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问题

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在唐代后期的知识界曾起过领袖的作用。现仅就韩愈的反对佛、道的斗争问题,略加论述如下。 一、韩愈反佛、道斗争内容的剖视 佛道二教自从汉代传入和产生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提倡,发展到了隋、唐,势力达到了新的高峰。特别是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农户,自征租税,自立法统,俨然成了一些独立的宗教王国。这样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又侵蚀了国家的财政,从而也激化了朝廷和宗教、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于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便纷起揭露佛、道(主要是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付奕、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吉甫等,从唐初到中叶,相继向皇帝剀切陈词,疾呼佛道危害的严重性。这些人就是韩愈反佛道斗争的先驱。韩愈的反佛、道斗争,正是有唐二百年来反佛、道斗争的继续发展。他的反佛、道,系以反佛为主,而反道次之。对于佛,他是“讼言攻之,嫉之如仇”的(《栾城集》卷20《试进士策向二十八首》)。反道则比较一般化。推其原因则为:     

论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在中外以及港、台的论著中,皆较多地注意到了韩愈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推韩、李为开宋明理学之端绪,不无道理。但对于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几乎很少涉及。在唐以后他的学说似乎断了线,这是不公允的。其所以如此,国内可能是泥于宋明理学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者柳宗元不相类之故。本文试图探讨柳宗元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就教于诸同志。唐中叶以后,政治上藩镇割据,国势日蹙;思想上释、道、儒三教鼎立,佛盛儒衰。鉴于此情,一些思想家便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国家。出现了黜佛、道而兴儒学的思潮。这个思潮     

应物:苏轼文道的新变

道与文道关系历来都是散文学的核心命题,道的变化引起文道关系的变化,文道关系的变化带来散文学的变化.苏轼之所以能在韩愈、欧阳修之后另立高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韩、欧之道有了新的发展,赋予了道以新的内涵.苏轼之道不再是纯粹的儒道,也不是儒佛道的简单叠加,而是应物、观物、寓物、游物之道或者简称为应物之道.应物之道意谓道在万物之中,人需要寓物方能体道,人在物中,但又不能有物,也不为物所有.这是一种多元的道,也是一种自我的道,快乐的道.明白了苏轼的道,也就基本明白了苏轼的散文学.     

韩愈散文与政治

韩愈散文与政治孙金荣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散文成就之高是不可争辩的。关于其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诸研究者着墨不少。然这个“道”在怎样的范畴和程度上对儒家道统进行了继承和宏扬？作者以儒道忠诚卫土和承继者自居，何以对孔孟儒学加以取舍？文与...     

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重要特征

佛道佛是中国哲学的三大主干。呈明"心性"之道是三家哲学的共同价值取向。在"心性"的基础上儒道佛各自建立了"仁爱之道"、"慈柔之道"、"慈悲之道"。儒道佛的价值观是与其方法论、思维方式紧密相联、高度统一的。具体言之,"人道法天"、"天人合德"、"体用不二"是儒道两家共同运用和遵循的方法论,它所要引出和凸显的是人之为人的"明德"、"天德"之性,而欲实现的价值终的乃是"止于至善"、"与道为一"。而佛教的责任、敬畏、感恩、慈悲、忍让、放下等价值观恰恰是建立在其"中道"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的。为儒道佛三家共同具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统一的思想也正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精神和重要特征。     

创儒道互补 成一家之言─—《史记》导读(中)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的“一家之言”具有非儒非道、亦儒亦道的特征，每每以儒低道，以道普儒，排斥其中不合理的因素，而将儒家的阳刚精神和道家的阴柔性质有机地融为一体、首创“儒道互补”。儒道互补体现于司马迁思想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整部《史记》。明此一端，关于司马迁及其《史记》思想的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体现为儒道互补：赞美儒家的大同小康，维护进步统一；排斥道家的小国寡民，反对分裂倒退；推崇道家的无为而治，摒弃儒家的繁文缩礼，以儒家的…     

