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挑战与机遇中发展的木帆船业——以近代淮河流域为中心

淮河流域水运资源丰富,长期以来,木帆船一直是主要水上工具。然而当历史的车轮驶入近代,在轮运业兴起和漕运废止的双重打击下,流域木帆船运输业一度趋向衰落。面对挑战,木帆船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身小巧灵活、成本低廉、可在滩多水浅的支流航行等特点,仍然在两淮盐运、商贸运输及支流短途客运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新中国美术(1949—1976)作品中“家”原型解读

建国初期,家族文化面临崩溃的命运。但是新中国美术(1949—1976)作品表现出对集体主义大"家"与"父亲"的崇拜,对父权制话语的认可,阶级仇恨的描写走不出家族复仇的局限,可见"家"作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并没有随着"家庭"的被迫解体而销声匿迹。"家"原型在新中国美术(1949—1976)创作中彰显了勃勃生机。     

淮河流域航空运输业的发展与变迁(1949—2009)

改革开放前,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淮河流域的航空运输业与中国其他地区相似,也较为落后。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淮河流域各地市航空运输业在机场建设、航线航班数量、客货运载能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经济圈相比,淮河流域整体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从而使其航空运输业与这些区域有着较大差距。从区位差异中寻求共同发展的道路,缩小与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差距,应是淮河流域今后整体发展的方向。     

近代农民土地短缺日趋严重的主要原因——以民国时期苏北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苏北农民土地短缺是由官僚、地主、商人对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和沉重的人口压力造成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主要依靠自身劳动力,年复一年地以落后的耕作方式进行生产。在沉重的地租剥削下,处于入不敷出的艰窘境地。由于土地短缺,特别是土地占有不平衡与人口压力的双重作用,将农民推出家门,迫使他们走上离村之路。     

论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特征——以淮河流域为研究中心

汉代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范围极为广泛,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分化明显,呈现出淮河流域成为南北分界线、分布重心渐趋向东南偏移、文学家族增多等鲜明特点。两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贸易的发展、政治重心的偏移、地理条件的便捷和文化交融的传承是促使汉代淮河流域文学繁荣、作家众多的根本原因。     

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一带匪患严重,社会持续动荡,主要原因是灾荒不断、官府腐败、民众关系紧张等。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匪患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活动频繁、规模大,有的甚至组建成近代化的军队;二是与反清斗争结合在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目标;三是仍以区域性活动为主;四是宗族色彩鲜明。针对日益严重的匪患,清王朝主要采取派兵进剿、抚慰收编、组建团练、赈灾济民等措施,但是成效甚微。晚清淮河流域匪患问题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至民国时期更为严重,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文化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9-1966年新中国贞操观的变革——以北京地区为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贞操观相较于民国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1949—1966年是新中国成立初的十七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七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贞操观又显著呈现了不同的特点，故本文以“文革”前后为界，以北京地区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贞操观的变革进行了探讨，总结了这十七年间贞操观变革的历史意义与局限。     

《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 (1924—1949)》读后

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魏文享著《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一书,该著以1924—1949年期间国民党领导下的农会组织研究为脉络,体例上划分为传统乡村组织与新式农会的兴起;革命化政党与农民组织化道路;国民党执政后的农会重建;农会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     

灾荒与近代社会变迁——以陕北地区为中心的讨论

近代陕北地区的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其中光绪初年的大旱灾、民国17—21年的大旱灾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灾荒尤为严重。严重的自然灾害对陕北地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口的大量死亡和流离,使得劳动生产力锐减,农业生产凋敝;灾荒使陕北生态环境和气候进一步恶化;灾荒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冲突与失范;同时灾荒造成的社会动荡形势,为革命思想在陕北的广泛传播及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客观上创造了有利条件。灾荒发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社会因素的破坏：首先,陕北地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其次,水利工程的失修和不完善;以及过度的开荒、造田、毁林使生态环境和农业气候遭到破坏,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近代陕北的灾荒给我们以诸多的借鉴与启示。     

近代华侨投资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以闽南地区为中心

以闽南地区为切入点,揭示近代华侨的投资直接影响、制约着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范围和深度:外向型的工业、近代化的城市、商业消费的物质生活.但这种变迁并不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内在良性发展的基础上,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受多种不稳定因素左右的侨资上,因而极其脆弱.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官绅民形象的传统描述及影响——以山东省郓城县乡村社会 (1900-1949)为中心的考察

官绅民形象传统描述的意图在于通过道义教化维持统治秩序.此种描述对共产主义革命前的近代乡村社会各阶层施加了重要影响.抗战时期革命的发动方式、实行措施与官绅民形象传统描述具有密切关联.在其后的土地革命过程中,官绅民形象的传统描述亦彰显出其独特的影响.     

