的少数民族之一。白族聚居的中心——大理,被史学家誉为“文献     

社会性别视角之下的莲池会村落认同研究

莲池会和洞经会是云南大理白族老年男女的民间信仰结社组织,基于社会性别的研究视角,以"洞经会"的男性群体为参照,呈现白族妇女"做会"过程中的"在场",发现在白族农村社会中,老年女性以结社文化发挥自身能动性来突破家庭的限制,在传承村落文化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小云南”——独特的移民文化符号

我国山东半岛、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分布众多"小云南"人后裔。其先祖来自明朝在今云南祥云县境内设置的洱海卫,为卫所中屯戍的军士及军户。明洪武永乐年间,调防山东半岛屯戍抗倭。明末清初屯戍制度废除后就地落籍为民,清末部分后裔随"闯关东"大潮迁居东北。一些先祖来自洱海卫之外卫所所谓"小云南"人后裔,是移民迁徙中产生的文化认同现象,因此"小云南"已成为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符号。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之十九 大理“海灯会”与白族“甲马”

大理是云南较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期,这里先后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并持续五百多年。大理一度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白族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与汉族及其他民族共存互动,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独具特色。“海灯会”与“甲马”,就是由汉族地区传入,至今仍然活跃在大理民间的文化遗珍。本文将从易学的视角,探讨这两种文化现象的哲理内涵,并进而说明二者在原理上的一致性。     

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

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英国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正式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划道衡所带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其他说明献"大理所管之地"的图、"献土称臣"及要求出兵援助的信件,都是离开大理以后形成的,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直接授权处理的合法依据.这些离开大理以后在云南以外形成的<上英皇表>及信件本身,不能证明刘道衡具有大理政权"使臣"的合法身份.诸种史实表明,刘道衡不是杜文秀派出的"使巨",他以杜文秀"义子"的身份充当杜文秀派往英国"使臣"的身份是假的,是他脱离柳映苍派出的以马似龙为首的使团后自封的.     

松潘、巴塘、中甸——记三个西部城镇的研究

<正>2014年以来,几位青年一代人类学研究者在本文作者之一(王铭铭)的组织下,形成了一个课题组,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下,以"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格局变迁"为主题,对"藏彝走廊"多个城镇进行了历史—人文区位学考察。"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广为学界所知的区域性学术概念,(1)主要指今日甘青、四川、云南、西藏几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与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及由这些区域构成的文化通道。(2)作为"中间圈"(3),历史上经过"藏彝走     

“扎裤腿”与“织网子”:病毒笼罩下的村落命运共同体——来自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岭前村的民族志报道与思考

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乡人在地理上对村庄进行了"扎裤腿",同时将家户和人口"织网子",由此构建了村落防护共同体,以之应对病毒传播或人群被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村落命运共同体是由中国政府设计,通过层层行政动员方式,由村落政权组织实施,全体村民自觉自愿参与而形成的。它建立在传统村落社区的基础上,既是一个地缘意义的共同体,与村庄的行政地理边界完全吻合,也是一个乡土人际关系的共同体,与家庭亲属关系、邻里关系、伦理情感等传统纽带有密切关联。"扎裤腿"和"织网子"是其明显的建造技术与策略,它具有排外性和临时性特征。当疫情过去,这个共同体很可能会自动回落到原来乡村社区状态,不会对村落结构产生多大文化影响,但若干年后会存留一定集体记忆。就预防措施而言,国家应该恢复"赤脚医生"建制,做到每村一医,逐户逐人进行筛查,而不仅是对村庄实行简单的行政堵留或排外,而且可以应对未来暴发的各种流行病。同时建议,在疫情过去之后启动"健康乡村"建设项目,与"美丽乡村"建设并行推动,以提高我国广大农民的身体素质和幸福指数。     

故乡的原风景：村落人类学（之一）

村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及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的载体。中国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与源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魂,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虽然传统上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也以一个社区或一个村庄为研究区域,具体到中国的实际,尤其是当下我国西南省份的传统村落已纳入到住建部等部门公布的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民族地区特色村寨已纳入省级保护绿色发展道路之背景下,对村落的研究就有了特殊意义:其核心是保护传统文化,根本是保护人。为此,本研究立足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基于社会人类学与新近之文化熵和弗兰肯斯坦鹰理论,论证中国西南所赋予村落人类学研究的区域性、必要性与独特性。     

嘉绒藏族的姓氏文化与村落社会的传统互助——以甘孜州沈村藏族为例

在嘉绒藏族的原生态文化中,独特的姓氏制度可以追溯每个家庭及其成员的父系来源,实现父系继承关系,这是姓氏制度的内在功能;以"房名"为血缘特征的姓氏文化和联姻形成的姻亲关系,成为村落社会中的二元亲属关系,通过亲属关系结成了村落社会的互助网络,这是姓氏制度的外在功能.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这些具有原生态的文化特征作为嘉绒藏族的文化认同现象,迄今保持不变.     