程颐评程颢：孔孟之后儒家道统的唯一传人

程颐认为韩愈尽管提出道统论,但他所阐明的儒家之道仍停留在形下层面,不足与佛道的形上思辨相抗衡。周敦颐、邵雍、张载虽皆汲取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伦理,但周子的诚本论只是价值本体论,尚未上升到宇宙本体论;邵雍与张载各视儒家道德为道本体或气本体的属性,还不是本体本身,儒家之道被纡尊降贵,故韩愈、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俱非完整意义上儒家道统的传人。而程颢立足儒门,借鉴佛道,直接把儒家伦理奉为宇宙本体,在主张理本论的同时也有心本论思想,并以天理论道,这在儒家道统史、中国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还倡仁与万物一体、内圣外王等境界,初步完成其抗击佛道、重振儒家道统的历史使命,故被程颐等评为孟子之后道统的唯一传人。     

唐太宗文治思想述论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文治武功”兼备的封建皇帝。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他建有赫赫武功；唐王朝建立后，他又确立并大力推行“假武修文”之举。贞观初，魏征曾向他建议：‘堰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眼。”①唐太宗采纳了这个建议，实行数年，成效卓著。贞观时期，唐太宗“堰武修文”的文治思想，包括对待儒、释、道的思想、大兴礼乐的思想、驰情文史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的确立和与之采取的文治措施，不仅对巩固唐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起了重要作用；而且直接架构了“贞观之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一、对待儒、释、道的思想与政策…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

韩愈、白居易思想比较论纲吴相周韩愈、白居易是中唐后期文坛两大宗主，其创作、开宗立派直接受到思想观念的影响。因此弄清二人思想及其联系，对深入理解其创作和所代表的流派，无疑大有裨益。总的说来，韩愈是较为纯粹的儒家，从内到外，一生未变；而白居易则是以儒家思...     

韩愈谏迎佛骨的历史意义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韩愈,一生最大的功绩,除了倡导古文运动和在文学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之外,在思想领域里,他主张恢复儒家正统,排斥佛教和道教,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虽然他反佛的行动在当时未能很快取得成效,然而他反佛的理论却给后代留下深远的影响,并为宋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早在西汉末年,佛教就已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代愈     

理性的界限——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先秦两汉思想转型提供的启示 ,在我看来最重要、最值得玩味的在于 :从学术渊源看 ,自可以说两汉思想与先秦承传下来之“齐学”或“鲁学”有关 ,然而 ,它的宇宙论观念特别是带巫术色彩的信仰 ,却主要地是来自为先秦之知识精英所排斥的民间传统 ;因而 ,在将法理体制直接下贯于每个个人、使每个个人直接面对国家的严刑峻法的秦王朝败亡之后 ,两汉思想家借民间信仰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努力 ,同时即蕴含有重建礼俗社会的问题 ;礼俗社会正好借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世界的互渗不分的融贯性 ,为人们以情感与信仰维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家园”。     

韩柳交谊考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尽管政见、思想内涵、文学主张多有差异,但二人却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二人的友谊源自于柳镇、韩会的交谊和童年的交往,而在长安求仕、困顿科场则是二人友谊的进一步深化。     

唐人论唐诗——中唐诗论家之身份地位及其理论学说

唐诗发展经过盛唐高峰期后,承接的是中唐诗人,他们自觉地意识到需要求"新"、求"变"。所谓"中唐新变",是指从贞元、元和年间开始,诗人的诗歌创作及其理论学说出现崭新面貌,如韩孟奇险,元白平易,形成一股创新潮流。这些诗人,既是诗论家,亦大多是有功名官职的政治家;其诗论有承接杜甫现实主义带有儒家诗教色彩的"风雅"论,也有继承王昌龄饶富创作艺术的"诗境"说。在承先启后之余,更有一些思想上的突破。例如,中唐诗人宗儒尚"风雅",然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突破性地选取女性诗及僧人诗;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下开辟"雄肆险怪"诗风;白居易主张较为"意激"的"讽谕美刺"说;还有别具一格,由诗僧皎然、权德舆等倡导诗心禅趣之"意境"说,都是唐人新创。其贡献价值不仅在于古典诗歌,也在于现代诗歌之尚意韵味流。如此,中唐诗论确有它的底蕴内涵,在乎挖掘者深度。     