灾荒记忆与后灾荒时代的苦难叙事——以当代淮河流域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灾荒之频繁,危害之严重,影响之深远,远较其他地域尤甚,形构出淮河流域一种典型的灾荒文化记忆,全面而深刻影响到淮河流域文学的主题选择、价值取向、审美风貌及艺术格调。即使在后灾荒时期,当代淮河流域文学仍感受着"灾荒记忆"这一"深层结构"的存在,无论在叙述形式,抑或叙述内容等方面都能触摸到灾荒文化的脉动。当代淮河流域文学的灾荒书写具有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多重阐释空间,表征着当代淮河流域作家个体体验与现实关怀、审美书写与责任担当等现代性价值观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彰显出淮河流域文学的公共性命意。不过,囿于当代淮河文学难以对淮河流域民众在现代性冲击面前因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本土与他者间的矛盾或冲突而引发的内在灵魂的挣扎和痛楚予以艺术转化和审美超越,也失去了由此而可能生成的思想深度和文本厚度。如何促使当代淮河流域作家的成长、成熟,才是淮河流域灾荒文学真正成熟和繁荣的关键。     

地方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评汪汉忠著《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人们对苏北由富庶到衰败的历史变化研究甚少,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著作不仅以新的视野研究了苏北地区兴衰的地方史而且通过当时社会救济、灾荒防治等政策的研究使社会史学研究有了新的面貌,即灾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政府及社会的灾荒政策问题,都有精到的描述与分析。     

近代南海诸岛海图史略——以英国海军海图官局及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近代测绘南沙群岛为中心(1685-1949年)

根据中外史料、特别是英国在南中国海自乾隆年间以来的测绘史料和航海志,介绍和研究了英国海军海图官局及日美法德四国近代测绘南沙群岛海域、即水文地理调查历史.探讨了高尖石及子虚乌有的1866年英国人蒲拉他士漂流东沙群岛、神狐暗沙与霍尔斯布尔格1821年绘制的南沙群岛海图,并且着重研究和考述了二战以前几个西方国家在南沙群岛的秘密水文勘测,这包括:英日1926年至1939年在南沙群岛、即“危险区域”的秘密勘测,以及美法两国在这一区域的一些秘密水文调查.指出:将17世纪以来的行船航海时对南海诸岛各险礁暗沙的经纬度测定落实在方格或标经纬度的海图上并不难,但是后来的行船者发现有的标在经纬度海图上的险礁暗沙并不存在,只是今天的三沙市地图却全单照录了,应当纠正.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的历史回顾与反思(1949-1976)——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

1949年至1976年间,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过程。以湘西苗族地区为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历了初期的振奋开局、中期被运动所裹挟和"文革"期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过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湘西苗族地区的运行实践不仅说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制度保障,更说明政治稳定和法治化环境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其他一切制度顺利运行的基本前提。     

近代上海地区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及谋生手段的变迁(1840—1949)

鸦片战争后 ,上海发展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随着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海居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及谋生手段也发生了随波逐流的变迁。     

地方史与社会史研究的新视野——评汪汉忠著《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人们对苏北由富庶到衰败的历史变化研究甚少，汪汉忠的《灾害·社会与现代化——以苏北民国时期为中心的考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该著作不仅以新的视野研究了苏北地区兴衰的地方史而且通过当时社会救济、灾荒防治等政策的研究使社会史学研究有了新的面貌，即灾害对社会发展和社会心理的影响，政府及社会的灾荒政策问题，都有精到的描述与分析。     

政府行为与近代航运组织的制度化 ——以湖南为中心的研究

新式设备的使用为航运业近代化了提供硬件的基础,组织的制度化则为航运业近代化提供了软件的必须。湖南近代航运组织制度化过程中,政府政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统一管制形成了组织的稳定性,规范经营构建了组织的秩序性,维护民轮体现出组织的目标性。航运组织的制度化一方面使其形成有序的运作模式,另一方面也因战时管制受到负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