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韩愈的“古文”关系

一、引言 “古文”一词,涵义有三:一指古代的文字,如甲骨文、蝌蚪文、钟鼎文、籀文、篆文等。一指古代的文章,如三代两汉之书,屈、宋、扬、马之作;广泛而言,凡非现代、当代的作品,都可称为古文。一指韩、柳所倡导的文体,是“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 唐宋古文运动,韩愈是拓荒者,欧阳修是建业者。韩愈在唐代提倡古文运动的时候,大声疾呼,召收后学,结果受到群众的“笑侮”、“聚骂”、“指目牵引”、视之为“狂人”。因此,他提倡古文,在当时没有真正的成功,但留下深远的影响。欧阳修在宋代提倡古文运动,既有柳开、姚铉、穆修等作先驱,复有尹洙、苏舜钦、苏舜元、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等友生为羽翼,加上位高名重,诗赋文词皆有杰出成就,故提倡古文,一呼百应,成绩斐然,凌轹千古。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小说”观

一中唐时期是踵武盛唐的又一文学高峰。诗歌方面,如元白、韩孟、刘柳,或二李张王,①无不另辟蹊径,各有开拓;散文方面,韩柳倡导唐代的古文运动,自树伟帜,雄视百代;小说领域,不仅唐人传奇蔚为大观,而且古文体小说也在开创之中,当时韩愈柳宗元挥洒如椽巨笔,成为转变小说观念的开风气     

韩愈古文运动的进步性

韩愈在哲学思想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他的政治态度,基本上依附于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但是他的身世、经济地位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跟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在根本利益上有其一致性。韩愈的政治纲领,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专制帝国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依靠大官僚大地主集团,但又耽心他们势力太膨胀了,实行割据(藩镇)和擅权(宦官),会对中央集权的统一和巩固不利,所以他跟大官僚大地主之间,又有着一定的矛盾。因此韩愈在政治上不免经常采取依违的态度。正因为他存在这种“骑墙式”的依违态度,有时就表现了他落后的一面。但是韩愈在文学上,特别是领导古文运动的前进这一辉煌的成绩,则肯定     

明代韩愈古文选本概述

韩愈古文文起八代之衰,从而成为后世文人为文取法的首选对象.明代八股文繁盛,在诸多为科考服务的古文选本中,韩文由于切合初学八股的需要,亦成为众选本青睐的对象.文章试图蒐罗明代选韩文的古文选本,从中亦可窥见明人接受韩文之一角.     

韩愈“古文”含义“与骈散无涉”吗?

张安祖先生的《韩愈“古文”含义辨析》一文认为 ,韩愈心目中的“古文”“与骈散无涉” ,这一观点与实情不符。在骈文达到全盛的南北朝时代 ,萧纲就提出了“今文”、“今体”与“古文”的对立 ,实即骈文与散文的对立。唐人继续沿用这对概念 ,其骈散对立的含义更加突出。初唐杨炯、盛中唐之际的独孤及、中唐李德裕、晚唐李商隐 ,对此皆有明确的论说。北宋欧阳修再次指明与“古文”对立的“时文”特点是“务以言语声偶裂。”五代史家刘亦称“近体”与“韩文”的不同是“多拘偶对”。中唐古文领袖韩愈、柳宗元对“古文”反骈以散的含义曾有多方揭示 ,韩愈弟子李翱及同代名臣裴度也对此有所印证。《辨析》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 ,是因为其中的辨析方法不够周严     

欧阳修文道并重的古文理论

从欧阳修所说的“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及在古文家中扬韩抑柳看，他是提倡先道而后文，充道以为文的。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又非以道代文，实为有前提的文道并重观念。尤其是他提出传记文写作的“事信”与“言文”两大基本要求，并对骈体文有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更可看出他的文道并重观念     

朝鲜汉文学家柳梦寅对韩愈古文理论的接受与变通——以“文以明道”和“不平则呜”为例

朝鲜王朝中期著名汉文学家柳梦寅的散文理论深受韩愈的影响：反骈文、倡古文,赞同“文以明道”和“不平则鸣”。但他又对韩愈的理论适当变通,并结合韩愈以来的理论成果和朝鲜的时代特征,扩充了“道”的范畴和内容,辩证地看待“不平则鸣”和“诗鸣其穷”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自己新的散文理论体系。     