佛教与韦应物及其诗

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也是中唐大历、贞元诗人中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韦应物的崇佛习佛有其社会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朝纲混乱，政出多门，内有宦官弄权，外有强藩割据，统治者无心治国，党同伐异，亲亻妄远贤。士大夫阶层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一方面要立足社会，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因此时常产生痛苦的心理。随着中唐佛教的发展，士大夫间普遍热心佛说，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归宿。就韦应物来说，其崇佛还有更具体的主观原因，除了其遭受仕宦风波原因外，还有重要的两点：一是丧妻的打击，二是长年遭受痼疾之苦。韦应物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正是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韦应物的诗歌创作也深受佛教观照思维方式的影响，其诗作蕴含着禅宗所推崇的静寂与冲淡的内在精神，有不少妙悟禅境之作     

废名小说与禅佛精神

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但从世俗的立场吸收宗教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某些因素，至少对文学创作并非无益。中国现代作家得益于宗教信仰或受宗教影响而使创作风格别具一格的不在少数。废名的小说有文体之美，就是由于他深受禅佛艺术精神的熏陶。 废名会习静打坐、谈禅论道，有人亲见、亲闻、亲历。周作人《怀废名》一文记道：“废名平常颇佩服其同乡熊十力翁，常与谈论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余君与熊翁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     

宋仁宗时期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

佛老二教的避世思想与儒家积极干预社会生活的态度迥然两异,且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深为儒者所忧。宋儒继韩愈之后,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最广泛持久且最深入的反宗教的思想运动。对佛老二教的排斥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如宋代朱熹所说:“本朝欧阳公排佛,就礼法上论,二程就理上论。”二程以“理”排佛,论者颇不乏人,本文拟就宋仁宗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反佛老思潮及其特点等有关问题作一简要论述。 一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几经兴衰,至唐代而大盛。道教之于李唐,也备受尊崇。五代后期,周世宗大毁佛寺,佛教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道教在战乱中也被剥弱,即如道书《三洞修道仪》中所说:“五季之衰,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难逃解散。经籍亡逸,宫宇摧颓。” 宋朝建立后,佛道二教逐渐再兴。北宋前期,统治者为了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需要,提     

外儒内道,儒道兼修——嵇康比较下的嵇喜研究

嵇喜是魏晋玄学名士嵇康之兄。嵇康因其对庄子之道的执着追求和对《庄子》之文的大量引用,在魏晋庄学史上,备受瞩目。生活在嵇康阴影里的嵇喜,则被视为俗人而遭受讥讽和冷落。比较兄弟二人的赠答诗及其生平经历可见,嵇喜和嵇康同受庄子思想影响,但其接受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嵇康的接受偏离了庄子思想的实际,嵇喜的接受则更接近庄子思想的实质;如果说嵇康是儒道对立的代表,那么嵇喜则是儒道兼修的典范。嵇喜外儒内道的实践表明,儒道的对立并不影响儒道的相通,儒道的对立是学理层面上的,儒道的相通则是实践层面上的。嵇喜的成功就在于其儒道互补的实践。     

治身与治国──论《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思想主旨

长期以来，关于《老子河上公章句｝）（以下简称《河上注》）的成书年代及思想主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主张其成书于东汉①或魏晋②之说者以为此书之主旨在于阐明治身养性之道，带有浓厚的神仙家色彩。而认为其成书于西汉之学者③则指出书中反映的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特点，旨在向人们推行其思想与政治主张。之所以出现如此争论，关键在于《河上注》一书以"治身与治国"为纲，兼谈养身与治国之道，而至于治身与治国究竟哪个更根本，则是其"微言大义"。经过对原著及有关争论性文章进行详细考辨后，我认为西汉说更为合理。然而由于持西汉说之代…     

徐复观论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的一个突出贡献即在于它所阐发的儒道美学思想的会通.徐氏以"心的文化"为前提、背景和哲学基础,对儒、道艺术精神展开诠释.分析、提炼徐氏关于儒、道艺术精神之会通的观点,有利于总结儒、道两家在人格修养、工夫、境界、为人生而艺术四个方面的相通相和.     

韩愈"哀情"教育思想探析

韩愈在教育实践中常常运用"以哀感人"的教育方式,在此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哀情"教育思想."哀情"教育既是一种强调师生情感交流与共鸣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的教育策略,又是一种引导学生宣泄抑郁情感、培养学生积极心态和悲悯之心的情感教育.在中唐的社会背景下,韩愈运用"以哀感人"的情感教育方式来引导、培养弟子良好品性情操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这种教育理念以及围绕这种理论而展开的教育实践对当今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