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及其收敛性

随着服务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高,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距也日益明显,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这种差距的主要因素.根据1985-2007年数据,运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和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变动的规律及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此期间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的下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造成了不利影响;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距,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率虽然快于中西部地区,但其技术效率低于西部地区,并出现恶化现象;全国各地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而且会向自身的稳态收敛.     

科技服务业集聚、地区创新能力与经济增长——以北京市为例

结合知识生产函数和A-H经济增长模型,为科技服务业集聚、 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建立理论联系,并以北京市为例,利用1985-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VEC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科技服务业集聚、 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比较稳定的长期正向关系;科技服务业集聚可以促进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又会共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进一步发现,从长期来看,科技服务业集聚、 创新能力和经济增长都较大程度上受到科技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即促进科技服务业集聚的政策措施亦可以在提升地区创新能力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起到较大的积极作用.     

日本服务业的发展与困境——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实证检验

在日本实现工业化后,日本经济的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但与此同时,服务业所固有的生产率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日本服务业的"成本病"问题突出,影响到了经济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经济理论分析发现,提高服务业生产率有其必要性,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趋势之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关键。在运用时间序列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日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因素,发现:专业化程度、工业化程度以及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将有助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甘肃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与路径研究

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高质量发展是适应这一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发展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服务业、传统制造产业质量不高,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乡建设质量需待提升等问题。在新的发展阶段,相对于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甘肃省要想实现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就必须在发展理念上有新的认识,构建包括发展战略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空间布局结构优化、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等在内的支撑要素,同时把解决省内的贫困问题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底线。     

融合多元:甘肃服务业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服务业作为内需产业,以渗透性、辐射性和柔和度等特点,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潜能。后疫情时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业大有作为。对甘肃省而言,要以多元融合方向,大力发展服务业,稳定就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释放消费潜力,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拉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探析

目前制约我国农村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资源分散利用导致规模效应缺乏,结构转换滞后导致协调发展困难,利益机制扭曲导致发展动力欠佳,制度安排缺失导致运行质量不高等问题。经济持续增长的路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城乡统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应通过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从制度安排、统筹计划、结构调整、科技创新、要素流动等方面为实现效率型经济增长创造条件。     

生产性服务业与专业化分工:促进工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新途径

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制约或促进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工业生产中已融入了越来越多的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工业生产过程中中间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增加,使生产性服务业和工业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服务业和工业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密切.在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关系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的计量分析,从产业层次看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确实促进我国工业的增长.国外工业发展过程中信息服务业对工业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改进生产流程和提高生产效率上,因此,要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来实现新型工业化,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刍议

环境和资源的外在约束、制造业和传统服务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使现代服务业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选择.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并在我国迅速崛起.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我国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意义深远.文章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崛起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两大空间和三大重点.     

当代我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演化

科技管理与经济增长协同演化的核心在于实现技术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有机统一.国内经济、科技发展状况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世界范围内发展观念的转变、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客观趋势为实现这一目标创造了必要前提.     

1978-2006年黑龙江省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通过理论分析,经济学中三种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各有优劣之处.通过导入数据可以估算出黑龙江省1978-2006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变动趋势,并分析出资本、劳动力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全要素生产率计算方法可以测算得出结论:目前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特别是重工业化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还主要依靠资金等要素投入实现的.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中国政府的管理规则系统

完善的政府管理规则系统是政府管理自身的基本工具之一.中国政府管理的规则系统包括正式规则系统和非正式规则系统两个方面.前者主要包括与政府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党内法规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力量,虽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在法律和行政系统规则规定的框架内运行,但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对政府尤其是政府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起着约束作用.非正式规则可分为与正式规则相客和与正式规则相悖两种:与正式规则相悖的规则又称"潜规则",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中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方;有些非正式规则也能发挥正面作用,如有时能提高执政效率,弥补正式规则的不足等.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正式规则应该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行为规范,以保证公共行政的公开、公平和公正,但非正式规则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引导和制约的作用.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把那些符合公众利益的有积极作用的非正式规则上升为正式规则,并且限制非正式规则负面作用的发挥.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