韩愈之后第一人--论欧阳修对韩愈及古文运动的承继与传扬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极为当时及后世文人所推崇.而在古文运动自唐而宋的过渡、承接中作用最大,又最推崇效仿韩愈的,当首推欧阳修.欧文拟韩与欧诗仿韩,韩欧文体,宋盗唐与欧盗韩,法欧与宗韩,为前人对欧阳修在继承传扬韩愈及古文运动方面的评说,从而探索出韩欧之间的一线文缘.     

曾国藩古文理论初探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不仅为大清王朝的末期统治戎马一生,功盖群臣;而且借自己的声威和名望广传儒教,发明文章。在时人眼中,这位曾文正公的形象如其身后一副挽联所称:“蓄道德,能文章,是衡湘间气所钟,一代家风更谁嗣;以儒臣,兼武略,平东南数省大难,中兴事业独公多”。可谓集古圣贤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堪为人臣之风范,儒者之楷模。从而,在晚清文化思想领域里,曾国藩应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就立言一途而言,沉寂多时的古文之道,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标榜、鼓吹而重     

韩愈的夷夏观及其对古文思想的形塑

韩愈的夷夏观对其古文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韩愈夷夏思考的核心是排斥作为"外国之法"的佛教,树立"中国之法"。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了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其所谓"中国之法",并非单纯的儒道,而是包含了以儒为本的中国道统,以及兼容百家的中国文统,反映了对中国国家精神文化传统的丰富认识。中唐王权重振呼声强烈、边患压力加大,增强了时人的国家意识,构成了韩愈夷夏思考的重要时代背景。夷夏新识的激发,令韩愈走出唐代古文前辈宗经复古的传统格局,形成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兼取的独特古文思想。宋人对韩愈的夷夏新识颇多共鸣,这是韩愈古文思想能深刻影响宋人的重要精神背景。     

“散文热”与“古文运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不少报刊频频发表“女作家”描写购物、美容和逛商店之类的消闲小品(而后被评论界称之谓“小女人散文”)，并被当时媒体炒作得相当红火，继尔以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问世，一批理性胜于情感，学问大于体验的“大散文”更被不少报刊乐此不疲的选发。于是乎不少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纷纷改行创作了大批散文，终于在中国文……     

韩愈反佛道诗思想初探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是唐代思想界的泰斗“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同时,他也是一位独具一格的大诗人,其诗作受到过后代不少文人的美誉,但遗憾的是最能体现其文学性与思想性融为一体的反佛道诗却远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对其反佛道诗给以公允的评价是很有必要的。     

论“古文四象”说

桐城派姚鼐对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和美学的一大贡献,是精辟而系统地提出了阳刚阴柔的理论。姚鼐的刚柔论,详见于《海愚诗钞序》和《复鲁挈非书》,后者谈得尤其精彩、集中。它集前人风格论之大成,经过创造性发挥,将阳刚与阴柔之美二大基本类型当作重要艺术规律提出来,并深刻论证了二者的本质联系和转化,对两类风络特征作出了透辟概括和生动描绘。姚氏殁后,阳刚阴柔说成为后桐城派论文的核心理论之一。桐城派嫡传和私淑门弟子竞相奉刚柔论为家传之秘、升堂之阶,或著专文,或开馆授徒,多所发挥。姚门四大弟子之一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唐文治《勺…     

林纾古文理论述评

重视古文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是桐城派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在方苞、刘大櫆、姚鼎、曾国藩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在桐城派末代古文家林纾身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林纾不仅在《中国国文读本》等选评本的序言中列古文的特点、要求提出了不少见解,而且撰写过《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等比较系统的桐城派文论。林纾号称为桐城派     

老庄哲学中的“道”

<正> 道,是老庄哲学的基本概念。弄清道的性质,对解开老庄哲学将会有所帮助。本文愿就这一目的作些努力。前人对道的认识我们首先简略地考察一下前人对这个概念的认识。老庄之后,有韩非的《解老》,认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所然”,即物自身的规定性,是使该事物成其为该事物的东西。这是从事物的性质方面来说明道的。并提出了“理”这个概念,认为道也是“万理之所稽也”。从儒家那一方面,有《周易》的“一阴一阳之谓道”     