白族风情芙蓉桥

正4月12日,一年一度的"三月街"文化艺术节在张家界市桑植县芙蓉桥白族乡新建的白族文化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富有当地白族特色的文化盛会,让藏在武陵山脉腹地的这个白族乡村热闹非凡。"三月街"亦称"观音市""观音街",是白族传统的盛大节日,也是白族传统的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娱活动的盛会,流行于云南大理等地。"三月街"为何能在远离云南大理千里之外的张家界芙蓉桥乡继续盛行呢?不禁令走访的我们产生了好奇。张家界既有"奇峰三千、秀水八百"的绝世美景,让人神往;又有"芙蓉白族来路远,苍山脚下有家园"     

社会文化变迁中的白族农民——大理周城村民段元参个人生活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农村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农民到底能否适应这种社会文化变迁?如果能够适应,其文化基础又是什么?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民段元参个人生活史的描述与解读,揭示了白族农民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及其文化基础.     

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我国是由多个民族而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五十六个民族为中国历史创造了悠久丰富的民族文化^[1]。现如今我国在进步发展中人们的生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立足文化角度而言,在现代化社会文化的冲击之下很多能够体现民族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正在大量弱化,一些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语言、服饰、民族舞蹈、礼仪习俗等民族特色文化遗产正在逐渐流失。而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以前是中国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与未来中华文化不可切割的一部分,所以,如何在我国现代化快速发展中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

杜文秀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坚决的,即决不允许侵略者以"探险队"的名义进入云南探测道路、绘制地图等,并命令他们即刻离境.而所谓"回教国"问题,不过是一份散发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阿拉伯文传单,被称为是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早在100多年前有人就否定这份传单与大理政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至于刘道衡出使英国,通过大量的新的资料研究显示,如<上杜公书>与<上英皇书>的剖析,英缅政府及伦敦方面对刘的怀疑等等,刘的所谓出使英国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大理政权无关.     

变迁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村落仪式民俗——以布依族“报笨”为例

社会转型与变迁成为村落生存的外部环境诊断意味着村落后乡土特征的呈现,这促使村落以内部结构调整与文化变迁来消解来自外部环境之不一致带来的不适。少数民族村落空间的特殊性将村落与民俗二者绑定为一体,仪式民俗的展演是集体记忆与集体认同的实践结果。"报笨"作为布依族重要的仪式民俗,面对其社会空间变迁所呈现的式微值得关注。面对布依族村落后乡土时代背景下"报笨"民俗传承的困境,"报笨"民俗在村落变迁中呈现消逝和融合之外,亦可探讨其他可能性出路。     

从宗祠到文化礼堂: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功能研究

村落建筑文化遗产的开发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在政府管理者自上而下的建设下,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村落传统建筑遗产在功能上呈现历史性的转变。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澧浦镇琐园村个案为探究对象,对比了该村村落公共建筑从传统的"祠堂"到现代的"文化礼堂"的功能变迁,并在"乡村旅游"和"遗产运动"的大环境下,反思村落建筑遗产的主体性,从而为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借鉴意义。     

宗教的变与不变——读格尔茨的《被遵从的伊斯兰》

<正>《被遵从的伊斯兰》,抑或《被观察的伊斯兰》,书名(IslamObserved)即已显示出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²006)的独特文风。这一以"伊斯兰"为中心的一语双关,①其深刻的人类学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主客位视角的兼顾。本书可以说是开人类学研究伊斯兰教(anthropology of Islam)之先河,②而其副标题"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发展"则揭示了展开此研究的经验基础。作为二战后并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     

多元文化背景下唐代九隆传说探析

九隆传说是西南地区历史悠久、流传广泛的族源传说。本文以历时性的研究视角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分析了唐代流传于洱海地区的九隆传说所发生的演变,并分析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在唐代,为了遏制吐蕃的扩张,唐太宗支持蒙舍诏统一洱海地区建立南诏,成为了唐蕃之间的缓冲地带。与此同时,在以蒙氏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下,九隆传说也出现在了南诏蒙氏的祖先故事中,它超越了祖先故事的范畴而具有了政治功能。作为在唐蕃两大政权之间生存的少数民族政权,中原文化对于南诏产生了很强的辐射与影响,由于南诏统治者对汉文化的认同,九隆传说也成为南诏协调与唐政治关系的纽带。同时,由于佛教在洱海地区的传播,九隆传说又被纳入到佛教文化体系之内,成为统治者统一部酋文化、建立文化认同的工具。文章认为九隆传说从早期的单一线性叙述到唐代演绎成为粘着了多种文化因素的故事体系不仅是由于统治者的政治操弄,也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原文化、佛教文化和本土文化都对其产生了深刻影响。     

大理地区元代帝国构建中地方社会的作用

大理地区拥有长达六百多年的地方王国统治时期,随着蒙元军队进入,当地社会逐渐被纳入到元帝国统治之下。元王朝在大理地区的帝国构建进程包括兵民一体、兵民兼管两个阶段,但这一过程中,地方社会的控制权力实际上一直掌握在段氏总管为首的大理国贵族故旧手上,其权力体系直接继承大理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甚至元末大理社会精英的力量再度崛起。我们将以元代大理地方社会的具体运作为本位,自下而上的探讨元帝国构建在西南边疆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