略论韩愈的反佛道斗争问题

著名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在唐代后期的知识界曾起过领袖的作用。现仅就韩愈的反对佛、道的斗争问题,略加论述如下。 一、韩愈反佛、道斗争内容的剖视 佛道二教自从汉代传入和产生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提倡,发展到了隋、唐,势力达到了新的高峰。特别是佛寺,占有大量土地、农户,自征租税,自立法统,俨然成了一些独立的宗教王国。这样既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又侵蚀了国家的财政,从而也激化了朝廷和宗教、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于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便纷起揭露佛、道(主要是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付奕、辛替否、姚崇、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吉甫等,从唐初到中叶,相继向皇帝剀切陈词,疾呼佛道危害的严重性。这些人就是韩愈反佛道斗争的先驱。韩愈的反佛、道斗争,正是有唐二百年来反佛、道斗争的继续发展。他的反佛、道,系以反佛为主,而反道次之。对于佛,他是“讼言攻之,嫉之如仇”的(《栾城集》卷20《试进士策向二十八首》)。反道则比较一般化。推其原因则为:     

跨文化视野中的“道”

普鸣(Michael J. Puett)教授所授中国哲学课程(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在哈佛大学深受欢迎,它的成功需要跨越双重的距离或障碍:一是从古典到现代,一是从中国到西方。从古典到现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几千年前的思想为何在今天仍有说服力。作者的手法是作两种提取工作,一是从经典提取论题,一是从生活提取可以证成问题的经验。这是一种哲学研究的尝试,经典与生活都是它的资源。其观念来自经典的启发,但其可信度必须体现在生活经验中。从中国到西方,则是处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正如从古典到现代需要某种观念的转换一样,从中国到西方,也得一番思想的提炼。当普鸣提出今人的思想误区时,实际就是为西方文化背景准备针对性的问题。外国同道对中国哲学所做的努力,包括教育传播或学术探索,其成功经验对中国学者都是重要的鼓舞。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学者在当代中国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其工作也能体现传统哲学的魅力,那对它的跨文化传播,一定会起助力的作用。人类精神事业的大道,是可以相互沟通的。     

论韩愈的“不平则鸣”说

不平则鸣,由中唐文学家韩愈提出。这一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作为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重要部分,这一承前启后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创作的动因以及优秀的文学应该具备的要素。本文将从思想渊源、内涵作用、后世影响三个方面来对不平则鸣说进行论说。对这一思想进行分析与把握,无论是对于理解当时的文学运动与文学著作,还是对于指导当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都有着巨大的益处。     

从韩愈古文运动的失败看唐代骈文的文体地位

韩愈的古文改革,乃是一场对儒家精神进行重新建构的文化运动。但唐朝总体的时代文化和政治精神对这一思潮持消极态度,在唐人心目中,骈文已转化为一种时代文化的心理,具有极大的广泛性和稳定性。国家公文、科举取士,皆以骈文为本。凡此种种,皆使古文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事实上,经由六朝的全面振兴和初盛唐的进一步发展,骈文已充分显示出其作为一种文体不断充实发展、及时进行价值转换的优势,而在整个唐代长盛不衰。但从长远看,古文运动虽然"失败",但这种对骈文的文体霸权地位挑战的努力却始终存在。唐以后的中国散文史,即转化为古文与骈文此消彼长的历史。     

重论韩愈“以文为诗”

概念的泛用与缺少诗艺谱系的回溯比较是目前关于韩愈"以文为诗"的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如果还原此概念内涵的建构过程会发现混淆评介宋人与韩愈"以文为诗"的话语拥有悠久的传统,"以议论为诗"即是一个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被发明"出的维度。以散句入诗的艺术手段代有传之,具体程式上则有着显豁的区别,考察韩愈采取何种模式创作杂言有助于揭橥其独特的书写策略与匠心,为沉湎于抽绎特点——对应举证式的研究提供被淹没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